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因应叙利亚危机的基本政策评析

时间：2020-05-21 05:28:31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本文分析了围绕着叙利亚危机的国际政治中的土耳其因素。文章回顾了冷战结束后土耳其外交路线的显著调整，以及由此展现的土耳其新的外交战略和抱负，分析了土耳其针对叙利亚危机采取的政策及其在实施过程中所面临的限制，探讨了土耳其政策背后所隐藏的主要政治、战略与安全动机，并对土耳其与叙利亚危机的总体联系进行了总结与展望。

关键词：土耳其外交叙利亚危机国际安全中东战略格局

2011年春季以来，持续动荡的叙利亚国内局势成了国际政治与安全舞台上的焦点之一。叙利亚危机引发了外部势力的高度关注和不同程度上的介入，其中土耳其的反应尤其引人注目。这不仅仅由于土耳其是叙利亚最强大的邻国，以及北约在中东地区的战略支柱（2011年北约对利比亚危机的武力干预令人记忆犹新），还因为土耳其自冷战结束以来，其外交政策走向正在经历着一个影响深远的转变，而周边的阿拉伯邻国正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因此，透过叙利亚危机这个特殊的棱镜，可以对土耳其的新外交捕捉到某些关键映像。

冷战后土耳其外交路线的调整

土耳其外交历来有东西兼顾的传统，这是由她的地理位置（横跨欧亚两大洲）与历史经验（奥斯曼帝国）决定的。不过自从1923年共和国建立以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土耳其外交政策却有着明显不同的侧重点。从上世纪20年代到二战结束前夕，土耳其的外交重心在英、法、德、美等传统西方列强之间摇摆，并最终倒向了同盟国一边。冷战时期，土耳其坚定地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成为北约在中东与苏联对抗的重要堡垒。从1947—1960年，美国对土耳其的援助总额高达30亿美元，使土耳其有能力保持约50万人的强大武装力量以威慑苏联。Cleveland W L， Bunton M.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Middle East. fourth edition. Westview Press， 2009：277虽然土耳其与美国的关系在60—70年代出现些波折，而土耳其与苏联的关系一度有所改善，但是纵观冷战的全部历史，土耳其是西方坚定盟友的事实确是毋庸置疑的。除了安全层面的紧密联系以外，同样重要的是土耳其在经济与社会层面融入欧洲的决心与成果。自从60年代《安卡拉协定》（Ankara Agreement）签订以来，土耳其已经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加入到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之中，尽管她迄今还不是欧盟的正式成员，但是到冷战结束时，土耳其早已经是中东和伊斯兰教国家中最西方化的一员。

与土耳其努力融入西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她对中东地区的长期忽视。也难怪，对于土耳其竭力追求现代化并维护国家领土完整与安全的基本国策而言，中东似乎提供不了多少积极正面的因素：在土耳其人看来，中东阿拉伯邻国落后、愚昧，深受伊斯兰教义的束缚，代表着自己过去不堪回首的历史屈辱。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兴起很大程度上正是反抗奥斯曼统治的结果；同时，大部分阿拉伯国家把前奥斯曼帝国视为一支殖民主义势力并对土耳其在中东的历史作用深表怀疑。Larrabee F S， Lesser I O. Turkish Foreign Policy in an Age of Uncertainty. Center for Middle East Public Policy， RAND， 2003：130除了历史包袱的沉重，冷战期间土耳其还与相当一部分中东国家处于意识形态或是国家利益上的对抗状态，由于大部分阿拉伯国家或多或少地与苏联保持着密切关系或是受其影响，因此代表着西方模式的土耳其就与她们处于冷对抗状态。例如土耳其与埃及以及短暂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之间，以及土耳其与叙利亚围绕着争议领土、库尔德人问题以及水资源产生的争端。虽然在70年代以后由于塞浦路斯问题的凸显加大了土耳其与美国之间的裂隙，而且经济发展对能源的需要也迫使土耳其不得不改善与中东国家的关系，但是总体而言土耳其冷战期间在中东并不是受欢迎的一员。此外，相似的外交处境和国内政治制度也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一对实用主义伙伴——土耳其-以色列联盟的诞生，这也为土耳其与阿拉伯国家关系的改善设置了另一重障碍。

冷战的结束从根本上改变了土耳其外交的宏观环境。冷战时代土耳其外交的一个根本特征是其面临的持续不断的安全压力，这种压力既来自于苏联，也来自于希腊和塞浦路斯，还来自于中东。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压力。然而总体而言，苏联的压力是根本性的。当苏联解体后，西方盟国对土耳其的安全需求急剧降低，由于身处矛盾丛生的中东，土耳其开始更多地被西方视为安全的“消费者”而不再是安全的“生产者”。Mango A. Turkey： the Challenge of a New Role.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Praeger， 1994：110正是因为长期立足于西方并忽视东方，所以土耳其的外交地位陡然降低，甚至一度陷入了孤立的境地。在这一背景下，土耳其必须对其外交路线加以调整。此调整集中体现在土耳其对其东面国家和地区的政策上。尽管土耳其外交“西向”的根本特质并没有改变，加入欧盟仍然是冷战后历届土耳其政府外交的首要目标，即使在当前正义与发展党（AKP）这个具有伊斯兰教背景的政党执政时也不例外，而且土耳其仍然是北约的坚定一员并一如既往地把美国视为双边关系的重中之重，但是作为对土耳其“西向”外交的补充并营造一个更加合理的全方位外交格局，从90年代初厄扎尔（Ozal）时代开始，土耳其利用大大改变了的地缘政治形势，大刀阔斧地开拓起新的外交局面。

土耳其外交路线的调整是在国家利益牵引下进行的，具体而言，这些利益包括国家安全利益、经济发展利益以及外交战略利益三方面。首先，土耳其外交路线的调整着眼于维护本国的安全利益。冷战后对土耳其安全的挑战除了来自于希腊和塞浦路斯这两个老问题以外，更多的来自于土耳其的东面邻国。在东北部，随着苏联解体以及高加索诸共和国独立，土耳其与她们尘封已久的矛盾关系又重新凸现出来，其中主要是与亚美尼亚的纷争以及纳卡地区冲突对土耳其的影响。在东面，伊朗是与土耳其在中东争夺影响力的老对手，进入新世纪以后，关于伊朗核问题的交涉不仅是国际安全的热点之一，也是土耳其高度关注的周边安全议题。除了伊朗，伊拉克形势在新世纪前后经历的巨大变化也牵动着土耳其的安全神经，尤其是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人地区更是土耳其关注的重点。实际上，土耳其对中东地区外交政策的巨大突破正是在1990—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开始的。MuftulerBac M. Turkey’s Relations with a Changing Europe.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7：40在南面，叙利亚与土耳其在领土归属、水资源分配以及库尔德人问题上存在诸多矛盾。此外，巴以和平进程也在某种程度上关乎土耳其的安全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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