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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幻想的瘟疫,内部的违越 违越

    时间:2019-02-12 05:35:5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关键词:线性否定 违越 仪式性冲动   摘 要:鲁迅作品《示众》已被经典化,研究者多从其小说所展现的国民劣根性,“看”与“被看”的叙述视角切入,论述作品。本文试从叙事试验的线性否定、小说人物的仪式性冲动、幻想的内部违越三个角度切入,探寻《示众》的别一种解读。
      
      每读《示众》总会想起萧红笔下的《呼兰河传》,是冥冥中的几分神传抑或心曲里的几许共振,难以言说。或是生命大背景下的众生图景,不一样的境遇却涂染着相同的悲喜!
      然而言说鲁迅在我常觉为难,落笔总愧轻浅。表意的焦虑亦是时时来袭,对于经典作品的解读总给人异样的困惑。先在结构的积沉不可避免地影响着我们的认识,左右着观念的更新,却亦是引逗着违越的冲动。在早已丰富的《示众》解读研究之后,阅读的快感似乎也随之渐少。其间“看”与“被看”的模式似已成常识。另有众多研究聚焦于鲁迅小说视角的多重性,提示着画外的眼睛,字后的作者,或者藉此探讨鲁迅话语风格的反讽。然而对于笔者,初读《示众》时的异样感觉,总使我不能释怀。
      
      叙事的冒险――线性否定
      
      《示众》的独异姿态引起了众多研究者的注意。曾有学者运用电影学的视角分析其中的“反打镜头”。小说比附于电影,镜头的俯仰反转间张力尽显。人们藉此感受了鲁迅式的幽默与讽刺,也因之而坚定了“示众”之“众”不过是老中国儿女的另一次借尸还魂。启蒙视角的解读方式亦是难逃另一种尴尬:一如革命,当革命者拥有了革命的权利时常常陷入了被革命的境况。启蒙的虚妄亦是如此,何为“启蒙”、如何“启蒙”、启“谁”之蒙,终究是个难题。
      在我看来,鲁迅的《示众》在呈现了多视角叙事的外层结构之下更有其独特之处,镜像化的图景白描与走马灯式的线性呈现相结合,文字并不简单地服务于勾勒“庸众图景”。鲁迅式的镜像呈现背后潜藏着内部违越的冲动。寻根于文字,一种世俗生活的凡常与空茫,在鲁迅式的不动声色中隐匿与凸显,生活一如生命在“无事一般的悲剧”中凄然坐老。然而,文字是欺,鲁迅的话未必可信,或言又是一次“幻想的瘟疫”。
      解读《示众》不妨暂时放下“启蒙”的重任,于虚构的艺术间感受另一节律。线性叙事应该说是最常规的一种叙事方式,“流变”的特质告知了“运动”的实质。先生的《示众》并不是简单的平面静置而是采用了线性的时间叙事。而这种线性的方式却有着叙事上策略性的考虑:《示众》在多视角呈现之下,尝试了另一叙事试验――线性否定。鲁迅深知镜像图景呈现的缺陷,并不能完成“阅读快感”或者接受性刺激的持续性作用。因而,《示众》在“圆阵”式的结构之下,是线性的内核。叙事视角的转化在我看来是“他者”的不断出场,充当着否定之物,视角的流动不啻为一种代替和否定:后者对于前者的激越,此刻对于过时的覆盖,消解着过度凝视所带来的叙事暴力。平分笔墨似乎是为文的大忌,但是先生在此或许有意为之。《示众》篇幅不长,却出现了众多人物,有棱有角的就有十八个。这与传统小说要求故事情节必须围绕着主人公展开大相径庭。叙事的堆积必然带来视角的聚焦,从而达成话语言说的权利。《狂人日记》如是,《阿Q正传》如是,《祝福》亦如是。然而,《示众》特异于此,短短小说中书写众人,却没有一个人可称主角,或者人人均为主角,一种去中心化的处理带来了叙事的冒险,一种奇特的“否定美学”,藏匿其中,替换与更迭大显身手。
      不难发现,鲁迅在小说中试图呈现一种“复归当初”的不动声色,小说的开头和结尾都在“热的包子咧!刚出屉的……。”中展开与收束。中间是各种人物的描写,先生并没有采取并列描写的方式,而选用了类似于电影长镜头的呈现方式。当对其中一个人物进行了必要描写后,另一个人物的出场必然是与前一人物有所碾连,而非另起炉灶。纵贯整篇小说,使得叙事的线性特征非常明显,这样一种叙述方式使得叙述视角在不同人物身上移转,在笔墨分配上也不过分的偏重,凝视成为一种跳越,从而消解了过分集中带来的叙事暴力。
      
      仪式性冲动――卡位与越位
      
      正如前文所述叙事的线性否定避免了聚焦所带来的叙事暴力,那么均质笔墨的背后人物是否心安地充当着符号式的共同体?
      笔者认为《示众》并不简单地批判人的“盲从”,鲁迅先生在勾勒了群像的空洞姿态,呈现国人精神状态的百无聊赖与麻木庸常时,告知了另一深在的意识:《示众》漫画式的镜像风格,透露了各种人物登场时“自我表演”的仪式性冲动。细读文本可以发现,鲁迅先生虽然在这篇小说中采用均质化的笔墨,但人物的出场却都是采用了近焦特写。
      
      像用力掷在墙上而反拨过来的皮球一般,他忽然飞在马路的那边。在电杆旁,和他对面,正向着马路,其时也站定了两个人:一个淡黄制服的挂刀的面黄肌瘦的巡警,手里牵着绳头,绳那头就拴在别一个穿蓝布大衫上罩白背心的男人的臂膊上。{1}
      
      然而,这种仪式型的表演冲动正因身处群像背景之上而成为必要。个中人物并不简单地将自身符号化为一样的背景,而急急冲冲地要登场亮相。趋同的引力与求异的心理在鲁迅小说人物的身上常有体现。先生在小说中构建的“群像”在共言的背景之下却是七嘴八舌的个体。每个人物的出场都个性分明,在均质笔墨的分配中吸引着足够的眼球。于此种空洞姿态中潜藏着某种权力的控制,幻想的诱惑。
      现场临时成为了一个擂台,每个人物都用各自的方式抢占着自己的位置,同时维护着这虚拟的暂时空间,卡位与越位轮番上演。然而越位的冲动却常受到来自无名群体的规劝,最终又复归于同。
      
      大家都愕然看时,是一个工人似的粗人,正在低声下气地请教那秃头老头子。
      秃头不作声,单是睁起了眼睛看定他。他被看得顺下眼光去,过一会再看时,秃头还是睁起了眼睛看定他,而且别的人也似乎都睁了眼睛看定他。他于是仿佛自己就犯了罪似的局促起来,终至于慢慢退后,溜出去了。一个挟洋伞的长子就来补了缺;秃头也转脸去再看白背心。{2}
      
      人物的出场以自我的冲动违逆着群体“看”的共同姿态,却不得不以退场来告别群体的逼视。群体规劝的压力和个体出位的冲动在无声中较量。时间与空间在此皆不容侵犯,圆阵示的现场成了角逐的舞台,如何迅速地在群体中站领一席之地并牢固把守成为了人们的潜在心理。“看”的姿态微妙地转化为了“看的权利”,而最佳的观看点则成为了争夺之地。因而,留白之处会迅速被填补,冲决之地也会迅速地弥合。群体构筑的临时结构就在这样一种微妙位移中保持着稳固性。
      
      一个小学生飞奔上来,一手按住了自己头上的雪白的小布帽,向人丛中直钻进去。但他钻到第三――也许是第四――层,竟遇见一件不可动摇的伟大的东西了,抬头看时,蓝裤腰上面有一座赤条条的很阔的背脊,背脊上还有汗正流下来。他知道无可措手,只得顺着裤腰右行,幸而在尽头发见了一条空处,透着光明。他刚刚低头要钻的时候,只听得一声“什么”,那裤腰以下的屁股向右一歪,空处立刻闭塞,光明也同时不见了。{3}
      
      同时,众多人物的繁杂声部又构筑了群像式的图景呈现,这种图像式的呈现方式背后常微妙地展现着某种群体权利的消长和群言规避的引力。
      
      内部违越――形式性暧昧
      
      当主体在自我与他者间徘徊,当各种来自群体的引力成为束缚,内在的违越就成了《示众》的潜在之意。整部小说在“从众”表象之下,呈现出内在违越的力量。镜像的固定性使得群体中的个人不可避免地潜在认同于群体规则,构建暂时的力量对比结构。但同时鲁迅先生深察了这种群言规避亦有的无力。这与前文所述的仪式性冲动并不相同。
      一方面如前文所说,《示众》通过“线性否定”的方式完成这替代和否定的议题,从而在时间线上挑战了“群体的统一”,构筑了文本结构内部的违越。同时,小说中的人物也并不全如人们所认为的完全认同于群体。鲁迅《示众》群像中人们的“仪式性冲动”在另一层面上显示了鲁迅思想的深刻。然而先生并不止步于此,他发现群体作用下人们自觉地参与了“看”的动作,似乎“不看”热闹反成了不正常。挖掘出了个人与群体的暧昧关系,一方面藏身群氓寻求庇护,另一方面内在违越,而这种违越却存在着对于外在形式的“物质性暧昧”。
      文本告知了一个事实:身处群体中的人们终究难逃集体共性的规约,尽管时有出位的冲动,单是这样一种“亦主亦奴”的心理使得他们的出位注定是不彻底的。而这不彻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群体及其所创造的群言具有一种形式上的引力。处身其中的个体虽尝试着种种内部的违越,却常陷入外在形式的陷阱之中。小说的最后,当这个圆阵即将散去的时候,鲁迅先生敏锐地抓住了人们的心态。“大家都几乎失望了,幸而放出眼光去四处搜索,终于在相距十多家的路上,发见了一辆洋车停放着,一个车夫正在爬起来。”与其说人们失望于无东西可看,不如说他们怅惘于“看”的惯性即将被打破,原有的“看”的姿势已经被固定化为个体的某种自觉。而这样一种对于固有形式、动作的暧昧关系其实正是幻想的寄居之地。而主体内心深藏的自白和欲望却常常不及外在意识形态的物质性引力来得强大。外在形式的固定性,使得小说中的人物假意或真心地呈现出了对于这种形式的物质性诚挚。简单说,就是意识形式的东西反过来促成了人们对于他们原先未必认同的意识的妥协。
      
      他如此彻底地沉浸在虚伪者的角色中,以至于实际上他是在真心诚意地扮演这个角色。正因为如此,也仅因为如此,他才显得可笑。如果没有这种纯粹的物质性诚挚,如果没有那些经过多年的虚伪练习,已成为他别无选择的态度和语。{4}
      
      《狂人日记》里的狂人最后复归于“正常人”的结局,未必就是狂人的内心所向,而更多的是外在形式所构筑的“正常人”的形式对其产生的作用。祥林嫂不断地絮叨“我的阿毛……”也并不是不知道小镇的人们并不真心同情她,而是藉此掉几滴“眼泪”以达成自我崇高的完成或仅以解闷。她的不断重复不正是“言说”的形式所构筑的惯性使得她在某种程度上已然依赖于有他者参与的这种倾诉,尽管他者多数只赋假意而并无真心。《示众》中的人们正是如此,他们最终失望于“看”的动作的结束,失望于这种临时结构的崩毁。
      鲁迅的小说也好,散文诗也罢,都常带着隐喻的特质,这篇《示众》亦如是,幻想的瘟疫于一刻逗引而一发不可收拾,而这笔力深厚的文字背后是先生驳杂而纠结的思想,不同向度的思维于笔下碰撞、融合,实在难言就此不言。
      
      作者简介:姚春玲,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200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与流派。
      
      {1}{2}{3} 出自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5页,第69页,第70页。
      {4} Henri Bergson, An Essay on laughter,London: Smith,
      1937:83.转引自斯拉沃热・齐泽克:《幻想的瘟疫》,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参考文献:
      [1] 鲁迅:《鲁迅全集》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2] 斯拉沃热・齐泽克:《幻想的瘟疫》,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3] 塞奇・莫斯科维奇:《群氓的时代》,许列民、薛丹云、李继红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版。
      [4] 马元龙:《雅克・拉康语言维度中的精神分析》,东方出版社,2006年9月版。
      (责任编辑:张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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