骑士比武对中世纪西欧基督教会“反竞技”禁令的影响

摘 要：中世纪是基督教的繁盛时期，反对体育竞技，强调宗教对身体的掌控，是西欧基督教 会“反竞技”禁令的主要内容。通过文献资料法、历史分析法，阐释骑士比武对基督教会 “反竞技”禁令的影响。研究指出，骑士比武制度的形成有力地冲击了西欧基督教会 “反竞技”禁令的实行，通过消解比武活动中的暴力性因素、变革比武内容、选择在宗教节日期间开展比武活动等方式，不断寻求与基督教会之间的妥协与和解，促使教会内部的“反竞技”态度发生转变，最终解除对各类竞技比赛的禁令，使西欧各国的竞技体育迈入重振之路。

关键词：骑士比武；中世纪；西欧；基督教会；反竞技

中图分类号：G811.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2076（2018）01-0066-06

Abstract：The Middle Ages is a flourishing period of Christianity. Being against sports competition and emphasis on religion control of the body， are the main content of "anti-competition" ban of western Christian church. Through the literature material law and history analysis， it illustrates the impact of knight tournament on the ban.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the formation of knights tournament system powerfully struck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an； through eliminating the violent factors in the competition activities， changing rival content and selecting the jousting activities during religious holidays， knight tournament system constantly sought compromise and reconciliation with the Christian church， prompted attitude change within the church， and eventually lifted the ban on all kinds of sports competition， making the revival of Western Europe competitive sports.

Key words：knight tournament； Middle Ages； western Europe； Christian church； anti-competition

在基督教盛行的西歐中世纪，曾经烜赫辉煌的古希腊时期的体育运动文化遭到了无情的摧毁和打击。在宗教教义的影响下，有意识的身体锻炼已经基本不存在，为备战而需要的军事性身体训练只是发生在军事战斗或者在节庆日前进行。宗教将所有与教义无关的空闲和身体活动都视为逆反与不敬行为，中世纪西欧基督教会倡导对社会生活的绝对要求是“要么祷告，要么劳动”，无论是修道院还是市民社区，绝不愿意看到那些“手舞足蹈”的游手好闲者[1]。 “反竞技”成为这个时期基督教会对市民与僧侣参与身体锻炼活动的鲜明态度，在这个被劳动时间及宗教时间所主导的历史时期，任何运动、表演和仪式活动，都会通过宗教的手段被精心安排，以不致于违背宗教仪轨。基督教会认为，身体活动所带来的激情会使人面临背离自身和上帝的危险[2]，因此，反对体育竞技，强调宗教对身体的掌控，成为中世纪西欧基督教会“反竞技”禁令的主要内容。但由于对外作战和对内维护统治的需要，骑士比武作为一种宫廷礼仪和社会活动被延续下来，对中世纪西欧基督教会“反竞技”禁令的解除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 骑士比武制度的形成对基督教“反竞技”禁令的冲击

在中世纪西欧的封建社会中，由国王、贵族和骑士等不同级层的封建主组成了森严的社会等级体系。但基督教会已经成为拥有实权的统治阶层，他们限制了世俗封建主的权利和义务，与世俗封建主一起维护既定的封建制度。在对外战争中，重骑兵作战兴起，骑士则是重骑兵的主要组成部分，伴随着战争形式的变化，骑士逐渐成为中世纪西欧封建国家最重要的防御力量，并逐渐演化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阶层，参与到国家与社会生活之中。形成于十世纪的比武制度是骑士培养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但由于不同意骑士们因为自己的轻佻行为而受伤致死，骑士比武制度遭到了教皇与西欧一些世俗统治者的强烈反对。尽管如此，骑士比武竞技依然盛行，并且成为骑士训练的核心内容，在此过程中，出于贵族阶层与社会民众的要求，骑士比武制度存在于世俗封建主与教会的一系列妥协之中，并对教会的“反竞技”禁令形成了强烈的冲击。

1.1 教会对贵族阶层宫廷竞技需要的妥协

中世纪中期，由于数次对外作战失利，贵族们感觉到必须重新启动自己的军事理想，并将这些理想展现给别人，甚至要将其发扬光大。在宫廷中举办竞技活动成为最好的选择，骑士比武恰好迎合了贵族阶层们的需求，开始在宫廷中流行起来。但由于教会的强烈反对和“反竞技”禁令在信教民众中根深蒂固的影响，贵族阶层对已有的骑士制度作了修改。在宫廷竞技中，暴力有所减弱，而强调骑士们对身体的掌控和不俗的仪表，甚至还创建了适用于骑士比武的宫廷礼仪。在宫廷竞技中，所有的骑士比武已不再是比武，而是竞技。伴随比武的是庄严肃穆的节日庆典、欢庆胜利、加冕等宫廷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教会“反竞技”的理由。虽是如此，骑士在宫廷中的竞技仍与真正的决斗有潜在的相似性，况且骑士为了维护自己的荣誉，不能容忍失败存在，宫廷竞技依然残酷。《勒内国王时期骑士比武集》中记载了多次有关贵族举办的宫廷骑士竞技活动的惨烈比武场面。有一个典型的场景描述到：“骑士们一个接一个地跑动，在刺向对手的时候，一个骑士的矛突然断了，他失去了防御能力，对手的矛接着就刺穿了他的手臂。[3]”在宫廷竞技中，骑士们依然狂暴，兵刃相接的次数依旧频繁，骑士受伤的事件多次发生，这为教会的“反竞技”禁令提供了口实，甚至有宗教狂热分子将用于骑士比武的道具放到柴堆上烧毁，他们将骑士比武蔑视为“卑鄙可耻的游戏，能引诱人犯罪的活动，将其与赌博和戏剧归在一类”[4]。面对这种情形，一些世俗封建主将骑士比武与宗教节日结合起来，因为在中世纪宗教节日的数量相当多，每年至少有50～70天的时间用于举办宗教节日庆典，为宫廷骑士比武活动提供了机会。许多城市根据圣者的纪念日来安排骑士比武，教会也不得不默许。因此，骑士比武制度作为多方利益诉求的复杂合体，在教会与宫廷贵族的不断博弈之中留存了下来，并且打破了教会“反竞技”禁令的神圣性和不可侵犯性，为中世纪西欧社会其他竞技活动的产生与延续开凿了空间。

1.2 教会对骑士比武的禁令由于军事需要而松动

基督教第一道禁止骑士比武的禁令颁布于1130年，是在克莱蒙宗教会议上通过的[5]。它禁止“举办那些可恶的集市或年市，届时骑士们根据其习俗聚会，好勇斗狠，这往往导致男人们的死亡，让灵魂遭受巨大的危险”[6]。为了阻止骑士比武，教会甚至拒绝将死于比武的骑士埋葬在教会墓地，这就意味着他们死后的地位与自杀者相同。在西欧各国，教会对骑士比武排斥最为严重的是中世纪的法国，在1139年举行的第二次拉特兰主教特别会议上，禁止骑士比武的禁令推广到全国所有的基督徒中。到1179年第三次拉特兰主教特别会议上该禁令一再被重复，整个法国从国王到骑士都遵守这道禁令，部分原因是因为比武可能会对兵役制度产生不利影响。直到中世纪中期，当比武因引入固定规则而失去残酷和危险性，并且受军事行动所需要时，禁令才开始松动。罗马教皇此时承认，骑士比武是准备十字军东征的有效训练和准备措施。在法国瓦鲁瓦王朝国王腓力六世时期，主张骑士比武的大臣德沙尔尼在他的《骑士书》中描述了骑士比武和兵役是理想的补充关系[7]。由于教会逐渐放松了对骑士比武的要求，其他竞技体育活动也开始逐渐复苏，并扩展到波西米亚、波兰和匈牙利以及波罗的海沿岸的中东欧国家，由骑士比武制度延伸的竞技精神也逐渐流行起来，有力地回击了教会的“反竞技”禁令。

1.3 仪式化的宫廷骑士比武冲淡了宗教的色彩

骑士比武广受世俗封建主的欢迎，他们在与基督教会仪轨的周旋中，经常举办一些骑士比武竞赛，并且颁布比武规则。霍亨斯托芬（Hohenstaufen）王朝时期，经常在宫廷举办骑士比武[8]。这个时期，在宫廷大型聚会上所举行的骑士比武已经高度仪式化。其规例包括：有固定的比赛规则、发正式邀请函、修建正规比赛场地、有监督比赛的裁判、胜利者由仲裁委员会宣布等等。对贵族来说，骑士比武是大型聚会的核心活动，在此期间，为了不与教会的禁令发生正面冲突，比武活动之后需要举行礼拜，但礼拜之后紧接着就举行音乐、宴会和舞蹈活动，宗教色彩已经淡化，社交的性质非常明显。再后来，其他社会阶层也纷纷起而效仿，例如住在郊区的不太显赫的贵族们也组织比武竞赛和其他竞技活动，不过参与的人只是伙计和雇工而已，教会对此也并没有进行过度的干涉。仪式化的骑士比武仍然是中世纪西欧宫廷聚会活动的核心体育内容。比武活动需要有正式的邀请，其中会提到比武的奖品，奖品往往由女士捐赠并由她们颁发，这对教会的比武禁令来说是一个挑战。但由于世俗封建主的协调，在最终的比赛场景中，不仅有华丽的服装、优美的音乐，比武的内容还有射弩、射箭、标枪、掷石、跳远等单人项目，另外，赛跑、跨栏赛跑、摔跤和球类游戏也融进了比武之中，参加比武的骑士数量可以达到数百人[9]。先通过分组，然后分别进入到指定的休整区域并规定好资金问题，通常分为两个区域，一個在城内，一个在城外，并且要事先搭建好比武场地[10]。这些变化标志着宫廷组织的骑士比武已经从公开的厮杀开始演变为仪式化的表演活动。在休息期间，甚至可以欣赏到女孩表演的舞蹈。此种情形已经突破了中世纪严苛的宗教仪轨，在宫廷仪式化的骑士比武中，宗教的色彩已不再明显，骑士比武的竞技性、表现性逐渐增强。

2 骑士比武通过自身变革以规避教会的“反竞技”禁令

2.1 通过消解比武活动中的暴力性因素，以获得教会的默许

在中世纪中期的西欧社会，基督教禁止“聚众竞技”，宫廷之外的骑士比武被视为“不能容忍的聚众斗殴行为”[11]。这个时期，骑士比武中流行的“马上长枪”项目是节庆期间的重头戏，长期以来，骑士比武甚至就是“马上长枪”的代名词。但马上长枪项目过于危险，比赛场面也非常混乱，竞技过程中骑士们的癫狂状态常常引发骚乱，参赛者胸甲上鲜血淋漓，受伤者惨遭践踏，尸体横陈，确实让人感到不适。例如1017年西班牙举办的一次“马上长枪”的骑士比武中，出现了这样的场景：“人血和马血污染了各个角落，目睹了这一切的人都在喊着老天、老天……小姐们惊声尖叫，哭喊着老天发发慈悲。[12]”诸如此类性质的场面不胜枚举，这些事件引起了教会的极大不满和谴责，也为教会的“反竞技”禁令提供了证据，他们越来越不能容忍骑士比武中不加以控制的暴力，“反竞技”的呼声愈发高涨。迫于教会的压力，骑士比武的暴力性因素逐渐消解，被视为最具暴力性的“马上长枪”被改为穿圆环竞技和击木靶比武两种形式，每种形式都以特定的姿势为基础。例如穿圆环竞技是将长矛穿过突出于木栅栏上方的圆环，击木靶比武是用长矛猛击某个固定的障碍物[15]。比赛的性质发生改变，危险性大大减少，技术超越了暴力，动作的灵巧取代武力的对抗，避免了参赛者之间的流血冲突。暴力性因素的消解既保留了骑士比武竞技象征的意义，又不至于挑战教会的权威。

2.2 变革比武内容，以减少与教会之间的争议

为了避免与教会“反竞技”禁令的冲突，中世纪后期，骑士比武不断变革内容。首先表现在建立固定的比武场地和引进裁判组制度，所使用的武器也从尖锐变钝，同时，大型的集体骑士比武活动也不再举行，取而代之的是有固定规则的双人比武。比武内容的变化对骑士来说不再意味着是生死之战，武器则是使用顶端有小帽的矛，比武成为没有生命危险的表演赛。双人比武成为中世纪后期骑士比武竞技的主要内容。但双人比武同样受到教会“反竞技”禁令的诟病，认为“两个人之间的打斗，容易使人忘却本质”，双人比武与“基督教神圣的召唤无法兼容”，双人比武是“撒旦的发明”等等[13]。因此，后期在英格兰和弗兰德斯出现了圆桌骑士比武，这种形式的比武取代了过去单纯的双人比武。比武场地由栏杆围成，骑士们骑马进入该场地，场地中央的看台上坐着国王、骑士心仪的女子和裁判组。骑士们和对手相逢之后，都是象征性使用各色盾牌来进行挑战，骑士们的比武活动成为展现个人力气与健康的场景，比赛自身已不再那么重要，表演和展示成为比武活动的重头戏，骑士比武逐渐演变为节日庆祝活动的一部分。对此，教会的态度不再那么强硬，开始将骑士比武定义为“纠正性的动乱”[14]。教会对骑士比武的立场也有所缓和。在后期，骑士比武内容仍然在进行不断的变革，试图将与教会的冲突降到最低限度。

2.3 骑士比武活动中增加游戏成分并选择在宗教节日期间开展，消除了教会的部分顾虑

至中世纪末期，骑士比武中的游戏成分不断增加，带有游戏性质的项目也出现在骑士比武活动中。例如球类游戏就深受参赛者欢迎，在特定的比赛场地，参赛者们可以从早晨一直赛到天黑。球类游戏对参赛者双方的人数没有限制，对接触球的身体部位也没有过多的限制，唯一的禁令是不许谋杀和故意伤人，场地有时会绵延数公里，即使球掉河里了，比赛仍然不会中断。教会刚开始时持强烈的反对态度，认为球类游戏有悖于修行者严肃的心性。诺丁汉郡的一位主教发布了反对骑士们进行球类游戏的言论，他认为：骑士们这种无聊的比赛，不是用手扔球，而是用脚踢球，即使不说是粗俗和不人道的，也比所有其他游戏都是更无益处的，这游戏很可恶，此外这种游戏还常常因为意外事故而遭人耻笑[15]。鉴于教会的压力，政府也开始颁布禁令。在英国颁布的有关骑士球类比赛的禁令是爱德华一世时期，其主要内容是：“骑士们追逐大球会在城市里产生很大的噪音，导致出现许多上帝想防止的坏事，我们可以代表教皇命令今后禁止在市内开展这种活动，违者监禁。[16]”此后在5年内颁布了近10道禁令。为了消除教会的顾虑，举办者开始有意识地选择在宗教节日期间举办带有一定宗教色彩的骑士比武游戏。如从1172年开始，诺曼底与里昂的骑士比武开始选在每年的圣灰星期三之前举行，地点选在莫泰弗圣母修道院的正门前。法国、意大利和英国也都有同样的选择，并为其取了带有宗教性的名称，如忏悔节骑士戏球、复活节赛马等。在圣诞节和城市守护神纪念日依然有各类游戏性质的比武活动。选择在宗教节日中开展比武游戏，是骑士阶层对教会强硬态度的一种示弱，但却有效地维护了骑士比武制度的延续性。

3 教会“反竞技”禁令与骑士比武之间的妥协

3.1 世俗统治者与教会之间的妥协

中世纪基督教对竞技活动向来是持敌视态度的，迦太基教会主教、早期基督教著名的神学家和哲学家特图里安始终认为“竞技是对魔鬼的崇拜”。清教徒在14世纪初烧毁了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的《体育之书》，因为此书把一周中唯一闲暇的礼拜天用来开展体育运动，这在他们看来是蔑视神圣的教义的，这种态度也是中世纪基督教“反竞技”禁令中敌视身体竞技观点的延续。在教会史上，以拉丁教父自称的德尔图良在其《论游戏》中，把所有体育场、跑马场和露天竞技场中的训练和游戏都称为“被魔鬼诅咒了的不洁行为”[17]。但与之相反的是，上层统治者对骑士比武活动的热衷仍然持续，在骑士比武活动中，开始出现了各类性质的赛事。最著名的是由不同的派别组成的比武队伍，他们有属于各自的不同颜色：蓝派、绿派、红派、白派，不同派别的颜色影响着骑士们的想象力和比武生活。骑士们的服饰及各自派别的颜色与政治相关，以避免牵涉到宗教问题。事实上，骑士比武活动不仅仅是简单意义上的体育活动，它把皇室、掌权的政治家、贵族等联系在一起，可以在骑士比武活动的巨大背景下表达他们对政治生活的意见，骑士比武的赛事为他们进行政治讨论提供了最好的机会。这个时候，世俗统治者的一些论调难免会与教会“反竞技”论调相抵触，但他们找出了折中的办法，指出教义中并没有明令禁止比武、游戏与竞技，所以是可以去露天竞技场、比武场和体育场观看骑士比武赛事的。对此，教会的态度由强硬逐渐变为模棱两可，甚至有所转移，如中世纪晚期的神学大家们使用体育中的隐喻，以便让别人明白自己对骑士比武活动的态度，如米兰主教安波罗修在谈到骑士比武时说：“骑士应该是上帝的一名运动员，他们更像即将挑战这个世界的摔跤手。”[18]

3.2 观众与教会之间的妥协

13世纪后期，骑士比武的表演性进一步增强，观众数量激增，在与教会的较量中，竞技比武场面的变化以及表现最终占据了上风。例如那不勒斯障碍比武是中世纪后期最后几场骑士竞技比武活动之一，这次比武清楚展示了这一变化。当时，国王总督想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庆祝法国和西班牙的结盟，于是他张贴了挑战书，并要组织一场表演。出于对教会反对意见的考虑，他扩大了观众的范围，要求包括平民在内的约5 000名观众来观看自己组织的骑士比武活动，以增加人们对这一活动的声援，借此缓解来自教会的压力。这次比武活动的表演性大大增强，从颁奖的名次中就可以反映出来，一等奖颁发给最佳装备者，二等奖颁发给最佳创造者，三等奖颁发给最佳口号者，四等奖颁发给为了爱情折断矛枪的最佳战斗者[19]。14世纪以后，以围绕教皇的教会上层阶级，开始在教会内部讲排场、求奢华，一时间，奢靡之风在教会上层愈刮愈烈，骑士比武成为各级教廷开展社交活动的主要方式之一。比武竞技本身已经失去了早期的本质与特征，逐渐成为上层阶级开展庆祝活动的内容，来自教会内部的广大僧侣也成为骑士比武活动的主要观众群体，大型的骑士比武活动均有很强的戏剧性和表演性，娱乐功能越来越强，军事目的则愈来愈弱。由此可以看出，骑士比武竞技的戏剧性和表演性超越了其战斗性，表演创造超越了竞技实效，使教会反对骑士比武中“野蛮竞技”的理由逐渐淡化。

3.3 骑士比武内容与教会要求之间的妥协

骑士比武的表演性增强，还表现在竞技比武活动中伴有的大量故事内容与情节。在14世纪中期，法国奥利维耶王族就举办过数次骑士竞技比武，其故事背景主要是描述一名骑士去解救一个“被囚禁的公主”，或是为了打击各种“流浪骑士”。競技比武开始参照传奇故事，演绎神话中的动物和人物，通常在竞技场的入口处会挤满神话故事中的各类角色和热情的观众。例如，中世纪后期，勃艮第王室的骑士竞技比武已经引入了完整的故事情节，其内容与原始的骑士竞技比武内容截然不同，采用这种方式是为了使竞技更加吸引人并增添娱乐气息。但是，当时的教会仍以“反竞技”为理由，攻击骑士比武中的“危险对峙”，教会认为战斗依然是骑士比武的主要部分，特别是奖励只能颁给舞刀弄枪的高手，这是有违《圣经》规约的。王室则坚称骑士比武的目的是为了表现骑士真正的勇气，而非要违背上帝的旨意。在这种观点的对立过程中，贵族组织的骑士比武活动有了双重性的变化，一是竞技比武中越来越重视技巧能力和身体灵活性，即观赏性，用于争取观众的声援；二是越来越重视表演内容的程序，用于缓解教会的压力。有人认为：“比武大赛除了粉饰隆重的宫廷盛况外已与其他事情无关，如果再反对这种在15世纪已被认可的多少有些放肆的活动，教皇的禁令会显得可笑”[13]。在这个过程中，骑士比武的精神本身发生了变化，竞技的动机和意义已经发生改变，在改变自身的特征和迎合教会的要求中逐渐异化。

3.4 教会与骑士阶层利益之间的妥协

骑士与基督教会神职人员在中世纪森严的社会等级体系中伴有不同的角色，神职人员维护着整个社会的信仰体系，骑士则担负着保卫国家和社会等级体制的任务。神职人员崇尚上帝，他们负责把对上帝的崇敬和信仰播撒在每个信众的意识中，通过教会或修道院实现来自政治与经济、思想与文化等方面的回馈，同时满足自己的精神需要。而立足于世俗生活中的骑士则要把保家卫国列为自己的首要职责，他们需要通过战争和各类军事行为来展现自己职业存在的价值，这也是他们获取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的前提与基础。尽管骑士们也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但他们的信仰更多充斥着对世俗生活的保障及抚慰由职业特点带来的精神失衡。另外，反对贪婪与暴力是基督教会一贯的主张。中世纪的教会，虽然自身通过各种途径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但却对其他阶层（包括骑士阶层）财富与欲望做出了严格的限制，其原因不仅是出于教义的要求，更重要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不受骑士阶层的侵犯。但在现实生活中，许多骑士参加比武活动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获取物质的奖励。在中世纪早期的一些骑士比武赛事中，获胜的一方可以获得失败方的盔甲、战马和武器等，而失败方只有在聚集了足够的财力后才能赎回。因此，胜利方则可以“兴奋地从战败者的身上拔下带有血迹的盔甲”[20]，追求比武赛事的胜利已成为骑士谋求财富的主要方式，胜利者希望赢取更多的比赛，而失败者则不甘心财产被无情地掠走，他们会摩拳擦掌准备赢取下一次比赛，以赎回自己的财富与声誉。在这种经济利益的驱动下，教会“反竞技”的禁令已不再显得那么有威力，骑士们甚至公开表示对教会“反竞技”条例的不满，认为其阻挡了他们发财和维护骑士声誉的路径。

4 骑士比武制度的改进促使教会内部“反竞技”的态度发生转变

随着骑士比武制度的不断改进与发展，在13世纪的后半期，基督教会对骑士比武的敌视态度有所转变。1281年，教皇马丁四世对尼古拉三世制定的反对竞技比武教谕进行了部分更改，虽然仍保留着某些明显的反对原则，但同时显示出了教会内部“反竞技”强硬态度的软化倾向，在后来的神职人员撰写的教会故事中也能看出这一变化。例如一僧侣作家描写了这样一个情景：“一位骑士前去参与一场比武活动，途中遇到一座教堂，他则下马进入教堂礼拜，等虔诚地做完祷告之后，他策马扬鞭前去比赛，但途中遇到了看完比赛的观众，这些观众向他表示祝贺，祝贺他已经获得了比赛的胜利，并称赞他在比赛中的神勇表现。当他的随从向众人证明他并没有参加比赛之后，人们相信定是圣母玛利亚代替他的角色完成了比赛，胜利应属于圣母。[21]”诸如此类性质的故事很多，这类故事一方面显现出教会要劝导骑士虔诚信教，另一方面则表现出对比武竞技的容纳态度，这与以往激烈的“反竞技”论调有所不同。14世纪中后期，许多僧侣作家出于对宗教战争合理性的维护，不满骑士阶层的作战能力，因此倡议举办各种类型的骑士比武活动，甚至有神职人员认为宫廷骑士比武活动华而不实，导致骑士技能不精，懒惰且贪婪，应该举办和古老骑士竞技场景一致的比赛活动，以提升骑士的战斗能力和勇敢精神。至中世纪末期，教会对骑士比武竞技呈现出极大的容忍态度，间接促成了教会“反竞技”禁令的解除。在教皇可列门图六世时期，教廷逐渐成为世俗王公大臣们的附庸，包括骑士比武在内的各类竞技活动逐渐成为世俗的欢庆方式，骑士比武和其他竞技活动由教会眼中的洪水猛兽逐渐演变为不可或缺的世俗生活，除不允许神职人员参与其中之外，教会对竞技活动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教会“反竞技”的禁令已不复存在。

5 结语

骑士比武对中世纪西欧基督教会“反竞技”禁令的冲击，其实质上体现的是骑士阶层与教会之间的一种力量博弈关系，经过多方利益的浸润与调适，最终实现了妥协。首先，骑士信仰基督教与否，不仅是自身精神需要的满足，而且关涉到自己的身份与荣誉能否被教会所接纳。教会庞大的财产与显赫的地位需要骑士通过武力来维护，也需要骑士进行宗教战争、打压异端邪说等。在这种情势下，教会对于违反禁令参加比武的骑士的处罚必定不会过于严苛，而以各种理由逃过处罚的骑士为数众多。其次，教会的“反竞技”禁令中规定，违反禁令的骑士将会被开除教籍，在比武中死亡的人和致人死亡的人不能埋入教堂墓地，这对骑士们的精神与心理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因此，骑士们必须控制在比武竞技中的残忍暴力和血腥无情，使骑士比武竞技活动更趋于文明和观赏性，表明了骑士阶层也做出了让步。最有意义的是，通过逐渐解除对骑士比武的禁令，教会最后放弃了对社会中各类竞技比赛的禁令，在中世纪末期，竞技运动开始复苏，人们重新体验到了竞技活动为整个社会带来的新鲜感觉，也为文艺复兴时期体育思想与活动的繁荣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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