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兰西与《狱中札记》】葛兰西式
时间：2019-02-12 05:50:4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十年寒窗”，大家都知道它的含义，而“十年铁窗”，恐怕谁也不会指望在这种情况下能有什么成就。但如果你读一读关于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葛兰西的传记，就会知道，震动西方学术界的《狱中札记》就是葛兰西在“十年铁窗”中断断续续写下来的思想片断。这本书原稿二千八百四十八页，共有一百多万字，写在三十二个笔记本中。
问世和反响
《狱中札记》最早的意大利文本，是一九四八年到一九五一年在都灵出版的费利斯・普拉顿编辑的六卷本。一九五七年，英国路易・马克斯博士在伦敦出版了《现代君主及其它论文》，书中他选译了葛兰西的六七篇《札记》和两三篇早期论文，这是第一本向西方介绍葛兰西思想的英文版书籍。一九五九年，苏联编译出版了《葛兰西选集》三卷本，其中第三卷就是《狱中札记》。《狱中札记》的英译本迟到一九七一年才由昆廷・霍尔等人编译在伦敦出版。
该书问世后，在西方学术界马上引起了重大的反响：伦敦大学政治哲学教授詹塔尔・穆飞写道，现在，人们对葛兰西著作的兴趣有空前的增加。他的思想影响已经在几个马列主义问题的领域内扩展开来了。这种现象的产生，的确同知识分子重新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改造产生兴趣有很大关系。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哲学教授克里斯汀・布西―格鲁克斯曼写道，看来，直到现在关于葛兰西的理论还没有人提出反对和异议，正相反，我们见到他的著作已经逐渐渗透到新兴的欧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他的“领导权”战略已经是意大利和法国的许多政治讨论中的中心问题。而且他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的探索超出了第二国际甚至第三国际的马列主义水平，这种理论似乎迎合了工人运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需要。英国的历史学家埃里克・J・霍布斯庞姆对葛兰西更是推崇备至，认为他“是二十世纪西方出现的最早的共产主义思想家”。但也有学者如弗朗哥・德・弗利斯在《萨拉蒂、波尔迪加、葛兰西和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年意大利的革命问题》一书中，在对比葛兰西同萨拉蒂、波尔迪加的地位时，认为他的学说是属于意大利社会主义范畴的。当然，孰是孰非有待于进一步的探讨，不是本文能下结论的。
“从石头里汲取养料”
当葛兰西被意大利法西斯蒂逮捕后，墨索里尼曾经训谕：“我们必须使这个脑袋停止活动至少二十年。”可是，情况适得其反，葛兰西生命的最后十年是他脑力活动最紧张的十年。他一进监狱就考虑到如何能利用哪怕少得可怜的一点自由来读点书，写点东西。起先把监狱图书馆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书都借来读了，尽管这些书似乎对他的写作全然无补，但是他说：“一个政治犯应当能够从石头里汲取养料”。《狱中札记》也就是在与世几乎完全隔绝的监狱中，带着身体上的多种病痛，靠有限的一点书籍写成的。
一开始，监狱的环境和健康情况都不允许他安下心来从事写作。到了一九二九年二月，我们可以从葛兰西的一封信中看到，一般的政治犯在关了两三年之后都浑身无精打采，他们似乎得了精神萎靡症。每个人在以往革命活动中深受影响的潜在激情已开始消失，即使留下一丝意愿，也在永远不能实现的宏图和幻想中成为泡影了。这种心理状态的部分表现形式是：有些人躺在自己的窄床上，伸展着四肢，向天花板上吐唾沫，或者成天睡大觉消磨时光。但这种病态在葛兰西身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他在这封信中说：“因为我似乎从来不吐唾沫；还有，天花板太高了！”
就在这时，他弄到了笔和六本笔记本，决定开始写他的《狱中札记》。他的头四本笔记本(约450页)都是从德文和俄文译出的文章；第五本开始于一九三○年至一九三一年，是马克思著作的译文，包括《费尔巴哈提纲》、《共产党宣言》(节译)、《雇佣劳动和资本》、《神圣家族》和《犹太人问题》等，都是从德文节译的；第六本写得不多，只开头译了些儿童神仙故事，这是他译了给他的两个孩子读的。
在监狱中，读马克思原著是绝对禁止的，他只能从评论文章或报纸中摘译引文。《狱中札记》中关于哲学和经济方面的马克思原文，他是从贝奈戴托・柯罗齐《历史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书中引来的。他写《狱中札记》一开头搞的是翻译，但他没有放弃自己的写作计划。在系统研究上，葛兰西有这样几点设想：(一)研究意大利知识分子的历史，他们的起源和按照文化源流进行的组合，他们的不同思想方法等等。(二)研究比较语言学，从语言学家的新观点去探讨这个课题的理论问题和方法论问题。(三)研究比兰代罗①的戏剧和以他为首的意大利戏剧欣赏方面的变化以及他在这方面的贡献。(四)论文学普遍鉴赏力方面的一系列文章。此外，他还设想研究史料编汇的理论，以及美国主义和福特制。
一九二九至一九三○年，葛兰西开始加快了写作的速度，他考虑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把收集的引文逐步译出，作为自己思想的苗圃；(二)研究群众意识的形成，他认为要研究这个问题不能不考虑知识分子，因此他再度研究了柯罗齐的著作。一九二九年七月，他重读了《史学理论》。而后他扩大了研究计划，包括《哲学札记。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第一辑》，这个标题是在第七本笔记本上。
一九三一年，葛兰西的健康进一步恶化，但这一年，他的《札记》仍然着重写了哲学和方法论的问题。一九三三年三月，葛兰西一度在下床时倒在地上了，昏迷了一段时间，光讲撒丁岛土语，一般人听不懂，狱医诊断是脑溢血。在整个这一年的六个月，他完全不能写作。尽管他开始写了四本笔记本的札记，包括论政治的札记，但到八月份，他完全停顿下来。
一九三三年八月，在国际无产阶级组织和西欧著名人士，包括法国罗曼・罗兰和英国坎特布里的大主教的声援和斗争，墨索里尼不得不同意把葛兰西转移到福米亚的一个诊疗所去治疗，并改判十年徒刑。
一九三四年四月，葛兰西的体力恢复了一些，他开始写《论马基雅维利》、《论文艺复兴》等札记，还重新把最早的几本札记的许多材料重抄、再整理、修改，他审慎地把凡是引起检查官注意的字眼如“马克思”、“阶级”等都改掉了。一九三五年，他写了《论“下层”的历史》、《论文化》等札记。总的说来，三十二本笔记中有二十一本是在图里监狱中写成的，其余十一本则是转到福米亚诊疗所后写的。
《狱中札记》的原稿最初非常整洁、字迹端正，一九三三年以后，字迹抖颤、散乱、无力，但是思想仍然非常清晰和犀利。
谈到《狱中札记》，不能不提及葛兰西妻子的姐姐泰蒂安娜。她是葛兰西在意大利唯一可以依靠的亲戚，不仅在各方面给狱中的葛兰西以照顾，并担当葛兰西与比埃罗・斯拉法②和陶里亚蒂联系的中间人，对于《狱中札记》，她也参与了意见。更为重要的是，她对《狱中札记》的完成和得以保存下来，有很大的功劳。《狱中札记》的次序就是她在葛兰西去世后重新加以编排的。她通过葛兰西的难友特罗姆贝蒂把《狱中札记》装进行李包从狱中偷运出来，在葛兰西去世以后，她又通过比埃罗・斯拉法的关系，把《狱中札记》存放进意大利商业银行的保险柜中，然后运往莫斯科。泰蒂安娜与葛兰西的信仰并不相同，但她却是这部巨著的守护神。
《狱中札记》中的思想火花
昆廷・霍尔和乔弗莱・诺・斯密共同编译的英文本《狱中札记》，只能说是它的选集，内容有三大类：(一)历史和文化问题；(二)论政治；(三)实践哲学。葛兰西在第一大类中主要研究了意大利历史中的知识分子问题。他认为知识分子是文化的创造者和传播者。他不仅探索了知识分子集团的社会基础，出身的阶级或为谁服务，而且还探索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具体历史问题。
葛兰西在分析知识分子活动的基础上研究了市民社会的历史，市民社会怎样演变成目前的结构？哪一种思想和知识流派指导和影响了这个过程？通过什么渠道和哪一个历史上起决定性的社会力量来起作用的？然后，他从研究历史得出结论：赢得普遍支持(即他所说的“领导权”)的方法要比利用国家所用的工具(即实现一个阶级的专政)更为重要。葛兰西认为研究知识分子的作用是同研究革命战略的核心有连带关系的，因为工人阶级的胜利只有在一个“长的历史时期”中对整个社会实现领导权才能得到保证。
葛兰西在第二大类中阐述了党，也就是“现代君主”。他认为必须是一个有马列主义思想的无产阶级政党，它的任务是在一个永久性的结构中组织工人群众和其他劳动者，以及对绝大多数无产阶级群众和中间阶级行使领导权。为了完成这一任务，党必须超越传统的政党。他认为只有马克思主义的政党才能成为市民社会的新机体，也就是党是社会的一部分。“君主”就是这个新社会实体的化身，但党要比其它部分更“自觉”，并且是市民社会的最主要的部分。
葛兰西还认为，要建成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需要解决四个基本问题：(一)党的意识形态；(二)党组织的形式和内容；(三)在联系群众方面所起的作用；(四)党的战略、战术的力量。头两点是关系到党员个人的思想发展、领导党员同普通党员的关系、党内存在的团结和纪律的类型。第三、四点是关系到对党同工人阶级及其同盟军关系的了解。葛兰西写道：“这四点是相互紧密联系的，从逻辑上是不能把它们割裂开来的”。
葛兰西在第三大类中批判了第二国际一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错误倾向，认为他们忽视了哲学、心理学、文化、思想意识和首创精神的作用，片面地强调经济因素，这样在经济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就会束缚工人阶级的手足，破坏他们的首创精神。他赞扬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认为这是在客观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充分发挥主观力量的成果。是对“经济决定论”的一个迎头痛击。
葛兰西还自称他的哲学是实践哲学，他认为实践是世界的本质，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来源于人的实践，客观现实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主观思维”创造的。因此他反对把思想意识降格为第二位的这种认识论；他也反对唯物主义说人之外有物质世界。他主张在新的革命马克思主义中要把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辩证地统一起来，否则偏重哪一方面的认识都不能说明实际的历史事件。
为何如此晦涩难懂？
《狱中札记》好多都由法西斯监狱当局检查过，有一次法西斯分子写了这样的批语：《札记》不仅有丰富的理论，而且这种写法使得粗枝大叶的读者很难读懂。文字难读，原因有两方面：(一)在监狱条件下，他要把思维到的东西很快简要地记录下来，当时并没有考虑到要出版，因此往往不注意句子本身的结构。这是采取写备忘录的方式，不能用写文章的严谨结构去要求；(二)为了躲避监狱当局的耳目，他把有些会引起检查官注意的字眼都改掉了，或者绕圈子来说明。例如：他把马克思、恩格斯写成“实践哲学的创始人”，把列宁写成“依里奇”或“符里奇”，把托洛茨基写成“里昂・达维多维奇”或“勃朗斯坦”等。同样，“无产阶级专政”、“阶级斗争”通常都用别的说法加以掩饰。
也许有人以为葛兰西的文采就是这样，其实不然。葛兰西从小酷爱语言学和文学艺术，一度曾想当语言学教授，但是在大学后期放弃了这个理想，都灵大学的历史语言学家马泰奥・巴托利曾为此表示惋惜。他在上中学以后就喜欢弄弄笔头，有他独特的文采。例如：他一九一六年在给妹妹的一封信中描写自己孤独的大学生活时写道：
“我生活在世界之外有两年了：是生活在一个接一个的梦幻世界中，我把每一股联系世界和同伴的绳索都割断了。
我活着完全是为着脑袋，而不是为着心脏……我把自己变成一只熊，进进出出，其他人对我是不存在的。也许前后有两年时间，我一次也没有笑过，也没有哭过……但是我除了伤害自己之外，永远不伤害任何人。”(弗尔雷特：《发表和没有发表过的信件》)
后来当记者时，他编过一个时期的戏剧评论栏，从一九一五至一九二○年评比兰代罗的戏剧就写了二百页。但文学成就达到顶峰则是他的四百五十来封《狱中书信》。该书一九四六年在都灵出版，第二年就获得了“维亚雷焦”文学奖金。
①比兰代罗，一九六七――一九三六年，意大利小说家、剧作家和诗人，一九三四年获得诺贝尔奖金。
②比埃罗・斯拉法是葛兰西在都灵时期的好朋友，当时是英国剑桥大学的经济学教授，也是陶里亚蒂的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