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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02-06 05:39:19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香港是一个可望不可及的地方，其实连“可望”都是奢侈，也不可能。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想来一趟深圳都需勇气，或者说，有此念头便汗涔涔下。深圳是什么地方？罗湖桥那边又是什么地方？那是红与黑的交界，那是火与冰的对峙，那是自力更生、艰苦朴素与纸溺金炫、醉生梦死的分野。更主要的，那里有英帝国主义的米字旗耀武扬威，那里是公鸡版图腹下、一块比铜钱还小却藏匿很深的异己的伤痛。
　　我的童年在浙赣线西段的一个四等小站度过，那里常常会有一车车的生猪挟着飘荡得很远的骚臭或呼啸而过，或静静地停在到发线上，等待交会。因为这些目之能见、鼻之能闻的生猪车，我知道它们有一个遥远的目的地――香港九龙。但见猪们，或静静卧睡，或嗷嗷嘶喊，莫非它们因去“异邦”它乡，成为米字旗下的俎上肉、盘中餐而各有悲喜？！
　　更进一步理解香港已到了“文革”，是一个父辈年纪的工人疑逃香港，在深圳被抓回，大会批斗之后，就押在车站对面的采石场监督劳动。这个工人，都讲他有外国血统，强有力的佐证是：皮肤雪白而且怎么也晒不黑，况且，双目幽蓝。尽管他未必会讲一句外语，但是外国人的外表，加之窜去深圳――与香港仅一桥之隔，怎么辩白，也难脱“叛国投敌”之嫌。说实在的，在那个年代，仅对他实行群众专政的监督劳动，没有押下大牢判他个十年八年，只说明，我们那个名叫彬江的小地方，虽然聚集了一大批出身五花八门的牛鬼蛇神，却还不失一缕心远地偏的仁厚之风。
　　俱往矣，从当年怕说怕望香港，到如今不少便便大腹的女子争先恐后在香港高价待产，为的是给儿女留一张香港出生纸，堪称形势比人强。
　　我1999年底自江西调来深圳大学之后，去香港中文大学参加文学院举办的一个研讨会。过罗湖一路火车到大学站，风物未见与深圳有大异，大异的是难遇有会讲普通话者，即便在中大校园询问学生会议报到地点，也是一个个面红耳赤，讲出来的普通话比粤语更让人找不着北。至开会，但有“西人”在场，不少与会者就爱用英语发言，这令在大陆学哑巴英语的各路学者好生尴尬。香港好用的或曰强势语言，一是粤语，二是英语，普通话肯定是叨陪末座。以后去欧美国家，感受更深了――粤语就是海外华人的强势语言。
　　后来去香港，都是路过。犹记那年与同事到加拿大开会返经香港，给当时还在岭南学院的朋友王璞电话，目的是到她家蹭一晚。此前已经领教了香港住宿之价昂屋仄，记得有次去新马泰经香港，一位仅在文字上打过交道的画家朋友沈平指点，到一个印度人开的没有门面的小小招待所住下，乘电梯直上十八楼，是一个单元房，隔成数小间，里面的床位窄得与火车硬卧不相上下，卧室里都有独立的卫生间，各单元的长宽高简直要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就这么一个床位，每晚价格也不下三四百块――那时的港币当然大于人民币。两个人在王璞家蹭一晚，可省七八百块，对当时我们的收入，虽不惊天动地，但也并非小补。
　　王璞是作家，教授，更曾是一个好编辑，她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当编辑的八十年代，我刚刚大学毕业，她编发了我一个中篇《夕阳》，此小说后来获了江西省政府奖。她编发的一个赣南作者的中篇《把彩霞铺向蓝天》，小说被中篇选刊等转载之后，也为那个作者带来好运。需知，那不仅是文学狂热躁进，燎得四下里莫名兴奋的年代，也是可以抒写人生、扭转命运的年代。王璞后来去了香港，主要是她几十年前出生香港的证明，居然还能在当年呱呱坠地的医院找到并请朋友带回。对比我们的各种材料随做随扔，资本主义花花世界的档案意识之强，也令人感慨。
　　因与香港一些作家、诗人、评论家以及编辑家逐渐熟稔，便对深圳河之两岸的文学乃至文化便多有一份观察比较。香港出歌星、影星、武侠小说，各类政治历史传记类读物也远较内地开放，但是文学生存的环境却要令大陆作家额头冒汗、手脚不温。尽管民间出刊不受限制，但有哪个资本家愿意出钱做一份受众甚小、只在圈子里流传的文学刊物呢！类似内地省市，总有一两份或作协或出版社办的文学杂志，“公家”一资助就是几十年，有的早跌到三五百本一期的订数，依然公款“爱到地老天荒”，在香港这只能是天方夜谭。“城头变幻大王旗”，香港艺术发展局隔两三年扶持一个刊物，前提却是：老的不剪，嫩的不生；旧的不去，新的不来。这对培育一个有品位的刊物，培育一个稳定刊物作者群和读者群，培育香港一浪接一浪的文学后备军，肯定弊大于利。你当然可以把这种情状归之于竞争的结果，还可以指认工商情境、文学边缘，弹丸之地、受众太少。莫非，要么市场，要么计划，在文学之旅途，果真难有一条轻松的终南捷径？
　　不能说香港凡事认钱不认理，包括在文学这样在内地也日渐小众化的活动中，他们也十分认真。那次艺术发展局资助举办的相关二十一世纪文学展望的文学研讨会，会前的函件往来就不下五六次之多，关于接站、关于论文提纲、关于会议安排，还有关于上海等地学者返回深圳之后的一夜住宿――这后一点给我印象太深，当时的会议主持人让我务必在深圳给上海一行作家教授找到每晚一百五十元之内的住宿酒店，而且是价格越便宜越好。深圳大学内没有任何招待所、酒店，无论贵贱。我在深圳大学附近物色到南山区老干部中心，价格限定在一百五十元的标杆之下，心中不免窃喜，此地尽管不免简陋，却比香港那些价格高出一两倍的住所宽敞许多。谁料带着他们回罗湖穿过黑黢黢的夜色一路颠簸到南山住所，四下睃巡，作家叶永烈得之举办方的好心，竟大为感叹：他们还以为我们生活在七八十年代！
　　事后想想，以叶永烈著作等身、版税无算的身家，为一百五十元之下的标准屈尊，拖着偌大的行李箱辗转寻宿一个小小的招待所，要么是香港朋友的不察，要么是我的不智。事前满怀的做了一件好事的欣喜，顿时化作一腔想赔礼道歉的冲动。
　　文学研讨会在香港举办的那三天，热心的举办者乃至香港的参会者只是在会场露面，逢酒店吃饭就踪迹全无，回家的回家，回避的回避，吃顿饭不也是交流的契机么，解释却是不能公权私用，揩纳税人的油！这使我联想到，所结识的香港警察署的朋友，下班之后，就再也没有谁开着公车来会朋友，要么私车，要么打车或同上公交车一道行动。对比罗湖桥这边，公车、公宴、公费旅游，不仅是一种大大的实惠，也是大大的面子。
　　试想，在用公车公费招待朋友为皆大欢喜、为后人景羡的社会情境里，要与改革一道递进的，就不仅是体制，还有观念、思想、教育与文化。
　　难怪在与某文化官员交谈一次西方国家的出访经历，他大为感慨的是寂寞。
　　有形的夜生活的寂寞或是皮相，真正寂寞的是权力的约束、监督以及根本无法如涟漪般串联泛滥的别扭。如同明明是两个加大码的身躯，你却偏给他一件中码，叫他怎么穿着舒适呢！
　　相映成“趣”的是，在内地以各种或明或暗的手段挣了钱的主儿，不管是官员还是老板，有不少都希望尽快拿到香港以及他国的身份，看中的恰恰是彼岸那一份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如此，内地热钱的外涌，不会分阴晴雨晦、四季轮回，就不难理解了。
　　对比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香港的诗歌、散文类可能更占些优势，这既相关工商情境，更相关内地在过去几十年有更多的“折腾”，更多的伤痛，因而也有更多的提升到审美境界的历史与现实的苍凉。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
　　我看到，内地不管是特意去香港，抑或路经香港的学人，与一些对服装、化妆品情有独钟、热烈幽会的女孩子迥然不同，他们更感兴味的是那里的书刊报纸。无论是在机场、车站，还是在旺角西洋菜街附近蜷曲在三楼以上的田园或开益等书店，那些在内地不可得、此岸海关又常常踌躇是否禁书面前的盘桓者，几乎是清一色的内地客。香港珠薪米贵，内地购书客却眉头也不皱，与其说他们购买的是书刊，不如说连带购买的是一份资讯的敞放与阅读的自由。
　　那次过罗湖海关，我前面的一个着黑西装的中年男子见关员在翻腾他的书刊，忙掂起一本《最后的贵族》道：“章诒和的这本书，大陆也出过，只是书名不同，叫《往事并不如烟》。”
　　关员微微一笑，问：“既然一样，为什么还要到香港去买？钱多到没处花呀！”
　　“实话说，是一样，又不完全一样啊。”
　　关员将书还给他。
　　中年男子匆忙放好，走出去几米，才想起回过头来鞠躬。
　　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
　　他鞠躬的那一头是香港，已然万家灯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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