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_建党时期四川青年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

　　五四运动前，各种新思潮争相涌入四川，诸多学说流派争鸣斗胜。无政府共产主义早于马克思主义传入四川，受到广大四川青年知识分子的欢迎和信奉，但其主张却因缺乏现实基础在四川无法实现。在王右木、吴玉章、恽代英等马克思主义者的积极引导下，这些屡遭挫折的青年知识分子，经过实践、对比和扬弃，绝大部分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成为四川中共组织创建和早期革命活动的骨干力量。
　　
　　狂热无政府共产主义袭来四川
　　无政府主义（又称安那其主义,anarchism的音译)于20世纪初就作为一种社会主义学说传入中国，比马克思主义流传于中国要早。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5月，师复等人在广州组建“晦鸣学社”，同年7月成立“心社”，这是我国最早的无政府主义组织。师复及心社同仁积极创办刊物，成立印刷所，大量翻印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分发各地，展开宣传。受师复的影响，当时中国主要流传的是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无政府共产主义政治思想的核心理念是强调个人自由和人与人之间的互助，反对强权、国家和一切暴力政府，并且幻想建立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这种社会思潮，在马克思主义尚未广泛传播和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前，其进步性是显而易见的，对追求进步的青年知识分子来说具有很强的吸引力，他们纷纷将其作为改造社会、救国救民的真理来信奉和追求。
　　新文化运动特别是五四运动在四川的深入，使各种新思潮、新理论在四川各地涌动。在各种新思潮中，起初是无政府共产主义流传最为广泛。五四前后的四川社会，正处于封建军阀防区制的统治之下。为争夺更多的统治地盘，四川各军阀之间以及和滇、黔军阀之间常年累月发生混战，对辖治下的民众强征高额田赋和苛捐杂税，导致四川人民对暴虐专横的军阀政府恨之入骨。无政府共产主义宣扬推翻一切暴力政府，因而深得不满现实的青年知识分子的强烈认同和拥护。
　　1912年，在川北达县读中学的进步青年陈慕勤就接触到了宣传无政府共产主义的读物。1914年，当他读到师复起草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宣言书》中“灭除资本制度”、“反对强权”、“本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之义，组织自由共产之社会”的主张时，十分激动，为之倾倒，认为这正是他苦苦寻求的救国救民的真理。于是，他先后将《乐极地》、《改造社会》等一些宣传无政府共产主义的读物手抄、油印，并在亲友中广为散发。1917年，陈慕勤约集好友冯友彬、潘小冲、高克让等在达县组织成立了四川第一个无政府主义小团体――适社，取追求人类最适宜社会之义。他们除了广为宣传无政府共产主义的主张外，还身体力行，积极进行社会实践，扩大其影响。为推行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陈慕勤多方奔走，联合达县名医吴庐初等创办红十字会医院，以帮助穷苦百姓为宗旨，同时宣传无政府共产主义。陈慕勤还更名为“小我”，意为个人为小，以革命事业为大。
　　众多青年知识分子受无政府共产主义影响，纷纷创办刊物，成立组织，宣传主张。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吕渺崖、刘达、傅朝杰、何廷述等于1920年上半年成立“悟社”；穆济波、王怡庵、刘先亮、马静沉等成立了“直觉社”；进步青年吴先忧、来希宋、张拾遗等组织“半月社”，并于1920年8月创办《半月》报，后又在“半月社”同仁的基础上组建“均社”，高师进步学生袁诗荛、刘砚僧、李芾甘（巴金）等纷纷加入，使“均社”成为四川最具影响和有代表性的无政府主义社团。袁诗荛在1921年6月1日《半月》报21号上发表的《均社宣言》可以说是四川无政府共产主义组织最有代表性的政治纲领。宣言中“吾人生来是彼此均等的”、“受教育权利，无论何人，都应当平均的享受”、“劳力是吾人生活的代价，即不劳动不能得生存权”、“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废除私有制”等主张深深地震撼了这些受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洗礼、思想已经开始觉醒的进步青年。在重庆，1920年上半年，已在重庆联中任教的陈慕勤联合青年教师陶必观、徐毅让在重庆组建“适社”；江凝九组建“人声社”，并创办《人声》杂志作为宣传阵地，宣扬无政府共产主义的主张。据不完全统计，1919年下半年至1923年底，四川各地先后建立的无政府共产主义组织有20多个，先后创办刊物10多种。一时间，无政府共产主义在四川盛行，可谓风起云涌。
　　巴金在《我的幼年》一书中回忆说:当他读到克鲁泡特金《告少年》一文时，立即被这本小册子所征服，“这里面全是我想说而没法说清楚的话”，“而且那种最富煽动性的笔调简直要把一个15岁的孩子的心烧成灰了。”青年知识分子对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倾倒和狂热可见一斑。
　　
　　彷徨实践中遭受无情打压
　　无政府共产主义关于未来社会的蓝图，对于那些不满当时黑暗社会而向往没有阶级、没有人剥削人的社会，但理论素养却不高的四川青年知识分子而言，其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然而，他们应当如何去实现这样的理想社会呢？按无政府共产主义的主张，主要依靠两种手段:一是传播，幻想通过宣传，使人人接受其主张，然后众人起事，推翻政府，建立无政府的社会；二是暗杀，认为“诛除一二人道之贼，使大多数人之迷梦惊醒，使一般之据强权者寒心”，则大事可成。
　　于是，接受了无政府共产主义学说的四川青年知识分子抱着为真理献身的精神，迅速以积极行动来追求和实现这种理想。他们热情百倍地组织无政府共产主义团体，自筹经费创办刊物，展开宣传，经常利用课余时间甚至是夜以继日地撰写宣传文章。成都最先信奉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吴先忧为给刊物提供经费，更为了尊奉劳工神圣，竟退学当了裁缝，用工薪收入支持《半月》的出版。以成都最有影响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刊物《半月》为典型代表，早期文章主要集中在宣传新文化和宣扬无政府共产主义主张两个方面。在新文化运动的宣传上，大量刊登反对封建军阀统治、揭露和抨击社会黑暗，主张妇女解放、恋爱自由，响应自治运动，呼吁关注民生，宣扬劳工神圣、发动工农运动等方面的文章，措辞锋利，针对性强，具有鲜明的革命性、战斗性。在对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宣扬上，先后发表了《怎样建设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我对安其那革命的道德观》、《克鲁泡特金的思想和主义》等文章，对其“废弃政府”、“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人人平等互助”大加介绍与赞扬，并用来件照登的形式刊载《适社的志趣和大纲》、《南京安社宣言》、《均社宣言》、《觉社传单》、《无社宣言》等，积极宣传无政府共产主义的政治主张。
　　但是很快，残酷的社会现实便让这些热血青年陷入苦闷之中。遑论暗杀军阀不易，就连创办刊物、宣传主张以唤醒民众觉悟也为封建军阀政府无法忍受。由于无政府共产主义刊物旗帜鲜明地反对封建军阀统治，猛烈抨击时弊，当局深为忌恨，纷纷将之视为鼓吹共产主义的洪水猛兽，不断加以迫害、打压。
　　据《报及半月社》记载，1921年2月15日，四川省会警察厅发布训令称“近查有社会运动半月刊报纸一种，鼓吹共产主义，立言悖谬，实属淆乱人心”，令各种书社不准出售。7月15日，《半月》第24号针对“女子剪发运动”中警察厅横加无理干涉刊发了吴先忧的《禁止女子剪发的谬论》和袁诗荛的《女子剪发与警察厅》两篇抨击文章，激怒了省会警察厅。8月5日，警察厅发布训令，借称“前因半月报24号出版，违令登载无社宣言，弥恐扰乱治安，即饬收此号报纸没收立案”。8月30日，警察厅正式查封《半月》。此后，“均社”同仁又创办“利群读书社”，宣传新文化。《半月》报人正愁重新创办刊物无法获得当局登记许可之际，恰闻成都聚兴诚银行欲创办《警群》杂志，即乘机渗入《警群》并占据主导地位，但《警群》也只出了一期复被查封。1922年，成都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又创办《平民之声》，为避免当局检查和迫害，发表文章皆不署名，出版10多期后，再次因警局迫害而停刊。成都、重庆等地其他无政府共产主义刊物命运也大抵如此，就连高师附中学生马静沉、刘先亮等创办的以宣传男女恋爱自由等为主的《直觉》也遭到迫害。热情高涨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实践无政府共产主义主张时屡遭挫折，令他们苦闷万分，彷徨不已。
　　
　　转机马克思主义传来新希望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1917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创办的《星期日》报先后发表《俄国革命后的觉悟》、《波尔雪勿党的教育计划》、《社会主义的劳动问题》等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1919年4月至6月，《国民公报》接连刊载文章介绍马克思的生平和著述，满怀深情地介绍了马克思不畏反动政府的打击，在贫病交加的困扰下仍百折不挠地研究社会主义，把一切都献给了人类社会的高尚品质。五四运动爆发后，《国民公报》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与日俱增。1920年3、4月，《东方杂志》等刊物冲破新闻封锁，刊载了苏联第一次对华宣言（即宣布废弃沙俄在华一切特权），强烈震撼了长期遭受欺凌的四川人民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的心，大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布尔什维克主义在四川的进一步传播。由于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最终必然发展到共产主义社会，因此四川这些受无政府共产主义影响的知识分子纷纷将之视为殊途同归的同盟者。他们纷纷利用其刊物等宣传阵地帮助和促进马克思主义在四川的传播。1921年1月，成都《半月》刊发了来希宋的《劳农政府和中国有什么关系》一文，公开提出“中国现今的情形与俄国革命前种种事实是很相同的”，“主张中国效俄国”。接着，《半月》又连续刊登了海参崴共产党果尔克氏写给远东少年的信《告远东少年》，这是俄共远东局向中国人民宣传革命思想、号召远东少年建立共产主义组织的文件，信中较为完整系统地宣传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学说。
　　在帮助和推进马克思主义在四川传播的过程中，绝大多数无政府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开始接触并研究马克思主义。由于马克思主义是以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现实经济关系进行充分分析研究才得出科学社会主义的结论，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社会发展的客观真理，因此一经传播，就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染力。四川这些早期无政府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正处于寻求真理而探索遇挫的彷徨状态，自然而然地将注意力转移到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上来。陈慕勤等在重庆成立的“适社”，对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主义十分感兴趣和向往，并于1921年初派出廖划平等17人前往上海，意欲通过上海“无政府共产主义同志社”的关系赶赴苏联进行实地考察。囿于经费紧张，最后仅廖划平、徐敦让、杜小马顺利成行，随秦慧僧等同赴莫斯科考察。廖划平曾在上海外国语社学习俄语时被吸收入团，是四川最早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廖划平一行于1922年初回国，对苏联实地考察后将信仰转向马克思主义，先后在内江、南充等地任教时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这无疑冲击和加剧了四川无政府共产主义成员内部思想的分化，绝大多数青年知识分子经过实践后对无政府共产主义失去信心，最后抛弃了无政府共产主义，转向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四川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组织和活动因此日渐式微。正如无政府共产主义骨干分子卢剑波、张履谦在1923年4月19日《敬告四川同志》一文中所说:“回顾在川吾党则均奄奄气息，有一蹶不振之势……各地团体亦几全拥虚名，所谓‘益’、‘适’‘民锋’、‘红’‘均’、‘引’‘同’……诸社，均不闻其声息也。”
　　
　　涅�青年知识分子纷纷转化
　　就在众多信奉无政府共产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实践受挫、苦寻出路之际，王右木、吴玉章、恽代英等在四川的马克思主义者分别在成都、重庆、泸州等地对他们积极引导、耐心教育、尽力争取，帮助他们分清科学社会主义与无政府共产主义的根本区别，使他们绝大多数摆脱了无政府共产主义的羁绊，顺利地转化为马克思主义者，并逐步成长为四川早期革命活动的中坚力量。
　　王右木是四川最早系统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先驱。他早年留学日本，在日本反袁爱国运动中结识了李大钊、李达、李汉俊、施存统等中共早期共产主义者，后深入钻研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逐步树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1920年暑假，王右木在上海会见陈独秀、李汉俊、李达等，了解到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等情况，受到很大的启发。回川后，他以成都高师为宣传阵地，成立马克思读书会，进行马克思主义启蒙宣传，并指导成都学生参加改造社会运动。王右木对四川大多数进步有为的青年知识分子均加入无政府共产主义组织深感痛心，决心花大力气做通这些人的思想转化工作。在欲发展刘砚僧入团时，他在给团中央的信中写道:“此君实四川新文化运动以来之健将，有胆有识，雄强了全学生时代，未失败过。使竟为安那其派吸收去，真是可惜！何以木必在安那其中求人？因为重庆除了安派外，另无有人。”王右木深刻地认识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是引导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克服无政府思想影响的最有效的良方，因此在历次学生运动和组建马克思读书会的过程中，都十分注意引导和鼓励无政府共产主义者参加。1922年王右木在筹办《人声》报时就盛情邀请了“半月社”、“直觉社”等的主要成员吴先忧、刘先亮、袁诗荛、马静沉等参加，最后成功将《直觉》改组为《人声》。为争取吴先忧，王右木曾专门找他作彻夜的长谈。为顺利转化袁诗荛，王右木亲自给袁讲解《资本论》和《唯物史观》，他还对袁诗荛说:“别看无政府主义在四川风行一时，旗鼓热闹，但它好比抱鸡婆只会咕咕乱叫，上不了房。在中国，只有学习马克思主义，走苏联十月革命的道路才有希望，才有光明。”1922年6月，王右木在成都率领社会主义青年团员和受无政府共产主义影响的青年知识分子，领导和发起了争取教育经费独立运动。“四川经过前次学潮后，一般学生脑中颇将马克斯（思）三字印入，成都旧日安派空气已不为青年所重。”
　　与此同时，吴玉章在积极开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时，也在尽力做争取无政府共产主义者的思想转化工作。1921年3月3日，吴玉章在《国民公报》发表《全川自治联合宣言》，借四川自治运动全面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主张用民主政治以反对军阀专制。吴玉章在一次题为《马克斯（思）派社会主义的势力》的演说中指出:“社会主义的派别很多……据现在的时势看来，尤其是马克斯（思）派的社会主义为最流行。因为经过苏俄的试验，人人已知道他有实现的可能性”，“我们的先决问题，是不是要推倒资本制度而立一种新的社会组织。如若以这个前提为是，而这种新的组织又必为旧社会中的治者阶级所反对，我们要实现这个新组织，势不能不打到旧组织，驱逐旧的治者阶级。但是旧的社会制度，资本制度都建筑在武力之上，不用武力是万不能打破，所以革命是不能免的”，“我国的平民，我国的劳动阶级，想在两层奴隶之下谋和平局部的改革，真是自欺欺人了”。吴玉章的精辟论述犹如当头棒喝，一语惊醒众多陷入彷徨的青年知识分子。在吴玉章、杨�公等的帮助教育和积极引导下，肖华清、吕渺崖、廖划平等逐步转化为马克思主义者。
　　中共早期活动家、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创始人恽代英也于1921年10月底赴泸县川南师范学校任教。他在校内发起组织社会科学研究会、学行励进会、通俗讲习所，组织青年学生阅读进步书刊，探讨救国救民的真理。1922年5月5日，恽代英在川南师范学校师生中组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传播革命理论，并于1922年9月组建了泸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恽代英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发现学生在吸收社会各种新思潮时往往饥不择食，不少受到了无政府共产主义的影响。针对青年知识分子的这种倾向，恽代英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对这些青年知识分子进行了引导，他说，“我们不能盼望在全部未改造以前，能为局部争取一个什么程度的改造。我们虽有时可以局部的努力，为争斗的练习，但决不可迳认为我们争斗的目的。我们最要亟求有个全部的改造。我们一切的努力要有利于这个全部的改造。”恽代英还组织师生谢啸仙、余泽鸿、曾润百、张霁帆等30人组成旅行讲演团，于1922年1月从泸县出发，沿途经隆昌、内江、自贡、富顺、南溪、宜宾、江安、纳溪、合江等川南九县，行程千余里，讲演20多次，广泛宣传爱国主义和反帝反封建思想，引导民众接受马克思主义。此举既坚定了进步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奉，也唤醒了民众的觉悟，不少有志青年就是听了恽代英等人的讲演走上革命道路的。1923年3月，恽代英在吴玉章的邀请下来到成都高师、西南公学等校任教，他也始终注意积极转化受无政府共产主义影响的青年学生。熊瑞文在《记余泽鸿烈士二三事》一文中写道:“在恽先生来成都以前，成都青年同学中曾经有过一段研究安其那主义的热潮，我和均尧同志都被卷入过……直到恽先生到成都后，大家听了恽先生对马克思学说的精辟的阐发，获得了一定的理解，这一股崇拜无政府主义的思潮才逐渐消失。”
　　在王右木、吴玉章、恽代英等马克思主义者的积极引导下，四川众多最初受无政府共产主义影响的青年知识分子纷纷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在工农群众中深入开展活动、从实际斗争中深刻认识了中国国情，开阔了眼界，逐步意识到无政府共产主义缺乏现实基础，从而渐渐放弃了这种理论，绝大多数都一步一步转变成马克思主义者。成都的袁诗荛、刘砚僧、刘弄潮等在王右木的引导下，彻底放弃了无政府共产主义，成为筹建成都马克思主义党团组织的骨干力量。重庆的吕式宪、吕渺崖、刘参悟、廖划平等人在吴玉章的帮助下先后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为重庆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建立作出了重要贡献。四川最早的无政府共产主义者陈慕勤最后也在1928年经同事牟永政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达县最早的中共党员之一，从此全心全意投入到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
　　最终冲破无政府共产主义局限的四川青年知识分子，选择了科学社会主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迅速投入到了创建四川中共早期组织和领导工农开展革命活动的行动之中。
　　（四川党史资助课题）
　　【责任编辑：杨山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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