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历史去记住或遗忘】遗忘时光-记住爱

时间：2019-02-04 05:45:33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岳麓书社出版的《文人笔下的文人》有好些年了，书里所收文章写作年代为1919年～1948年，凡30年。这30年，也是中国社会剧烈变化动荡的30年。保守与激进，革命与改良，各种社会思潮涌动，各种政治势力集团角逐较量，可谓激烈空前，或曰惊心动魄，腥风血雨。书中所涉53位人物，就是线条各异的53幅肖像画。他们大都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如鲁迅、周作人、夏丐尊、胡适、茅盾、田汉、胡愈之、刘半农、叶圣陶、钱玄同、徐志摩、郁达夫、丰子恺、冰心、朱自清、闻一多、梁遇春、老舍、柔石、丁玲、张恨水、丘东平、叶紫等等。这些人物，或直接卷入漩涡，或被大浪推上急流险滩，或在港湾舔着伤口，或于中流击水。他们的起点是相同的，都受过新文化运动的启蒙和洗礼，但后来分化了。当然，所选人物占主流的多数选择了激进的革命，并使革命在1949年取得胜利。从编选者的取舍角度也可以看出，“革命”仍然是个激荡人心的字眼，“革命作家”或被称作“进步作家”者占了绝大多数。
　　郑振铎在《悼夏丐尊先生》中说，夏丐尊最富于正义感，看不惯一切腐败贪污。抗战胜利了，他在病床上喃喃地说：“胜利，到底是啥人的胜利……”他为应该分享胜利的老百姓而得不到胜利果实伤痛万分，以致在忧国忧民中死去。以群的文章写到茅盾，说太平洋战争爆发时，茅盾正在香港进行进步文化活动，面对旅店周围的炮火，他毫不在乎，因为是为了革命呀。胡愈之先生是1927年上海“清党”后醒悟的。胡愈之“走过宝山路，足下踏着一堆红血，竹篱笆旁，发现了好些被杀的尸身”。他十万火急转到商报馆，立即草拟电报分致几位国民党元老。于是，他从“编辑室”走出来，也从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变成了一个实际行动者。他反对暴力、反对杀戮。但后来，他和茅盾一样，成了革命机器上的一颗螺丝钉……
　　曾有一位伟人说过：朱自清宁可饿死也不吃美国救济粮。于是，朱自清大名鼎鼎了。那时，他在西南联大任教，因为“经济拮据”，妻室不能留在身边，日子过得很是清苦。在郑振铎笔下，“他是一位有名的衣履不周的教授”。“冬天，没有大衣，把马夫用的毡子裹在身上，就作为大衣；而在夜里，这一条毡子便又作为棉被用”了。朱自清是一个学者，一个有良心的教育家，又是一个典型的讲气节和道义的中国文人。
　　尤其是闻一多，他的《最后一次讲演》，每读一次，都让人心灵为之震颤。在李公朴先生被国民党特务暗害的追悼大会上，闻一多即席演讲，慷慨激昂：“李先生究竟犯了什么罪，竟遭此毒手?他只不过用笔写写文章，用嘴说说话，而他所写的，所说的，都无非是一个没有失掉良心的中国人的话?”特务当然没站出来，倒是闻一多先生走出会场就倒在血泊中。熊佛西在《诗人，学者，民主的鼓手》中说，闻一多“最厌恶做官，对于实际的政治一向毫无兴趣”。他之所以加入民主同盟，目的就是想促成中国实现民主政治，救国救民。他不参政，但不能说他是只关心读书而不问政治，从他上清华到死为止，几乎无时不关心国事，且常常因国事而慷慨激昂。也可以这样说，每个“有血有泪的学者，绝不是专读死书而不‘问政’的书蠹啊”。
　　丁东有一篇《左拉不过时》的小文说，左拉之所以让人尊敬，不只因为他写了那么多有名的小说，是因为他面对德雷福斯的冤案发出了《我控诉》的声音；高尔基之所以让人尊敬，也不只因为他的文学成就，更因为他在许多知识分子身陷冤狱的时候能直接向列宁发出大声疾呼。他们是作家，他们更是人类尊严的捍卫者和良知的表达者。由闻一多我想到当下的文人作家，只能感慨唏嘘不已。现在“身体写作”、“私人写作”甚嚣尘上，作秀文人，大行其道，真正像《国画》、像《许三观卖血记》那样的作品实在太少了!我们不和左拉比，也不和高尔基比，就和我们自己的前辈比吧――我们正在变得日益势利，我们的人格和精神正在矮化。
　　需要有人说话时没人说，沉默就不是金了。马丁神父曾在犹太人屠杀纪念碑上留下的一段名言足可让我们警醒：“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这就是“不说话”的代价!连话都不说，难道还指望他有什么举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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