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４年第７期，总第１８４期――文事近录|劳动部发1994 98号文

　　中国“政治人” 　　 　　一九八八年以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设立专门课题，调查中国公民的政治素质。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政治制度室主任张明澍因此而写成一部十四万字的专著。
　　这部专著对中国人的政治意识、参与行为、政治素质等方面作了具体分析，许多结论耐人寻味。比如在“政府对我的影响有多大”一节中，张明澍的结论说，中国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公民能较充分意识到政府的影响，近一半的公民有所意识，但不充分，超过四分之一的公民没有意识到政府的影响。中国公民喜欢谈论的政治话题，是高层领导的人事变动，经过分析，作者认为中国公民的政治素质是三点三分，这个分数比一个现代参与民主制度，能正常行使民主制度所需的公民政治素质低了差不多一半。
　　根据这些分析，张先生因此认为，中国的政治发展进程应渐进，而不能与公民政治素质的现状脱节。
　　
　　商业化心理
　　
　　作家王蒙最近谈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社会文化心理的变化，认为在精神领域，变化最大的是民众社会文化心理从政治化向商业化的转换。这种转换，导致了一种相对可能的知识分子的自立，使一部分知识分子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活动天地，可以自己选择课题，自己选择做学问的方式。文艺界过去离开行政系统什么都办不成，现在只要经济上解决一下，便可以形成作家、艺术家自己的活动圈子，只要不颠覆政权，便不会受到干涉。王蒙认为，时下文艺界具不同见解的已形成各自不同的活动领域，各在其中发挥各具特色的作用。在谈及关于反“左”的问题时，王蒙说，社会生活、社会分工开始形成的这种全面正常化，这本身对于“左”的消解，作用非常之大。对“左”要批评，但更主要的是消解。只要中国经济发展，人民各安其业，这局面维持个三、五年，“左”的问题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得到解决，危言耸听的呼喊将和生活、和人民完全脱节。王蒙认为，“经济体制转轨过渡时期消费文化的繁荣，总的作用是好的，人人唱卡拉OK，总比人人唱语录歌好得多。对消费文化发展所伴生的一些问题，不必视为洪水猛兽。世界上消费文化最发达的地方，高雅文化也最发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意味着社会生活的全面正常化、商业化心理是从畸型的政治化心理中彻底解脱出来的结果，因此，从政治化心理向商业化心理的转换，是中国人目前文化心态中最值得重视、值得研究、值得肯定、值得引导的一种变化。
　　
　　人文学者的命运
　　
　　陈平原在近期《东方》杂志撰文，论近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他认为，在九十年代之中国，政局的逐渐稳定和商品经济大潮的兴起，使中国知识分子群体迅速分化，形成不同的职业阶层及利益集团，很难再有统一的立场。在大学里，越实用性强、能直接服务于经济建设的学科，越受政府重视、企业的支持，而人文学者的研究成果却很难引起社会关注，其中心地位烟消云散。陈认为，这种人文学者的日渐边缘化，未尝不是好事。目前中国大学教授的收入已在城市职工收入平均线之下，这使稿费成为不少人文学者的主要经济来源，这种经济现状，固然使文化学术面临各种危机，却也减少了长官意志与政治干预，陈平原先生把目前的人文学者分为能雅的“学院派”与能俗的“文化人”，在分析了学界与文化传媒之间的关系后，提出重建学术自信的口号。他认为，在“文化人”与“学院派”分途发展的情况下，学者尽可根据自己的才情、志趣与机遇，选择自己最适合扮演的角色。在学术上，陈平原认为，在过分专业化的西方国家，知识分子追求介入社会，发挥文化批判功能，而在士大夫传统尚未完全消失的中国，反而必须为“专业化”辩护。主张政学分途是承认政治运作的复杂性，认准政治与学术各有各的游戏规则，有利于政治与学术的各自正常发展。陈平原提出的学术思路是：在政治与学术之间注重学术，在官学与私学之间张扬私学，在俗文化与雅文化之间坚持雅文化。
　　
　　文化转型与文化大腕
　　
　　一九九四年第二期《钟山》杂志发表了陈晓明、张颐武、戴锦华、朱伟四人关于“文化控制与文化大众”的讨论，讨论者认为，中国自八十年代后期出现的文化转型，使知识分子精英主义式的控制不再能驾驭现实的文化生产和传播，新的文化控制网络正趋于形成。由于大众文化的崛起，造成了精英文化的束手无策，直到文化“大腕”的出现，使文化控制的方式发生了变化，讨论者还认为文化“大腕”的历史定位是模糊的，他们在大众面前是知识分子；在知识分子面前，又是大众的代言人。讨论者提出，在文化上现在有三种转型，一是过去知识分子圈子引导大众趣味的功能已经消失了，代偿的是消费文化和大众传播的引导和支配，谁有钱谁的消费空间就大。二是从书写的文化转向图像性，从“文字族”转向“音像族”。三是统一、绝对的声音发出变成文化信息的无穷多发出。讨论者认为，所谓的文化“大腕”不光是电视剧制作者，还包括音像制作者、广告制作者、书商、周末版报纸的编辑、小报记者等，他们形成了新的文化阶层，这些文化“大腕”靠分享国家媒介权力获得地位。这些文化“大腕”对大众文化的态度，常常决定了大众文化的趣味。陈晓明等认为，这种文化转型，某种意义上，是和工业革命相类似的文化革命，是工业革命在当今中国迟到的文化结果。关注这一问题，可能有助于理解当今的文化格局与文化神话背后的单纯事实。
　　
　　人文精神失落没有？
　　
　　新出版的一九九四年第四期《上海文学》刊登了批评家白烨与已下海的作家王朔、吴滨、杨争光的对话。王朔时下是好梦影视策划公司艺术总监，吴滨是北京大象文化公司总经理，杨争光为西安长安影视制作公司总经理。三人下海都是为了从给人打工的状态变为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更好地发挥自己的能量。他们认为，过去老是宣传作家要甘于清贫，实际上还是在宣传越穷越好。王朔说：“当作家把自己穷死，那真不叫本事。”吴滨认为：“人越穷越可能嫉妒别人，反倒容易使心态不正常，下海是为了更好地找到自己，有可能使自己的生活形态与心态得到改变。”针对文化界现在普遍哀叹人文精神失落的问题，吴滨认为，现在谈不上失落不失落，人文精神应是人立于现实去追求理想，实现信仰。从这个意义上，什么样的外在环境都不会妨碍、影响人文精神的存在，现在人文精神要落到人对自身的关注和关怀上，恰恰提供了新的人文精神形成的契机。王朔认为，有些人现在大谈人文精神的失落，其实是自己不像过去那样为社会所关注，那是关注他们的视线的失落。人文精神要体现在对人本身的关怀上，现在有些人呼唤的人文精神不是出于这种关怀，有可能走上二律背反。他们实际上要重建陈腐的社会道德，王朔认为，“这有可能又成为威胁人、窒息人的一种武器。如果是这样的人文精神，那我们可以永远不要。”吴滨进而认为，“在选择的机会越来越多，选择的方式越来越多的社会里，需要重视的不是人文精神失落不失落的问题，而是要不要尊重别人选择的问题。”
　　
　　理性化与不稳定制度
　　
　　刚出版的《二十一世纪》一九九四年四月号发表樊纲的文章，论及中华文化、理性化制度与经济发展。樊纲认为，中华文化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重视非正式的社会关系和非正式的制度，而不重视建立与实施理性化的正式制度。马克斯・韦伯曾认为中华传统文化中存在着阻碍经济发展的内容，缺乏基督教新教伦理中的一些有利于现代经济发展的因素，樊纲先生经过分析，认为制度可分为正式和非正式两种，就制度的有效性而言，一个不重视正式规则，主要靠习俗、传统、人与人之间非正式的约束所制约的社会，不一定就是不稳定的制度。樊纲先生引证了雷丁(Redding)对海外华人产业文化的研究。雷丁认为华人(资本主义)企业具有1.决策权明确集中在上层；2.小企业居多；3.内部分工和专业化程度低；4.存在形式化的因素，但标准化(正规化)的程度低；5.所有权和控制权合一的趋势性。樊纲认为中华文化传统中制度行为呈非理性倾向，不追求正规化，构成一种“不求形式，只重内容”的实用主义文化。这种文化的优点是具较高的灵活性，对不断变化的外界环境有较强的适应性，这种不讲原则的实用主义文化，有利于新的规则在旧制度下成长。但不稳定性或不确定性，使易形成的东西也易改变、打破，不利于建立稳定的行为预期、制度没规范，很容易产生对强权统治的要求，而强权统治又进一步削弱法制，巩固人治。樊纲认为，中国近年来通过各种形式的“变通”，使经济得到较高增长。但在此过程中，也伴随着频繁而剧烈的波动，经济体制也一直难以摆脱“放权―收权”的体制循环，这造成的经济损失，与人们缺乏稳定的制度预期有关。他认为“一个经济的内部制度的理性化过程，本身包含着民主程序的成熟与发展，但一开始却不一定完全取消集权。”
　　
　　失衡的文化消费
　　
　　《中国国情国力》杂志一九九四年第二期发表赵来忠的文章，根据广东特区珠海市抽样调查资料，阐述珠海市文化消费结构。纥抽样调查显示，一九九二年珠海市在文化消费方面总支出为人均三百九十七元七角，其中娱乐型消费为二百五十七元八角，占64.8％；知识型消费为一百三十九元九角，占35.2％。一九九二年珠海市居民购买书报杂志人均为十六元七角，仅占生活费支出0.4％(娱乐型消费支出占生活费的6.2％)，文章叙述珠海市各种类似卡拉OK包房等娱乐性设施发展飞速，而珠海市图书馆的藏书却只有十八万册。赵来忠忧虑地称这种消费态势为“失衡”，认为城市可能构成经济发展与文化萎缩的畸型。
　　
　　择业调查报告
　　
　　据《北京青年报》对九百九十七名受调查者(男女各占一半，年龄在十八――六十六岁，职业为企事业机关干部、工厂工人、学校教师、商店营业员、公司职员等，月收入集中在二百――八百元人民币)对择业、对职业看法的调查，结果为：最愿意从事的职业――一为外企职员(21.26％)，二为机关干部(18.96％)，三为公司职员(21.26％)。认为最受尊重的职业――一为教师(32.30％)，二为科研与技术人员(20.16％)，三为医生和护士(11.63％)。认为最稳定的职业――一为机关干部(34.5％)，二为医生和护士(20.8％)，三为教师(20.36％)。认为最赚钱的职业――一为生意中介人(32.90％)，二为企业经理(24.17％)，三为外企职员(21.56％)。认为最刺激的职业――一为生意中介人(28.18％)，二为外企职员(14.54％)，二为企业经理(12.74％)。
　　
　　谋杀后的谋杀
　　
　　《北京晚报》从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一日起连载旅居新西兰的知情人、诗人楚客关于描述顾城事件的《诗化的谋杀》，继而又从四月二十六日起连载他与著名作家陈建功的对话《谋杀后的谋杀》，使国内对顾城杀妻自杀一事的文化评述又掀起一个新的高潮。
　　楚客以一个知情者的角度，认为顾城杀妻，是一种蓄意谋杀。认为顾城的自杀是“一个梦的破灭的必然归宿。这个梦是顾城自己做的，而且还是一个没有主角的梦。顾城站在梦之外，像一个催眠师，营造出一个梦的氛围，让读者和他的崇拜者进入催眠而痴迷。”楚客先生认为，谢烨是寻梦而被偶像所欺骗，清醒过来后对梦产生疑问，要挣脱这梦魔而遭刻意谋杀。谋杀是被刻意设计好的。楚客认为前一段文化界对顾城事件的评述，视诗人杀妻的事实而不顾，采取了一种不公正的舆论引导，愤慨地提出：“谢烨已被顾城谋杀了一回，而我们文化界的思想精英们，沉默者且不说，更有人通过传媒对谢烨进行‘第二次谋杀’，这也是良知与公正的谋杀。”国内文化界半年来对颇城之死的评论，体现出比较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陈建功认为，这是一种“谋杀后的谋杀”，比谋杀本身更令人深思。
　　
　　先锋性能走多远？
　　
　　《作家》一九九四年第四期发表陈思和、李振声、郜元宝、张新颖四人对话，讨论中国小说的先锋性究竟能走多远。讨论从余华的近期小说引起，认为余华小说有一个从先锋转向世俗的变化，在细致分析了余华的创作变化后，陈思和认为，余华的变化是因为他无法坚持虚无，一方面是理解的人太少，另一方面是他也无法长期承受这种非经验的幻想的痛苦，所以他后退了一步，后退的结果就是《活着》和《一个地主的死》，张新颖认为，先锋小说家开始确实从自我出发，有一股凝聚起来的气，现在骨子里的精锐之气和凝聚成整体的气都已散了。而陈思和则认为，“中国先锋小说一开始就底气不足，多的是新鲜感和玩花样。先锋小说最好的时期是马原、洪峰那个时代，他们把一切常规都打破了，但他们始终不能把自己的情绪和经验彻底表达好。或者说先锋小说依恃的仅仅是语言和游戏观念。”他认为，先锋派的好处是在主流意识形态之外建立了自己的文化规范，问题是这些规范没有一个深厚的基础。他认为，所谓文坛被先锋派占据只是一个假像，因为真正占据文坛的是一种大众的东西，是商品。中国现在有的是大红大紫的、被传媒广泛宣传、与通俗文学、流行文化同流合污的先锋派，所以他认为，这些都已不再是先锋的概念。
　　
　　贾平凹谈《废都》
　　
　　长篇小说《废都》作者贾平凹说：“一部《废都》把我自身的一切都废了：家破裂了，身体搞垮了。”“原为自己的安神而作，没想却惹得一片繁嚣。”
　　一九九四年第二期的《今日名流》杂志刊登记者治玲对贾平凹先生采访记，贾平凹认为，《废都》是一本容易被人看走眼的书，容易被人误解，要慢慢地看，心平气和地读，他说，“废都”两字最早源于他对西安的认识。“西安是历史名城，文化古都，作为西安人虽所处的城市早就败落，但潜意识里其曾是十三个王朝之都的自豪得意并未消尽。随着时代前进，别的城市突飞猛进，西安已无任何优势。西安人由悲哀而滋生出一种自卑性的自尊，一种无奈的放达和一种尴尬的焦虑。这种古都――故都――废都的文化心态非常典型。”“《废都》是表现世纪末情绪，写传统文化在当前的不适应性，以及想作为又没办法作为，想适应又没办法适应的状态。”贾平凹说，“一部《废都》可以说是最实际的一本书，也可以说是写得最虚的一本，好像写的都是吃喝玩乐的日常琐事，是形而下的东西，实际写的是形而上。”贾平凹认为，很多人难以进入《废都》，一是因为他写成了庄之蝶这样的知识分子，二是因为其中对性的描写。他认为，他写性是出于人物需要。“定稿时我删了很多，出版时编辑又删了许多，删来删去连不到一块了，干脆就框起来。”“有人说我一是为了商业手段，以便促销；一是为了诱惑读者。我哪里有这些人想得如此复杂？”贾平凹仍然坚持这是他写得最好的一部作品。他说，“这部作品只有在我四十岁的时候才能写出来，在生活中没有磨难的，年龄不到中年的人，也不好读这本书――好读不好懂。”
　　
　　因屈服而加冕
　　
　　批评家戴锦华近期在《东方》第二期发表题为《历史的景片》的论文，评述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她说，在“第五代”所发动的中国大陆影坛的“美学革命”之中，“第五代”们在放逐了谎言／年代的同时，也放逐了故事、情节的可能与人物个体生命体验的表述。戴女士认为，从《黄土地》的恢宏、《孩子王》在戛纳电影节的挫败，经《边走边唱》的杂陈，到《霸王别姬》的全胜，陈凯歌经历了一段不无痛楚与屈辱的心路，他是因陷落而获救，因屈服而终得加冕。戴认为陈凯歌在对西方文化认同的前提下，在没有了年代的历史与时间化的历史的并置之中，在历史的政治场景与性别场景的同台出演之中，背叛了第五代的文化及艺术初衷，陈凯歌们曾爱之深、恨之切的中国历史与现实实际已成了缺席者。
　　
　　《围城》的主题
　　
　　一九九四年第一期《新文学研究》发表了陈子谦的长文，论述《围城》主题的深层意蕴。文章从杨绎对电视剧《围城》的题词“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着手，认为钱钟书先生“悲剧之悲剧”的美学思想是建立在否定王国维对《红楼梦》宝黛悲剧的分析结论之上。陈子谦用叔本华的“愿欲说”，详细分析了方鸿渐的角色扮演过程，文章最后落在钱钟书《谈艺录》中所说：“……木石因缘，侥幸成就，喜将变忧，佳偶始者或以怨偶终；遥闻声而相思相慕，习进前而渐疏渐厌，花红初无几日，含饴还同嚼蜡。”“苟本叔本华之说，则宝黛良缘虽就，则好逑渐至寇仇，‘怨家’终为怨偶，方是‘悲剧之悲剧’”。并引杨绛《唐吉诃德和》一文中的话说，“塞万提斯对唐吉诃德的嘲笑带着深厚的同情，他自己的笑脸又躲闪在唐吉诃德的苦脸后面”，认为方鸿渐与唐吉诃德类似，但《唐吉诃德》是以喜剧形式扮演的悲剧，《围城》则是“悲剧之悲剧”而披一层喜剧的外衣。
　　
　　质疑达尔文
　　
　　一九九四年二月十五日出版的台湾《远见》杂志，发表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许靖华的论文，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提出质疑，许靖华先生引奥华顿先生关于科学必须符合的五项要求：1.由自然定律主导，2.必须是有关自然定律的解释，3.必须能够跟现实世界相互验证，4.必须是能被否证的，5.结论只是暂时性的，不一定是最后的定论。认为达尔文的理论不科学，许靖华先生认为，物种的灭绝和物种的出现，都是生命史的一部分而已。达尔文把一切归咎于化石记录的谬误，认为灭绝是弱者在竞争中被淘汰的结果。而恐龙的灭绝，就并不是与哺乳动物竞争的结果，哺乳动物与恐龙共存有一个时期，只不过恐龙灭绝后，哺乳动物才突然转盛。达尔文理论也不能跟现实相互验证，因为他提出的进化机制是一个缓慢渐进的过程，而作为解释历史的理论，已被化石记录否证了。许靖华先生认为达尔文犯了三个错误：1.他把大规模灭绝现象归咎于地质记录的不完整；2.他假设物种的多元会随着时间无限制地增多；3.他把生物之间的互动列为物质灭绝的主要原因。作者说，“这样模糊、缺乏验证的理论之所以会变成一种教条，只能从社会学的观点来解释。”他认为，达尔文的理论就像托勒密的“地心说”，伽利略发现新的数据后，它只能成为一种教条。达尔文主义曾经是一种科学推想，但到了二十世纪，它已只剩下“主义”的部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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