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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2-12 05:46:5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读《王船山认识论范畴研究》 肖父/郭齐勇 一九八二年，以纪念伟大思想家王船山逝世二百九十周年为契机，我国学术界又一次掀起了船山学研究的热潮。马克思主义的船山学研究，自四十年代侯外庐同志等开了先河，解放后以一九六二年两湖地区联合召开的“王船山学术讨论会”为第一次高潮。时隔二十年，经历了历史的曲折，终于又涌现出一批关于船山学研究的新成果。湖南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的《王船山认识论范畴研究》一书就是其中之一。作者陈远宁、王兴国、黄洪基三同志，并非专搞哲学史工作，然而他们利用业余时间，合写了这部近二十万言的专著。
三十多年来，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工作，往往以简单的路线划分、政治评判来进行所谓定性排队，并以怕堕入黑格尔唯心主义的泥潭或讹传中国哲学属伦理型、缺乏逻辑思辨等为遁词，拒绝开展中国哲学传统范畴以及重要哲学家的范畴体系的整理和研究工作。近几年来，已有一些同志注意克服这一流弊，决心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为指南，从哲学范畴的逻辑发展和历史发展的统一的角度研究中国哲学史。本书作者排除种种疑虑，确立从范畴人手，采取“横向”与“纵向”相结合的方法，探索我国古代哲学的集大成者王船山的哲学体系的重要一环――认识理论，追溯其每一组范畴的由来与发展，取得了成绩。
作者在浩如烟海的有关船山认识论的资料中，做了一番爬梳剔抉的工作，精心遴选了十四组(对)主要范畴。他们认为，由这十四组范畴构成的船山认识论体系，可以分成以下五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讲的是认识的基本前提和条件，包括“能”、“所”和“形”、“神”、“物”两组范畴。标志主观与客观关系的“能”、“所”范畴，是船山整个认识论范畴体系的逻辑起点；而“形”(感官)、“神”(思维活动)、“物”(认识对象)的结合，则是主观反映客观的必要条件。
第二个层次，讲的是世界的可知性、认识的来源和两种基本知识结构的问题，包括“性知和学知”、“见闻之知与德性之知”两组范畴。作者认为，船山把传统的“生知”改造成为“性知”，又着意说明人之“性”是“日生日成”的，从而承认人的知识也是逐渐发展和完善的。船山肯定了世界是可知的，并把人对世界的认识分为感性认识的“见闻之知”和理性认识的“德性之知”。
第三个层次是关于认识运动的基本过程，包括“格物”与“致知”、“学”与“思”、“心”“性”“理”、“诚”与“明”四组范畴。船山把“格物”与“致知”看作认识过程的两个不同阶段，各有所侧重；而在认识的全过程中必须做到学思结合、心理结合、诚明结合。船山强调了“心”有“纯、约、推、贯”的能力，能够“循理”、“具理”。
第四个层次实际上讲的是船山朴素的辩证逻辑的若干问题，即认识过程中所包含的有关普遍与特殊、抽象与具体、统一与杂多的矛盾关系，在其认识理论中被升华为“道”与“德”、“一”与“多”、“名”与“实”等范畴。作者较认真地分析了“道为德所因”、“德为道之本”、“天居一以统万”、“圣合万而皆一”等命题，认为船山在探讨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的相互关系，在处理具体与抽象、个别与一般、杂多与统一的辩证联结，都具有许多卓见，闪烁出绚丽的思想火花。
第五个层次讲的是关于认识的目的和真理论的问题，包括“知”与“行”、“天道”与“人道”、“有穷”与“无穷”三组范畴。作者认为，近似于认识与实践的“知行”关系问题，是船山认识论的核心；而在关于客观规律性与主观能动性的“天道”与“人道”的范畴中，船山合逻辑地推进了“知行”学说，以充分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延天人”和“以人造天”的命题，和重视客观规律性的“本天以治人，而不强天以从人”的思想，表达了朴素形态的自由与必然对立统一的辩证法。作者认为，船山认识论范畴体系的终点是“有穷”与“无穷”即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范畴。船山认识论的高明在于他承认人类的认识是一个无限的过程，即“由浅向深、由偏向全、由生向熟”，“日进于高明而不穷”的发展链条。
作者在本书的“结论”中还概括了船山认识论范畴体系的五个特点，除了“笺衍‘六经’，‘别开生面’”、“尽废古今虚妙之说而返之实”、“自觉或不自觉地把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结合在一起”、“认识论范畴中反映着某些早期启蒙思想的‘时代精华’”之外，作者在全书颇有说服力地论证了船山认识论范畴体系特具的“鲜明的反理学立场”。
尽管王船山对二程、朱熹有赞颂之词，尽管王船山沿用了程、朱、陆、王使用过的传统范畴，作者却善于剥离其外在形态和特殊运用，剖析在“心物”、“学思”、“知行”、“天道与人道”、“有穷与无穷”等一系列涉及认识论根本问题的范畴的内涵，指明王船山与宋明理学特别是二程、朱熹有着原则的实质性的分歧。朱熹等坚持的是唯心主义认识路线，船山坚持的是唯物主义认识路线，船山不仅对朱熹，而且对所有宋明理学的唯心主义流派，都进行了相当彻底的清算，为明清之际的早期启蒙运动，为宋明理学的终结，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由于作者从范畴辨析的角度看认识路线的分歧，证据确凿，富有说服力。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那种把范畴和范畴史的研究与哲学基本问题和党性原则绝对对立起来的观点是不正确的。事实上，从范畴入手来解剖对立体系中的哲学命题，可以更清晰地看出这些命题中所反映的哲学路线的对立性。
作者用十四章的主要篇幅，详细地介绍王船山对于每一组范畴的改造、规定与运用，层层剖析其丰富的内涵。针对中国传统哲学范畴同名歧义、异名同义的情况，作者力求不脱离具体的语言环境和思想体系，来确立一个范畴的本义和变义。例如第八章专论“诚”与“明”，作者细致地展开了作为认识论范畴的“诚”与“明”的诸种含义：从客观意义说，“诚”即“实有”，“诚与道，异名而同实”，它是标志实际存在着的宇宙一般规律的范畴，其中起码有四层意思：内在的矛盾性、最大的普遍性、运动的永恒性、客观的物质性；“明”则指客观规律所呈现的明白无误的现象。从主观意义说，“诚”又指实事求是的态度和“心之独用”的理性思维能力；“明”则指对于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正确预见，在特定的情况下，船山又把“明”规定为“心依耳目之灵而生”的感知表象。这样说明船山对“明诚”范畴的唯物主义改造，就不显得空泛。作者浚求博证之功，田此略见一斑。
颇费匠心的是，作者以马克思主义的辩证逻辑为指导，发掘了王船山朴素形态的辩证逻辑思想，集中表现在对“道与德”、“一与多”、“名与实”各对范畴的具体分析之中。
船山注意了“名实”之间的辩证联结，触及到概念的形式与内容、抽象含义与具体含义的矛盾，肯定了概念的流动性与灵活性，提出了“事无定，名”、“夫名者，在彼在此之无定者也”、“业已有实而名可起”等思想。这些以概念本性的研究为首提的辩证思维，尽管极不成熟，作者却给予充分的重视，实前此论者所罕见。与此相关的，还有船山判断论和推理论中的辩证法，例如他揭示自然、社会、思维之中内在矛盾的“方动方静，方静方动”、“反极重以极轻，必反极轻以趋于重”、“天下有公是而执是则非，天下有公非而凡非可是”的诸判断和“推其情之所必至，势之所必反，行于此者可通于彼而不滞于一隅之识……当其变必存其通，当其通必存其变，推行之大用，合于一心之所存”的推证方法，作者由于篇幅所限，未及深探。
在“道”与“器”、“以心循理”与“以理御心”相互关系论证的基础上，船山改造了传统的“道”“德”范畴，提出“尽器”――“道贯”――“入德”的公式，他把那种在更高的基础上回复到“器”的认识称为“德”，只有“成器在心”，才能“据之为德”，只有“入德”，才能“凝道”。由“器”到“道”的分析与由“道”到“德”的综合不断演进、无穷深化。在“博文”与“约礼”、“多学”与“一贯”的关系上，船山以“博文”和“多学”认识客观世界的多样性、差别性、特殊性，并将“约礼”与“一贯”的归纳和“一以贯万”、“约以统详”的演绎结合了起来。在上述诸范畴中，船山触及到真理的全面性与真理的具体性，触及到分析与综合、归纳与演绎的“两端而一致”。船山的辩证思维模式是“心有两端之用，而必合于一致”；在逻辑与方法论上，既批判了邵雍、二程、朱熹等人“破而析之以画阴阳之畛”的“两片四片”的形而上学，又批判了庄周、佛教、陆王泯灭同异、总别、成毁界线的相对主义，这就是他对宋明理学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哲学进行批判总结的方法论武器，是我国古代朴素辩证逻辑的无上精品。以上这些，是本书第九、十章稍向纵深展开便可得出的论断，可惜作者语焉不详，不能不是一个缺憾。
为了更清楚地看出王船山的理论贡献与局限，本书于每一章开头都尽可能全面地回顾该范畴在中国哲学史上的流变辙迹，以便读者从对比中思考：王船山对朴素辩证关系的阐发对于人类认识的深化有什么贡献，以及他的失足有什么认识根源与历史根源。这自然是有好处的。但是，这种写法带来了一个毛病，就是使得章与章之间在内容上衔接不紧，加上全书前后连贯起来的综合分析不够充分，因而不利于揭示船山认识论范畴之闻固有的逻辑联系，不利于读者从总体上把握王船山的流动着的认识论范畴体系。如此说来，这种写法利弊俱在，还需要更多的著者继续摸索、探讨。
作者于末章笃论王船山认识论中的唯心主义杂质及其思维经验教训，这是非常之必要的。当然，如果把这些内容揉进前十四章，在介绍船山的杰出理论贡献的同时，更充分地阐述其中同时并存的严重局限，融为一体，首尾一贯，那将更加有益于青年读者培养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帮助他们克服将真理与谬误、贡献与局限、成绩与缺点看成互不相干的两橛的思想方法。
关于船山认识论范畴的筛选怎样才更准确，其范畴体系的构架怎样才更符合船山原意和更符合逻辑，读者完全可以提出与本书作者不同的意见。但是，不管怎样，本书称得上是八十年代初期马克思主义的船出学研究的一本具有新的学术水平的哲学史专著。
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九日
(《王船山认识论范畴研究》，陈远宁等著，湖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二年九月第一版，1.15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