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吴耀宗先生的晚年
时间：2020-04-23 05:16:5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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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耀宗先生是中国基督教的杰出领袖,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的主要发起人。
我1959年以后(具体时间记忆不清,正式调入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是1962年)至1965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前的一段时期,在吴耀宗办公室里当秘书,有幸与他有一段日常的接触。
一、孜孜不倦地学习与思考
当时他已年近古稀,由于双眼高度近视,看书写字都很困难,全国三自的同事们屡次劝他不必来办公,有事可以去他家汇报,可是他除了患病以外,总是每天准时来到办公室。当时全国三自的办公室在圆明园路169号,与文汇报社毗邻,吴耀宗的办公室在三楼东南角,我隔着玻璃窗可以看到文汇报的办公室。我们单位里没有食堂,中午吴耀宗家里用当时老百姓普遍使用的层叠饭盒为他送饭,饭后他就在隔壁小房间的床上略事休息,生活很简单。
我过去与吴耀宗并不熟悉,有时开会听他讲话,对他的印象是不苟言笑,极为严肃,因此初到他身边工作时,心情紧张,很怕出差错。秘书工作并不繁重。因吴耀宗是严谨的学者,写文章从不要我代笔,至多是逐句口授成文,由我记录下来。我的日常工作主要是为他读文件、报纸和中外刊物重要的文章。他对我的要求是严格的,可那是出于对青年人的真心爱护。他从来没有因为我读错或写错什么而责怪我,可是即使是读音的错误,他也要我去查字典纠正。如果是写文章,引文必须核对无误。这些教导使我受益终生。
吴耀宗对国际国内大事非常关心,每天要读大量书报。每有重要事件,即使文章或社论很长,也要尽量当天读完。有时感到疲劳,就休息一下再继续读。他听时注意力非常集中,有的要点要求反复读,直到完全掌握精神。但他不是囫囵吞栆,而是边听边思考,一篇文章读完以后,他不但能够复述要点,而且很快就能发表他自己的体会。他讲真话,讲实话,不喜欢讲套话,又善于分析问题,因此他的发言总是既敞开又有实质性内容。记得有一次他曾对我说起,毛主席在某场合听他的发言后,曾经用三个字夸奖他:“有分析。”
他是一位爱国人士,从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起,一直担任全国人大常委直到去世。领导上对他很尊敬。60年代时,中央统战部就特别拨给他一辆进口轿车。他70寿辰时,上海市委统战部为他设宴祝寿,他很高兴也很感动。“文革”以前,有一次中央统战部李维汉部长到上海,特别约他谈话。据当时在场的同志多年后告诉我,李部长对吴耀宗说:“你是人大常委,就是国家领导人的一员(按:当时人大常委人数不是很多),希望你除了宗教方面以外,对国家其他的大事,也多提出你的意见。”这说明领导很希望听到他的意见。
吴耀宗学习很努力,愿意跟上形势,可是他又是有分析头脑的人,不轻易附和。在“大跃进”大家头脑发热的情况下,他曾经被亩产万斤的虚假宣传所迷惑,说过赞赏的话,但有时也会产生“想不通”的苦恼。只是囿于他的身份,他只向领导同志提出,向可信任的同事吐露,或者以提问题的方式向人请教。据当时任上海市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的罗冠宗告诉我,1964年他们作为民主人士,由上海市政协组织去市郊奉贤参观“四清”运动,当时左的思想路线认为农村干部都已经“烂掉了”,把绝大多数干部都列为斗争对象。吴耀宗对此很怀疑。他曾经说:“如果农村干部的绝大多数都是坏的,为什么农业生产连年都获得好收成?对于共产党的领导伟大正确,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就又怎么理解?”这样的问题当时肯定得不到满意的答复,但在舆论一律的气氛下,他敢于公开这样提出,还是需要非凡勇气的。曾经担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和上海宗教事务处处长的罗竹风与吴耀宗有长期交往,他在所写的《缅怀吴耀宗先生,坚持三自爱国道路》纪念文章中,称吴耀宗为“纯洁无私,顾全大局,独立思考,勇于探索的人。他不固执己见,但也不随声迎合,凡事都经过深思熟虑,然后作出自己的判断。”我感到这是非常确切的评价。
二、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对社会主义道路从未有过动摇
60年代前后是三年困难时期。那时许多人对国家的前途悲观失望,可是吴耀宗却没有丝毫悲观情绪。他常说:“暂时的困难并不可怕,我们只要认识规律,就能前进。”当时我并不太理解他所说的“认识规律”何所指,后来我读了他在抗战时期、解放战争时期所写的文章,原来他很早已经掌握辩证法的观点,看问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要全面地看,从发展趋势来看。
1962年他在基督教刊物《天风》第4-5期上,发表了《高瞻远瞩,跟着时代前进》一文。他写道:“尽管人民革命事业会经历迂回曲折的道路,但是人类的历史还是按照客观的规律向前发展的。”他坚信中国一定能走出暂时的困难,迈向光明的大道。“在我面前已经呈现出新中国一幅宏伟美丽的图画,这幅图画使个人看到整体,从局部看到世界,从现在看到将来。这样我们就发现了鼓舞我们前进的力量的源泉,开始从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的狭隘视线中得到解放。”的确,“高瞻远瞩”正是吴耀宗自己思想面貌的写照。
吴耀宗对于中国共产党的认识有不断加深的曲折过程。1959年他曾在《天风》第12期上写了《我对共产党的认识》一文,这不是应时应景的歌颂文章,也不是迫于形势唱自责的高调,而是认认真真地回顾了他自己对共产党从指责、同情到敬爱的认识历程。他曾经批评共产党的目标虽好,但是“不择手段”,“把人当作工具”。经过多年的交往,他不仅对共产党的理论基础的科学性有了认识,特别对于共产党在统一战线、群众路线、对国际形势的分析、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四个方面的实践有了亲身体验,思想上有了实实在在的转变。
1962年3月,他参加了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听到毛主席、周总理对于造成国家人民的重大损失,主动承担责任的讲话,更为感动。回来以后,他对我们说:“共产党的领导人能这样做,更说明共产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他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艰苦朴素,平易近人》是为纪念周恩来诞辰81周年而写,刊于1979年3月5日《文汇报》。他深情地说:“我之所以能数十年跟随党,为人民做一点事,都是和周总理的帮助分不开的。”
三、坚持信守“基督教真理的核心”
1958年以后,特别是60年代上半期,共产党内左的路线愈来愈占上风,对于宗教的冲击也愈来愈大。“大跃进”中,参加宗教活动的人显著减少,基督教的活动迅速萎缩;有的宗教领袖和主张积极贯彻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负责干部陆续遭批判;社会舆论对于宗教的批判逐渐升温,把宗教与迷信并列,后来趋于全盘否定。大约在1964年,吴耀宗从北京开会回来告诉我们毛主席以半开玩笑的口吻对他说:“你的上帝不灵了!”使他无言以对。也是在那段时期,中央人民政府某部长发话:“天主教是地主党,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别动队”,言下之意,宗教只有等待被消灭的命运。临近“文革”时,在有的地方还发生了动员基督徒集体退教的事。吴耀宗不仅个人信仰虔诚,而且是全国基督教负责人。这些不祥的消息接踵传来,对他的冲击可想而知。在“文革”以前,他不止一次用“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来描绘自己的心情。据说他在1964年3月11日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话:“昨夜心神不安,经长时间祈祷,心境复趋平静,得到的启示:信靠上帝,一切的事都将对你有益。”
问题的焦点在于吴耀宗是真心爱国,决心跟共产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他也真正认为基督教是对人有益的宗教信仰。他不能因为教会困难而否定社会主义社会;他也不能因为拥护社会主义社会而对教会的困难无动于衷。面对爱国与爱教不能双全的“两难”境地,他内心承受着难以言喻的压力,但他还是积极应对。以下几件事在我的记忆中有较深的印象。
基督教1958年实行“联合礼拜”后,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曾于1959年8月召开各地负责人的小型座谈会。我没有参加这个会议,后来从他的发言稿中看到,他一方面肯定形势的发展和基督教的举措,另一方面也流露出对基督教前途的担忧。在当时的形势下,他的直言遭到非议,他只能检讨是自己的“自我中心”态度作祟。
听说1960年左右,在重庆曾经有过一次对吴耀宗的内部小型批判会,批判他的基督教信仰。这事他没有向我说起过,我只是事后听说中央及时制止了这件事,主持其事的高级干部,后来调离了宗教工作的岗位。
1962年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以后,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一度比较宽松。吴耀宗为此很兴奋,表现出对基督教前途的美好憧憬。有一次他找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的学者型同事,当时在全国三自史料组当组长的江文汉博士到办公室来谈话,要他拟出基督教出版工作的五年规划。据我记得吴耀宗特别提出基督教要重视史料研究,不仅要写出《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侵略中国史》,还要写出《中国基督教史》,这二者是不同的,后者是基督教自身的建设(这些计划后来并没有实现)。我当时还在上海怀恩堂兼做一些教务工作,吴耀宗非常支持,常问我教会情况,特别嘱咐我要关心青年信徒的成长。
当社会上强烈批判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复辟工具时,他不为基督教护短,相反地,他肯定帝国主义的确仍在利用基督教,我们应当提高警惕。1959年他在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便是以《揭露美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进行侵略的新阴谋》为题,1962年他又在《天风》上撰文,根据他所接触到的材料和他当时的认识,以揭露敌对势力的行动表明基督徒与全国人民站在同一条战线上。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发起时便是以反帝爱国为己任,他的态度并没有因为社会对基督教的苛刻评断而有所改变。
在那个时期,共产党强调知识分子要进行思想改造,不仅改造立场、观点,还要彻底改造世界观。基督教的教职人员则被定为剥削阶级,是改造对象。吴耀宗在各种场合诚恳地表示了自我改造的必要性。1960年他在第二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便是号召“基督徒要努力进行自我改造”。但是他对于“改造世界观”有他自己的理解。他明确表示马列主义研究历史、经济、社会各方面问题的立场、观点、方法都是有益的,基督徒应该学习并掌握,但是如果“改造世界观”意味着放弃基督教的信仰,他便有困难。原来他接受基督教不是随便的选择,他有深受感动的灵性经验,也有极其深刻的理性思考。他认为基督教确有其“真理的核心”,是他在别的地方得不到的。他对于基督教信仰的神学理解,帮助了一些注重理性的知识分子接近基督教;为了向追求思想进步的人介绍基督教,他还曾经主张基督教与唯物论可以调和。他在40年代曾经说:“经过一个相当的时期——也许是在社会革命完成以后,耶稣的教训将会重新被人欣赏,被人宝贵;它将会使许多片面的学识与理论,因它而得到一个新的综合与完成。”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不再多讲“调和论”,但他从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常常建议国家领导人研究基督教。到60年代改造的关头,他的表态仍是:“我可以99%接受马列主义,但牵涉到有神无神的问题,我还是有所保留。”为此,有的负责同志曾经批评他,有的表示尊重他的个人信仰,但不能这样宣传,而他还是坚定地走自己的路。
临近“文革”时,基督教的活动已经濒于停顿。据罗冠宗回忆,吴耀宗有一次对他们说:“教会里人愈来愈少了,可能还会少下去。只要有50个像我们这样的人存在,基督教有一天还是会复兴的。”我体会他的信心,部分来自他对共产党制定宗教政策的依据有深刻认识:只要有人信教,便会受到保护;更重要的是,由于他服膺所信奉的基督教真理,始终不渝。
四、“文革”没有摧垮他爱国爱教的钢铁意志
1966年“文革”在上海开始打响后,基督教机关的工作人员都集中在西藏中路基督教青年会进行学习。吴耀宗也参加了。他放弃了代步的汽车,中午就躺在地板上休息。红卫兵进驻后,有一天在青年会九楼开批斗会,吴耀宗被称为“牛鬼蛇神的总头子”,被迫作检查。以后他就与我们分开了。听说他曾经被抄家,连《圣经》都被抄走;冻结工资四年;后来令他回家去写检查。1970年以后他疾病缠身,沉默寡言,加上对“文革”很不理解,身心都饱受折磨。
1975年,吴耀宗被通知去北京参加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会前,罗冠宗、李寿葆、施如璋等老同事去看望他时,他说:“宪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可是宗教活动都停止了,这怎么能说是有宗教信仰自由?”他表示要把这个问题带到北京去请教周总理.那次周总理是抱重病作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吴耀宗的愿望无法实现。
就在那次会议上,在“四人帮”的操纵下,《宪法》的部分条款做了修改。1954年制定的《宪法》第88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文,被修改为“公民有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宣传无神论的自由”。这明显是为只准宣传无神论,不准宣传宗教的行径制造法律依据,实际上破坏宗教信仰自由这个基本人权。吴耀宗对此非常不满。他无法回天,只能把他准备向周总理提出的问题的大意写成一份书面发言交上。这件事说明吴耀宗虽然经过“文革”,并没有采取消极态度,他仍旧忠于宗教事业,而且还是从国家人民的根本利益来提出问题,拳拳之心不改当年。他决心为纠正这个错误的条款而继续努力。
1976年1月,周总理去世时,吴耀宗非常悲痛,也很关心谁将继任总理。他对罗冠宗等人说:“我看只有邓小平,他这一年来主持中央工作各方面都很有成绩,这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当然也有其他一些人想干,如王洪文,我看他年纪太轻,不孚众望。张春桥有野心,这个人不能当总理。”同年,朱德委员长去世后,吴耀宗在谈起人大委员长继任人选时,又说了一次:“张春桥有野心,这个人是不行的,最好能有一位有威望的人来当,不知叶帅如何?”当时“四人帮”还在位,这些话虽然是私下说的,却充分反映吴耀宗的正义感和敏锐的政治判断力。
1978 年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开会前,在上海召开了为修改宪法征求意见的座谈会。当时吴耀宗已经生病住院,但仍亲笔写了书面意见,委托基督教界另一位委员刘良模在会上提出,要求恢复1954年《宪法》中关于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文。但当时左的思想尚未肃清,该条文未能得到修改。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时,吴耀宗已经病重,不能出席会议。当罗冠宗等去医院看望他时,他一再叮嘱同事们,一定要在会上提出修改意见。以后经过丁光训、赵朴初、罗冠宗等宗教界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的不懈努力,在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上,这个条款终于修改成《宪法》第36条。彭真同志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中指出:“根据历史的经验和‘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草案关于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的规定,不仅恢复了1954年宪法的内容,而且规定得更加切实和明确。”修改后的条文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国家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任何人不得利用宗教进行破坏社会秩序、损害公民身体健康、妨碍国家教育制度的活动。宗教团体和宗教事务不受外国势力的支配。”宗教界和不信宗教的人对这样的内容都很满意,一直沿用至今。吴耀宗虽然没有来得及亲眼看见这个结果,他为维护宗教信徒的政治权利所做的一切,证明“文革”的苦难未能消蚀他那钢铁般坚强的爱国爱教意志,未能阻止他前进的步伐。
1979年6月,上海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举行“文革”以后的第一次委员(扩大)会议,吴耀宗作为全国三自的主席被邀参加。当时他因病住在华东医院,他坚持向医生请假,到会看望教会工作人员。我在“文革”中被迫离开教会工作岗位,当时在皮革研究所教英语。那是我在“文革”结束以后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吴耀宗。他坐在轮椅上,由他的儿子吴宗素推着,在非常热烈的掌声中缓缓绕场一周,虽面带病容,不能说什么话,仍强打精神与大家见面。我们都涌上去争取与他握手。他在会场上只逗留了十几分钟便不得不匆匆离去。我望着他衰弱的背影,想起他在办公室里的情形,以及“文革”给我们带来的一切,只觉得心潮澎湃,难以自抑,赶紧跑到厕所里偷偷地抹去涌流而出的泪水。
1979年9月,上海沐恩堂恢复礼拜。吴耀宗很想去参加,医生因他病情严重,未曾同意。据原任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副秘书长的沈德溶告诉我们,他向吴耀宗汇报情况时,吴耀宗很高兴,并表示希望可以参加当年圣诞节的礼拜。不幸的是,9月17日吴耀宗就离世归天了,享年86岁。
1979年9月24日,吴耀宗的追悼会在上海举行,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部长张承宗致悼词,称“吴耀宗先生的一生是爱国的一生。几十年来,他始终不渝地跟着中国共产党走,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我们为失去这样一位长期的好朋友而深感悲痛。”
9月27日,我和数百位信徒一同参加了在沐恩堂举行的追思礼拜,在“睡主怀中”的歌声中,送别了敬爱的吴耀宗先生。
(作者为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基督教协会原会长)
责任编辑殷之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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