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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士大夫的民生思想及其政治实践

    时间:2020-04-01 10:07:3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提 要:明朝官员的奏疏中,多有建议“民生”的内容,常使用“国计民生”一词,还以“吏治民生”讨论问题,反映出“民生”问题具有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性质。儒家民本思想的核心以使民生顺遂为归宿,这一观念渗透到国家统治的模式当中,成为君德、官箴的要求。民生与国计一体两面,国家与社会为紧密相连的互动关系。吏治与民生的关系要求官员当官为民、造福一方。

    关键词:国家与社会;士大夫;民生思想;《明经世文编》

    明清文集、实录等历史文献中多有“民生”一词的出现,记载不绝如缕。我感到历史上民生问题不仅是社会问题,在思想史与国家政治理念、政府的行政运作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应当予以探讨。然而检索已有研究,笔者只发现一篇专论。1

    关于“民生”一词,1979年版《辞海》解释为“人民的生计。如:国计民生。”《辞海》解释“生计”,则是“有关生活的事情,谋生之道。”《辞海》解释“生活”有四个义项:人的各种活动;生存,活着;犹生涯,生计;指工作、手艺或成品。至此,我们认识到“民生”就是人民的生计,是百姓谋生之道,属于生活史,属于社会层面的问题。孙中山提倡民生主义,对于“民生”一词深思熟虑,他说:“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2这个说法具有包容性。

    《辞海》提到“国计民生”一词,但未有词条,这个词大家耳熟能详,现在常用。不过1978年上海教育出版社的《汉语成语词典》倒是将“国计民生”作为词条,解释是:“指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这也的确是现在使用的含义。“国计民生”一词的重要性还在于将“民生”与“国计”连接,即反映了国家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而我们见到的有关国家与社会的研究,还缺乏从“民生”角度的探讨。

    明朝官员的奏疏中,多有建议“民生”的内容,也使用“国计民生”一词,不仅如此,还往往以“吏治民生”讨论问题,涉及的内容丰富,反映出“民生”问题具有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性质。明朝官员,一方面他们属于官方,代表国家在处理行政事务;另一方面他们是读书人出身,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是社会中的一大群体,在一定程度上比较了解地方、百姓的情况,代表着社会。所以我觉得用“士大夫”一词表示这一群体,比使用官员、官吏更具包容性,更适合本文主旨。

    明代士大夫讨论民生问题,属于经世致用,明末陈子龙等选编的《明经世文编》1包含较多反映民生的论述。2因此,笔者以该文编为基础,结合其他文献,将明代士大夫的民生观与实践置于国家与社会的视角加以归纳解读,并向方家求教。

    一、民生与民本:儒教化国家的君德、官箴与财用

    儒家具有民本思想的传统,要求君主使人民的生活充裕。《尚书·夏书·五子之歌》讲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将人民作为国家的根本。《孟子·尽心下》更有民贵君轻的看法:“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如此,君王应重视人民,把人民作为国家稳定的关键,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儒家也强调厚民生,简称厚生。对照《左传·文公七年》所引《夏书》中“正德、利用、厚生”记载与《左传·成公十六年》中“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节”之说,“则会发现先秦《尚书·夏书》中的‘厚生’正是‘厚民生’的略语,说明‘厚生’一词已包含了‘民生’观念。”3现行《尚书·大禹谟》中禹向舜建言:“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唐孔颖达疏:“正德者,自正其德,居上位者正己以治民,故所以率下人。利用者,谓在上节俭不为靡费,以利而用,使财物殷阜,利民之用,为民行利除害,使不匮乏,故所以阜财。阜财,谓财丰大也。厚生,谓薄征徭,轻赋税,不夺农时,令民生计温厚,衣食丰足,故所以养民也。三者和,谓德行正,财用利,生资后。立君所以养民,人君若能如此,则为君之道备矣,故谓善政。”4可见,儒家化善政在于为君之道,即国君要正己治民,节俭利民,厚生养民。厚生就是要轻徭薄赋,不违农时,保证生计,丰衣足食。儒家的上述思想被宋代新儒家更加强调。

    明太祖朱元璋推翻蒙古人所建的元朝,新建立的明朝强调复兴中华文化,儒家思想的官方意识形态色彩更加浓厚,并进入到国家制度。我们看到明朝士大夫奏事建言,每每以民本思想为出发点,谈论民生问题。

    谢迁(1449—1531年)引朱元璋祖训,每年青黄不接之时,忧思民生,使得民安国固,将赈灾作为恤民生以固邦本的事情。谢迁说:

    臣等尝伏读圣祖之训,有曰:凡每岁自春至秋,此数月尤当深忧,忧常在心则民安国固,盖所忧者惟望风雨以时,田禾丰稔,使民得遂其生。如风雨不时,则民不聊生,盗贼窃发,豪杰或乘隙而起,国势危矣。此盖我祖宗保有四海之心法也。今前项重地,有此灾伤,陛下尤当仰遵祖训,深加忧念,恤民生以固邦本,乞敕户部会集廷臣讲求赈救之方,各衙门一应岁办额办钱粮在此地方者,俱宜暂从蠲免。庶几德泽下而人心咸服,未死之民得延其残喘,未萌之变可保其或无矣。5

    按照谢迁的说法,明太祖朱元璋具有民安国固的思想,把赈济灾荒作为防止民变的重要措施,最担心民不聊生带来社会动乱。谢迁也把“恤民生以固邦本”作为明朝的家法来论述。

    明太祖朱元璋诏书中也的确论述过民本问题,强调“厚民生”。洪武四年五月《免两浙秋粮诏》指出:“食惟民之天,民乃邦之本。”1翌年十月《免应天太平镇江宁国广德五府秋粮诏》又说:“尝闻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此有国家者,所以厚民生而重民命也。”2从治国理念来看,朱元璋继承了儒家的传统民本与民生思想。

    颇具讽刺性的是明中叶从武宗正德开始,皇帝往往行事荒唐,疏于政事。儒臣不断上疏请求皇帝关心民生。明代大儒王守仁(1472—1529年)的事例就很说明问题,他为了使正德皇帝以民生为重,上《自劾不职以明圣治事疏》,将皇帝朝政不修归罪于己,规劝皇帝:“自兹以往,务在休养生息,无复有所骚扰。躬修圣政,以弭天下之艰;屯广圣嗣,以定天下之危;疑勤圣学,以立天下之大本。其余习染,以次洗刷。则民生自遂,若阳气至而万物春;寇盗自消,若白日出而魍魉灭。”3另在《申明赏罚以励人心疏》中呼吁:“伏望皇上念盗贼之日炽,哀民生之日蹙。”4正德皇帝置若罔闻,辜负了大臣的一片苦心。王守仁对于皇帝的苦口婆心,基于他“养遂而民生可厚矣”的理念。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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