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问学者 [学者为官的两难]
时间：2019-02-16 05:44:1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学者当官,是一件相当为难的事情。学者做高官,尤其不易,因为学者当以求真为天职,政客则以演戏作推手。求真与饰伪,本水火难容,可偏要一人而两任,岂不难哉?而学者做教育部长,则难上加难。因为前者入仕尚可“从俗”,洗心革面、按行规做起罢了;可后者就是一个注定“悲剧”的位置,若想坚守读书人的心性,则必然与官场严重冲突;若想将屁股坐到官的那边去,又如何能得到读书人的青睐?古往今来,虽然不乏成功的事例,但更多铩羽而归的前车之鉴。
就以南京国民政府时代来看,大致可分为两类教育部长,一是政客治教,如陈立夫等即为例证;一为学者从政,如蒋梦麟、王世杰(一八九一――一九八一)等人皆是。政客的好处,在于能大刀阔斧,将这内阁部长的位置发挥起政治的功能,但难免将政治斗争的流风带入教育场域,则本该是一片清静世界的教育界变成了烽烟四起的战斗场,亦一大悲哀。而学者从政,弊处在于难免书生意气,但好处却是大体能秉持学人之良知,使其在政治外在严酷环境中挣扎维持求生。最怕的就是非学者非政客,无所坚持,唯利是图。这里不妨就以王世杰的四载部长生涯为例,对其行事与心境略作探讨。
一九三八年元旦,王世杰部长终于如愿退下,这一天在日记中他有如此之坦白话语:“余于今日得解教育部职务,私心实至慰。……余自民国二十二年四月长教育部,及今四年有余。在此四五年中,党中元宿,有欲假学校以扶植个人政治势力者,有提倡复古以攻击现时教育者。此两种倾向之过正,耗予之精力至多。即就国民政府五院院长言,其因事而不满于予者,有四人;他岂论也!然自行教育事之开明者,对于教育部四五年来之工作,大率表同情。此余所可聊自慰也。”[《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159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一九九○年版。以下引文,仅标页码。]当官当到这种地步,也真是很让人同情。既然如此,这官倒是不当也罢。可为什么王世杰还是会在一九三四年接任了这教育部长呢?说实话,部长必将是高官厚禄,对于一个在中国传统文化氛围里成长起来的读书人来说,拒绝当官是要有相当的定力才行。所以,一批批的学者走向官场,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了。
但书生意气,理想成分居多,清高生性又很难改变,往往并不适合步入政坛。从王世杰的官场生涯来看,既不能与官场人物“和光同尘”,又难以完全做到施展自己的“书生理想”,算来也是一个悲剧人物。如谓不信,我们不妨来看看王世杰在若干问题上的举措和感慨。
一是经费问题。王世杰很能放下身架,他就曾到行政院院长蒋介石那里,直接讨说法,“经与蒋院长切商已得同意,增加费款将多用于地方义务教育民众教育之补助,及扩充腹地大学教育”(37页)。这一方面表现出其时的政府运作极不正常,这样正常的业务经费开支,居然也要“走后门”,直接找到行政院长才得批示同意,真是有些“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的感觉。但同样在经费问题上,我们可以看到,是很能让部长头痛的。譬如当时的司法院院长居正是国民党元老,他在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上提议政府补助朝阳学院十二万元,被王世杰当面驳回,很没面子。于是自然要“来而不往非礼也”,在一个多月后的教育预算编制会上施以颜色,“居觉生院长为朝阳学院请款事,尤怀愤恨”(47页)。一个区区的私立学院的拨款事件,竟然致使堂堂的司法院长对教育部长公开发难,可见其时利益分配之复杂。而其实这种情况可以避免,王世杰对居正的要求,确实有不给面子的过分因素在,这显出王世杰很书生气的一面。
二是人事问题。王世杰最大的一个感慨,就是对大学校长人选的殊少贡献:“近来教育部对大学校长人选问题,措置极感艰窘。一方面人与校须相宜,他一方面相宜之人选却未必能得政府信任通过。年来予对于大校校长人选,颇觉无所贡献。”(53页)譬如当时的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因为其夫人陈衡哲为人所辱,所以坚辞去职。王世杰挽留无效,只好另觅新人,好不容易找到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但此君却希望“二美兼得”,不愿放弃南开之职,也难怪王世杰感叹:“依法国立大学校长不得兼职,此事遂于部长以至大困难。”(同上)法律与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使得身为高官的王世杰也难以两全,故此只能空发浩叹,这也让我们看到做部长其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仅仅一个川大校长的替换,就可以让他“徒唤奈何”。不过,至少王世杰意识到作为教育部长应该对大学校长人选着力,这是非常重要的。毕竟大学之兴,关键在于校长。
三是政策问题。王世杰在教育部长任上没有太大的作为与兴革,但有一个原则他把握得很不错,就是力求平衡。譬如对整个教育结构平衡的把握上,他还是能体现出一个高官的高瞻远瞩的。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七年,按说基本处于南京政府的黄金十年期(一九二八――一九三七)内,而王世杰又是在蒋介石调整了蔡元培、李石曾两大派系纷争之后上台的,按说可以有比较好的背景条件。不过,实事求是地说,民国大学之发展虽然没有达到“繁荣兴盛”的地步,但基本上还是有不俗之成绩的,譬如北大之抱残守缺、清华之后来居上、中央大学之蒸蒸日上,……基本上都是上世纪三十年代以后的事情,而在短期之内能将大学发展至此,除了校长、教授的努力之外,军阀争权而无暇顾及教育,所以反倒使得学界能有可能从容自由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王世杰的“无为而为”,未尝不是一条“上策”。如果过于考虑自家的“政绩因子”,运动起政治权力的“大棒”,再加上统一的国民党政府有钱辅以“金元”,那么不必“一九八四”,学界之自由治学之空气必然危矣。这是时代结构使然,有其规律性。所以,那个时代钱不多,但学人的精神气很足,原创性的东西也就能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还真要感谢像王世杰这样的“堂官”,如果按照官场规则,明规则要有“政绩”,潜规则要有“利益”,那也就只能制造各种各样的“花色点心”,让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则民国大学之成就,恐怕就是两回事了。
当官不容易,做这样的高官更不容易。一方面政治机器本身就盘根错节,它有其自身的规律和轨辙,不可能超脱这些制约因素而存在;另一方面教育又是重中之重,既为政治,更为民生,哪家与教育无关呢?更重要的是,它还意味着调节社会阶层流动、组合、变迁的可能。民国从政的学者是一种现象,如翁文灏、朱家骅、顾孟余、俞大维、叶公超等都是,当然这些人是否被学界承认为同仁还很难说,但至少他们都是有留学和学术背景的。王世杰本是法学出身,治比较宪法,曾主持民国政府法制局。对立法事业及宪法制度都有所贡献,当选为中研院首届院士,可见其学术水平至少还是比较得到学界认同的。不过,这一任教育部长的“后遗症”似乎绵延不绝,到了一九四八年,中央研究院院长选举中,作为热门人选之一的王世杰仅得四票,远逊于排在前列的翁文灏、朱家骅(各二十四票)。按照傅斯年的看法,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与王氏在教育部长任内惹恼不少有大学背景者有关(张剑:《中国近代科学与科学体制化》,37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二○○八年版)。
往事已矣,回顾历史上学人做官的旧事,灯火阑珊之间,仿佛也能看到他们有心报国、无力自拔的尴尬身影。然而他们的微薄事功本身并不足以否定行为选择的必要性。毕竟,做官不仅有其“光宗耀祖,衣锦还乡”的一面,更是有利公益的事情。所谓“有限政府,有限管理”、“有力社团、有力参与”、“有权学校、有权办学”的教育行政管理模式(广少奎:《重振与衰变――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研究》,296―301页,山东教育出版社二○○八年版),虽然有其道理,但毕竟还是要人去做。学校往往不能独立,因为政府往往不但掌控人事权,也还有财政权。政府本是人民让度公权而产生的民治机构,但最后反倒成了一种“官僚规制”,虽有服务人民之规章,反成高高在上的“官老爷”。何以然?说到底,政府的公权力成为了私权力。也就是说,公权力的表现形式由社会的某些个体或利益群体所操纵。而这种“公权私用”有时又是制度设计很难规避的。所以究竟是谁去掌握公权力就很重要了。学者为官的意义也就在这里,如果这些教养良好的知识群体都不能善待权力,自律律人,那么,这个民族就很难有所指望了。
文章者,经国之盛业;教育者,立国之根基。作为执掌一国运命根本之日常管理的教育部,其实本就蕴含着太多的理想和现实之间难以调和的巨大落差,而作为教育部长,貌似大权在握、重任在肩,但考其实际,亦复不然。看看王世杰无奈的部长生涯,我们就难免生出几分“同情之理解”。个体在关键时刻发挥枢纽作用,未必就要“大兴变革”、“大放其声”,然则却可“化盐于水”、“大巧无形”,这可真是既考验勇气与能力,也考验智慧与毅力的“活计”!既当此位,当谋其政;任期为官,任满还学;天地有道,休养生息;清风两袖,俯仰无愧。庶几可行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