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英译诗对早期新诗语言的塑造
时间：2020-05-05 05:21:5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相较晚清，“五四”时期的英译诗大多最大程度地保留了英语诗歌的语言风格和句法特征。而且，在“五四”英译诗的浸润下，中国早期新诗在创作上也沾染了浓厚的欧化色彩。以“五四”时期的英译诗为蓝本，从语言学的角度分析了英汉两种语言不同的特质对诗歌翻译和创作在词汇、语法、句法三个层面上产生的影响。“五四”时期的英诗译者大多也是新诗的创作者，他们译介和创作背后的欧化特质实际上是知识和权力对话语的操纵。
关键词：英译诗；新诗；欧化；权力话语
中图分类号：I206.6；I207.25 文献标识码：A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8.03.0022
收稿日期：20161220
作者简介：刘茹斐（1973-），女，四川三台人，武汉理工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武汉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博士生，主要从事英语语言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武汉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31卷第3期刘茹斐：“五四”英译诗对早期新诗语言的塑造
成仿吾在《论译诗》中谈到：“每当我们讨论译诗的时候，我们每不由得要碰着一个重大的先决文体，就是：诗到底能不能翻译？”[1]。从理论上讲，在各类文学体式中，诗歌的“形”与“神”之间的关系密切，因此，要充分体现原诗的神韵，就必须保证形式的完美移植。然而具体到翻译实践中，英汉两种语言迥异的表意机制则使理论上的必要性受到了极大程度的限制，就译诗而言，比如英语的轻重音节奏和韵式与汉语的字组节奏韵式之间根本谈不上理想的移译。英诗汉译过程中的译诗之难往往超出人们想象。
中国的英语诗歌译介开始于晚清，到“五四”时期尤其受到重视。翻译是塑造，译诗从语言和内容上都直接参与了中国早期新诗的塑造；翻译也是背叛，译诗和新文化运动一样，直接对大众文学审美观念进行了改造。那么与晚清相比，“五四”英译诗经历了哪些翻译观念上的变迁？译者作为知识的传播者在译介的过程中采取了怎样的翻译策略？而这些译诗又是怎样具体从语言的层面上对中国早期新诗进行了塑造？“五四”时期，英美由于在中国现代文坛属于文学输出大国而备受瞩目。因此，本文将从考察“五四”时期的英译诗出发对以上问题进行分析。
一、译诗中的观念变迁：从晚清到五四
翻译首先遇到的就是语言处理能力问题，一个译者首先要解决的是如何将源语译成目的语，因此，翻译说到底是一种很强的主体行为。在语言的转换过程中，译者决定翻译的技巧及用词造句。译者的双语的语感大多是不匹配的，多半是母语优于外语。当译者在双语语感不能匹配时，他们往往多半采取不成文的“母语优先”制[2]。也就是翻译的目的语一定是母语，因为作为最终的语言成品只有写成了母语才是合乎语感的，才有可读性。
中国晚清的诗歌译者大多遵循着这样的以目的语文化为归宿的翻译原则。马君武、苏曼殊等人作为其中的杰出代表，尽管在译诗上实现了文体的独立，但其形式较之中国古诗而言并没有太大变化，译诗均采用中国传统的古体诗形式，或五言古体，或四言《诗经》体，或带“兮”字的《楚辞》体。王克非曾在《翻译文化史论》一书中以拜伦的英译诗《哀希腊》为例[3]对此加以讨论，马君武、苏曼殊甚至胡适都曾对拜伦此诗有译文发表。《哀希腊》原文如下：
The isles of Greece， the isles of Greece！
Where burning Spapho loved and sung，
Where grew the arts of war and peace，
Where Delos rose ， and Phoebus sprung，
Eternal summer gilds them yet.
马君武译文为（七言诗体）：
希腊岛，希腊岛，诗人沙孚安在哉，爱国之诗传最早。战争和平万千术，其术皆自希腊出。德娄飞布两英雄。溯源皆是希腊族，吁磋乎！漫说年年夏日长，万般消歇剩斜阳。
苏曼殊译文为（五言诗体）：
巍巍希腊都，生长奢浮好。情文何斐憻，茶福思灵保。征伐和亲策，陵夷不自葆。长夏尚滔滔，颓阳照空岛。
胡适的译文为（离骚体）：
惟希腊之群岛兮，实文教武术之所肇始，诗媛沙浮咏歌于斯兮，亦羲和素娥之故里，今唯长夏之骄阳兮，纷灿烂其如初，我徘徊以忧伤兮，哀旧烈之无余！
从上面几位译者对拜伦《哀希腊》的不同翻译可以看到，当时的翻译者们的语言是古代汉语式的，诗歌理念是传统的，审美也是中国化的，胡适的翻译中居然将Delos 和 Phoebus用中国神话中的主日月之神羲和与嫦娥加以替代，如果不看原诗作者的名字，谁又能想到这是拜伦的大作呢？
而就是这个1916 年还醉心于用离骚体翻译《哀希腊》的胡适，1917 年，却在《新青年》上率先发表了用白话翻译的蒂斯代尔的诗《关不住了》[4]。文言和白话两种语言自然代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诗学观念，表达了诗人同过去的旧体诗歌的决裂，宣称了“新诗成立的新纪元”。“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随着文学社团的成立和文学刊物的创办，出现了专门的翻译队伍。《新青年》的外国诗歌译者如胡适等人大都也是早期新诗的实验者， 他们将译诗活动看作为新诗探索的重要环节， 翻译与创作彼此渗透而且相互促进[5]。在《新青年》的带动下，翻译活动的规模和声势超过近代任何时期。沈雁冰、郑振铎、周作人等发起的文学研究会，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张资平等发起的创造社，胡适、梁实秋、徐志摩、闻一多等组织的新月社等，既是新文学社團，又是翻译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则以《小说月报》为中心，翻译介绍了大量的外国诗歌作品，上面的译诗几乎完全采用了“新诗”形式，除了自由体，还采用了外国格律体、十四行体和散文体等新的诗歌形式。“《小说月报》上的译诗较之《新青年》而言最大的变化就是英国诗歌的翻译增多了”[6]。比如朱湘是《小说月报》上发表英国译诗最多的一位，徐志摩也常在《小说月报》发表译诗，哈代、济慈、雪莱、布莱克等都是徐志摩所崇拜并对其影响很大的诗人，而他后来的创作主要也是从模仿英国浪漫派诗人开始的。创造社自《创造》创刊开始，就将翻译批评作为自己追求的一项重大文学事业。编辑们几乎每期都会以专文或书信或小说等进行翻译批评，或谈及自己的翻译理想，或指责现代翻译的瑕病[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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