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一九八四》在中国的翻译与出版_一九八四 奥威尔
时间：2019-02-11 05:45:0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乔治・奥威尔，英国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评论家，在20世纪的英国文坛乃至世界文坛都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在西方世界家喻户晓，已经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本文试图全面回顾该作品在中国内地、台港地区的翻译、出版历程，通过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的翻译出版状况的比较，分析期间的影响因子，并对未来的翻译出版进行初步的展望。
关键词：《一九八四》 中国 翻译 出版 展望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1903－1950)，英国伟大的人道主义作家、新闻记者和社会评论家，著名的英语文体家。他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作品，仅以其代表作《动物农庄》(Animal Farm)和《一九八四》(Nineteen Eighty Four)而言，他的影响已经不可估量。以至于为了指代某些奥威尔所描述过的社会现象，现代英语中还专门有一个词叫“奥威尔现象(Orwellian)”。如果说，贯穿奥威尔一生的作品主要是反映“贫困”和“政治”这两个主题，那么激发他这样写作的主要动力就是良知和真诚。
《一九八四》是奥威尔的传世之作，堪称世界文坛最著名的反乌托邦、反极权的政治讽喻小说。他在小说中创造的“老大哥”、“双重思想”、“新话”等词汇都已收人权威的英语词典，足见其作品在英语国家影响之深远。时至今日，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仍然是一种有效的信号，它号召人们起来跟一切与智慧思想、细腻感情、美丽事物为敌的人进行抗争。此书给人的恐怖感觉是一剂警醒专制的良药，也显示了一个伟大作家所具有的深刻的历史洞察力。本文力图全面而简要地回顾、分析《一九八四》在中国(包括港台地区)的翻译、出版的状况与历程，分析其中的影响因子(意识形态、翻译家的选择)，对翻译出版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探讨。
一、《一九八四》在港台地区的翻译出版
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民党退守台湾。海峡两岸秉持不同的意识形态，直接影响到两岸对于《一九八四》的翻译与出版。20世纪五六十年代，虽然也有大陆学者(如杨绛、钱锺书等)注意到《一九八四》，并意识到其重要价值(吴学昭，2008：228)，但在当时极左的意识形态控制下，公开翻译出版其作品是不可能的。在台湾则恰恰相反。一方面，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随国民党政权从大陆迁至台湾，另一方面，国民党虽然专制集权，但仍挂着“学术出版自由”的遮羞布，更重要的是，该作品直接针砭的对象恰是它的对手。故此，《一九八四》在五六十年代的台湾不但顺利得到翻译出版，甚至受到执政当局或明或暗的支持。
奥威尔的代表作《一九八四》，由于意识形态的原因，其翻译出版在港台与内地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Nineteen Eighty-Four英文版1949年出版，第二年在台湾就出版了中文版：《一九八四年》。此书由王鹤仪翻译，华国出版公司出版，系“汉译今世名著菁华”第52种。此为NineteenEightyFour的首个中译本。之所以有如此超高的翻译出版效率，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书中对极权统治的批判十分符合当时的冷战氛围与国民党执政当局的政治立场，把此书视为反共小说。1953年，台湾大中国出版社又推出了钮先锺的译本，书名同样译为《一九八四年》。此书在出版前，先由“中国广播公司”播出，“应是中国第一部专为广播而翻译的小说”(王鼎均，2009)。1957年，香港的大公出版社出版了黄其礼的译本，名为《二十七年以后》。1994年，台湾黎明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了邦祯的译本，1975年再版，列入“共党问题研究丛书”。之后，港台地区又先后出版了邱素慧(远景出版，1981，系“世界文学全集”之87种)、谷郁(台南市文言出版社，1982，系“世界文学名著全集”之一)、刘绍铭(东大出版公司，1980；皇冠出版社。列入皇冠丛书“当代名著精选”，1984年)、董乐山(志文出版社，系“新潮文库”之一，1991)以及万仞、林宪章、林淑华、王忆琳等人的译本。各译本争奇斗艳，各有所长。
在港台出版的众多译本中，刘绍铭先生的译本影响较大。刘绍铭，1934年生于香港，广东惠阳人。1960年毕业于台大外文系，就读大学期间与白先勇、叶维廉、李欧梵等台大同学创办《现代文学》杂志，1966年获得美国印第安那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学、国立新加坡大学、夏威夷大学、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香港岭南大学。与旅美学人夏志清有深交，协助其出版《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并担任部分翻译工作。学贯中西，著译颇丰。他曾写下一篇《生命・爱情・自由――重证(1984)的价值》的回忆性散文，在这篇散文中，刘绍铭把奥威尔的《1984》视作改变自己一生的书籍，在这篇文章中，刘绍铭写道：
我第一次看《1984》，是念大三的时候(1958年底)。那个时候英文生字有限，悟力不高，看过了也就真的看过了，没有什么特别感想。后来在美国教书，有一门涉及“预言、讽刺、政治小说”的，才再用心的看了一两遍。60年代后期的“文革”如火如荼，毛泽东说“越乱越好”，他的逻辑使我想起《1984》大洋邦的口号：“战争是和平、自由是奴役、无知是力量。”《人民日报》每天报导公社生产超额完成的数字，使我想起大洋邦“迷理部”的公布。刘少奇和彭德怀这些“开国功臣”可以一夜之间成为反革命、走资修正叛徒，使我想起了大洋邦的一句新语：“非人”。意指世界上从来没有这个人(刘绍铭，2000：135)。
刘绍铭的这些回忆充分表达了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读这本小说的意义，从中亦可窥见译者翻译的动机。其译本序言中一段话成为《一九八四》多个译本的推介语：“越多人看《一九八四》，自由就多一分保障。”2009年是奥威尔逝世六十周年，刘绍铭又特别撰稿《奥威尔六十年祭》(载2009年8月6日《时代周报》)，特意回顾了他翻译《一九八四》的因缘与历程。
二、《一九八四》在中国内地的翻译出版
在中国内地，《一九八四》的翻译出版要曲折得多。此间，居功至伟的当属著名翻译家董乐山先生。董先生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是一位具有思想家气质的翻译家。他投身翻译事业的目的不是名利，而是“盗火”、“传道”。这从其对翻译对象的精心选择即可看出。曾被划为“右派”的他先后翻译了描述希特勒的崛起和灭亡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实录1932－1972年美国社会变迁的《光荣与梦想》、东欧作家阿瑟・库思勒描写红色恐怖的小说《中午的黑暗》、观照人文主义源流的《西方人文主义传统》、美国报人斯通描写对民主与自由的矛盾的思考的《苏格拉底的审判》、以荒诞笔触嘲讽现实的黑色幽默小说《冠军早餐・囚鸟》等。这些译作无不深刻影响了中国当代的公共知识分子。
董乐山翻译的《1984年》首先由1979年出版的《国外作品选译》第四期刊载，连载三期刊完。《国外作品选译》是外文出版局研究室编印的《(编译参考>增刊》，限“内部发行”。第四期的出版时间为1979年4月 15日。这在《一九八四》中译出版史上，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1984年》首次刊出时，在前面载有译者所写的“关于本书及其作者”的说明：《1984年》同札米亚金的《我们》和赫胥黎的《奇妙新世界》一起被称为“反面乌托邦三部曲”，这是与资本主义萌芽期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安德里亚的《基督大都会》的“乌托邦三部曲”相对而言的，等等。第二次连载时，前面又刊载了“编者按”。此“按”比此前的译者说明要简短得多，特别指出奥威尔“是一个从‘左翼’转到极右翼的作家”，并说明了刊载目的：“为了知己知彼，本刊从上期起全文刊载。”(张桂华，2000：25－27)但这一译本没有翻译原书“新话的原则”的附录。另外，附带说一句，赫胥黎著《奇妙新世界》的中文译本也在随后出版的《国外作品选译》上连载。
直到1985年12月，董乐山译《1984》才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但限“内部发行”，而且只印了420册。直到此时，董乐山仍十分避讳奥威尔作品的“反共性质”。在译者序中，他仍称，“奥威尔不是一般概念中的所谓反共作家，《一九八四》也不是简单的所谓反苏作品。”他认为，“《一九八四》与其说是一部影射苏联的反共小说，毋宁更透彻地说，是反极权主义的预言。”这其中，有没有通过出版审查的考虑?我们认为是有的，因为全世界都已对奥威尔作品的意义早就有了广泛的共识。况且，从董先生翻译的一系列作品来分析，他翻译此作是有其明确的使命感的。
1988年6月，董译更名为《一九八四》，由花城出版社作为“反面乌托邦三部曲”之一出版，仍为“内部发行”。此后，董译《一九八四》先后由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漓江出版社(2003年)再版，在学术思想文化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进入新世纪，Nineteen Eighty-Four中译版本逐渐多起来。2001年1月，中国致公出版社推出了刘子刚、许卉艳翻译的《一九八四》，此系英汉对照插图全译本，漫画插图作者为曾在《北京青年报》开设新闻漫画专栏的庞丽。此译本还补译了董乐山先生译本漏译的几个段落，并纠正了一些误译。译林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了孙仲旭的译本《一九八四》，与《上来透口气》合为一册出版。
三、《一九八四》翻译出版回顾引发的若干思考
1.翻译出版何以可能?翻译是不同语言、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它经常涉及的是两种异质的文化，而异质的文化意味着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信仰、不同的意识形态。甚至是直接对立、冲突的意识形态。在此情况下，翻译出版如何可能?奥威尔《一九八四》中译出版的历程给我们以下两点启示：
首先，从历时性而言，意识形态不是僵死不变的固定物，它会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科技的发展而变化。过去直接敌对的意识形态，不代表现在、今后依然对立。这也就是，奥威尔的作品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内地是禁书，而今却争相翻译出版的原因。
其次。从共时性而言，意识形态也不是铁板一块。毫无缝隙。掌控意识形态的人也需要了解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信息，哪怕是敌对的信息。人类有着共同的需要，共同的人性。存在着不同价值观的“交叉共识”即“普世价值”。正因为此，才会有《一九八四》中译本的“编译参考版”，才有控制发行范围的“内部发行”本，才有1950－1970年代“供批判用”的“黄皮书”、“蓝皮书”。
2.翻译作品对意识形态具有重要的反作用。意识形态对翻译出版具有重要的控制作用，这在许多翻译理论家那里都有论述。意识形态的掌控者，往往同时掌握着政治、经济等各种资源，可以通过不同的手段。支持、赞助、限制、禁止乃至惩戒各种翻译实践。这是毫无疑问的。
与此同时，随着包含异质文化精髓的翻译作品的流布与传播，哪怕是小范围的传播，原有意识形态也会受到影响、冲击乃至遭到解构和颠覆，从而推动意识形态的变迁、变化。《一九八四》中译本所经历的从禁书，到一定范围发行。再到广为流传的过程，既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结果。同时也在此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思想启蒙作用。作家王蒙、李辉、林贤治、王小波、余杰、筱敏、黑马(毕冰宾)，学者戴锦华、刘兵、江晓原、李银河、巫宁坤、止庵，新华社著名摄影记者、作家唐师曾，知名人文社科书店万圣书园老板刘苏里，央视著名主持人张越等均曾受惠于奥威尔的作品。奥威尔中译作品直接影响了广大读者，同时又通过受影响的学者、作家，再度影响广大读者。翻译作品就是这样，常常通过这样的方式两度影响国人的思想、信仰、价值观、世界观，进而直接参与中国的意识形态的建构与发展。
3.翻译家的主体意识与翻译社会价值的实现密切相关。什么是翻译家的主体意识?简单而言，就是翻译家的境界、追求与见识，就是翻译家的世界观与价值观。一个翻译家，追求什么，为什么而翻译，他秉持的世界观、价值观是否与人类的进步方向一致，直接关系着他对翻译作品的选择。他翻译时的工作态度。在我们回顾《一九八四》中译历程的时候，我们尤其不会忘记几位大翻译家的卓越贡献。他们是香港的刘绍铭，大陆的董乐山。正是由于他们的卓越见识、执著追求、主动选择，才有了奥威尔中译作品尽早、尽广的流布与传播。我们才得以领略和享用人类这一重要的文化遗产。在做此种翻译选择时，他们可能会付出很大的机会成本，可能没有太多的名利，甚至要冒一定的风险，承担一定的代价，但他们为了真理、正义而义无返顾，宁愿舍弃一些东西、主动担当一些东西。此种见识、此种精神，可歌可泣。是为了逐利而翻译，在翻译中尽量躲避风险，还是为了社会的进步，努力承担起一个翻译人所应承担的责任，把世界最优秀的文化作品奉献给人民，这是每一个当代翻译工作者所应该深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