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家精神”与“贵族民主制”]贵族精神

　　传统的衰落与当代美国民主的危机 　　 　　在托克维尔时代，美国的民主几乎成为“全世界范围内”的样板，然而，如今美国民主自身却已呈现出了巨大的危机。 　　美国当代政治学学者克莱斯・瑞恩（Claes G.Ryn）二○○三年九月出版了《有德的美国：民主的危机与帝国的诉求》（下简称:《有德的美国》；上海人民出版社所出中文本书名译为《道德自负的美国：民主的危机与霸权的图谋》）一书，讨论了现时代美国民主政治危机的根源、危害与对治之方。这部政治学著述甫一面世，便在美国国内激起了巨大反响，至二○○八年已经出至第五版，并于该年出版了中文译本。在美国，学术书籍往往只有一版的寿命，至多在精装本售罄之后改出平装本，然而《有德的美国》一书却在五年内连出五版，并始终以精装本印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学术类专著的出版奇迹。
　　书的作者克莱斯・瑞恩是美国传统保守主义（paleo-conservatism）阵营中一位有影响的人物，他是美国天主教大学政治学系教授，美国国家人文研究所所长，还是《人文》（Humanitas）杂志这一“传统保守主义”阵营核心刊物的主编。他的学术背景可以直接追溯到美国人文主义者欧文・白璧德，他的系列著作均与白璧德思想密切相关。除了这条一以贯之的线索，他的著作还有一个鲜明的印记，那便是对“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的严厉批判。这个印记最初只是隐隐浮现，但此后伴随着美国政局的变化而不断加深，成为瑞恩政治学系列著述的又一标志。
　　瑞恩在该书“前言”部分开宗明义，指出当前世界已经进入一个剧烈冲突的时代，目前“流行的做法”是将之归咎为“文明的冲突”，然而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不会是各个传统文明之间的泛泛差异，而是来自于各文明内部的现代进程。不过，作者并非意在以“新旧之争”来取代“文明的冲突”，正如他在后文所表明的：现代性――包括法国大革命本身――包含着种种相互对立的取向，其中有些潜在取向对于西方世界的重新振兴或许是不可或缺的，然而，还有一些潜在取向，诸如那些对雅各宾精神最有吸引力的取向，则表现出与西方古代取向断然而且往往是满怀憎恨的决裂，因此本书关注的焦点并非旧与新之间的紧张，而是现代世界里存续或毁灭人类文明古典遗产之理念与实践之间的紧张――与白璧德一样，瑞恩不是要“回到过去”，而是要在新的情势下“延续传统”，而保存传统就是“保存自己”。
　　如今瑞恩所面对的美国现状是，传统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分崩离析，托克维尔当年盛赞的“民情”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瑞恩看来，现时代美国的道德和文化标准已经整体衰落，代议体制和其他制度日渐丧失了那种贵族性、约束性和审议性的功能；一种取代西方传统模式的“新选择”逐渐得势，那便是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前夕出现并持续至今的趋势，即激烈反对西方传统文明的雅各宾主义。到了二十世纪下半叶，又衍生出一种美国特色的雅各宾主义，如今的美国政府深受这种鼓吹全球重构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认为美国具有高于所有其他国家的责任和使命，美国就该是人类道德和政治的领导人，是全世界善与恶的仲裁者，由此一个新的美国神话诞生了：美国成为一个“道德理想国”，或用这个多少有点自相矛盾的名词来说――一个“道德帝国”。
　　瑞恩看到，这个道德帝国的意识形态的推进者们正在用自己的原则来替换历史地延续下来的美国，正像它清除其他国家的过去一样。《有德的美国》一书要做的便是重新将美国理解为西方和美国历史的产物，正如美国宪法的缔造者们所希望的那个样子。如瑞恩所见，所谓的“美国革命”其实并非一场革命，宗教、教育、经济等各种习惯与制度基本上原封未动，即使在政治领域，“革命”前后的美国也存在着巨大的延续性。美国采用一七八七年宪法和法国大革命爆发在时间上的接近，往往会令人觉得它们是意识形态上类似的事件，但孕育出美国宪法的这种美国政治心智却形成于法国大革命发生以前很久，它深深根植于旧的英国和欧洲文明里，其路数与法国雅各宾相去甚远。瑞恩这番意思与托克维尔当年道出的英、法革命之不同（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只消把托克维尔笔下的英国换成美国，就可当成瑞恩的文字来看了。
　　
　　美国的民主批判传统
　　
　　美国的民主传统能够延续至今，在于其中始终有一条民主批判的伏线不绝如缕。这个传统可以说始自托克维尔。关于美国民主的潜在危机，托克维尔曾做出如是诊断：“多数的无限权威”将导致“多数的暴政”，这乃是“美国共和政体”所面临的“最大危险”；关于“美国怎样削弱多数的暴政”，托克维尔指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因素便是“美国的法学家精神”，这乃是“平衡民主的最强大力量”，或云“防止民主偏离正轨的最坚强堡垒”；至于什么是“美国的法学家精神”，这可以说是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的一个“灰色地带”：法学家的行业是唯一能与民主因素永久结合的贵族因素，他们乃是美国的贵族，秘而不宣地用他们的贵族习性对抗民主的本能； 法院是法学界对付民主的最醒目工具；法学家的精神适于中和平民政府的固有弊端，已经扩展到整个社会，并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着社会（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托克维尔所见出的美国民主的自我解蔽之方，便是“法学家的精神”，亦即作为民主制度之制衡、约束力量的“贵族”原则。
　　白璧德在自己的著述中极少提及托克维尔的名字，然而他对美国民主的判断却无疑可视为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的回响。事实上，他几乎全盘吸纳了托克维尔对民主制的诊断方案： 直接或不加限制的民主将导致自由的丧失，并最终产生某种形式的专制统治（白璧德：《论创造性及其他》）；以为可以用代表了“公意”的“数量多数”来取代领袖，这只是一种有害的幻想，长远来看，评价某一民主政治必将依据其领袖的素质；人民主权如果缺乏制约同样会发展为一种新的专制，此类民主之恶只能通过某种形式的贵族原则来加以遏制，而政府最终的制约核心是在司法部门特别是联邦最高法院那里，最高法院最重要的功能便是解释宪法，作为国家之更高自我或永恒自我的化身，与其他国家机构一道制约人民的冲动意志（白璧德：《民主与领袖》）。
　　瑞恩在《有德的美国》一书中指出，美国宪政在西方基督教文明里、特别是英国文化里有着深刻的根源，而新雅各宾民主至上论的一个主要目标就是割断其与旧传统的联系，并转移到非历史的启蒙理性提供的新基础之上，在这个意义上说，宪政式民主与直接投票式、多数决定式民主是根本上不相容的两种民主模式，它们对人性与社会的理解也截然不同乃至南辕北辙。事实上，白璧德在八十年前已经对这两种民主的区分与对立做出了总结：卢梭与柏克所分别代表的直接民主制与宪政制之争，早在美国建国之初便有所体现，美国从一开始便具有了两种不同的政府观，一方是以华盛顿为人格代表的承载了“传统标准”的“宪政民主”，另一方则是以杰佛逊―杰克逊为人格代表的具有“平等主义”性质的“直接民主”，正如个人具有克制其“普通自我”的“更高自我”，国家也应具有某些代表“更高自我”的机构，对其“普通自我”，即“众意”形成约束，此即“宪政民主”与“直接民主”这两种政府观的对立之处（白璧德：《民主与领袖》）。沿着托克维尔―白璧德指示的路径，瑞恩干脆将民主二分为“贵族性的民主”与“反贵族性的民主”，进而大胆指出：宪政民主就是将贵族性的特质整合进民主政府，从而实现法律下的自由的一种努力；美国宪法制订者建立的制度，实质上是由一个半贵族性的参议院与最高法院组成的选举性君主立宪制，只是名称有异而已。――在时代需要的时刻，“法学家精神”与“贵族民主制”的提法再次通过瑞恩浮出了水面。尽管我们知道这里所谓的“贵族”指的乃是柏克―白璧德一脉的“自然贵族”，即德行与品格的贵族，但在美国（特别是已经雅各宾化的美国）断然做出这样的分际，仍需一定的胆力。
　　不过，目前情势的复杂性在于，“美国共和政体”所面临的“最大危险”或许并不仅仅是“多数的暴政”，或者直接民主导致的“专制统治”，而是宪政民主（或云“贵族民主制”）本身出现了问题，这才是当代美国民主所遭遇的难题。
　　
　　美国新雅各宾派与民主至上论
　　
　　事实上，目前在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庞大国家（如美国）实现直接民主的可能性应该说微乎其微。瑞恩沿着白璧德一脉对直接民主的批判绝非单纯落在现实政治生活的层面，而更多的是沿着意识形态的层面展开。瑞恩注意到，就在民主的问题可能已经无比严重，甚至已经威胁到其生存的时候，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却偏偏在大力强调民主制度的优越性以及民主政体所负有的使命,这种民主至上论（democratism）的言辞无非掩盖了民主运作日益由核心来指导这一事实；实际上，雅各宾主义吸引众多政治思想家和活动家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其隐晦却强烈的精英主义。瑞恩发现，雅各宾党人总是声称一切为了人民的福祉，但他们认为只有自己拥有美德和深刻的洞见，因此应该当仁不让地给人们指明方向，从而便为日后一切以“人民”为旗号展开的政治运动开创了先例。瑞恩将雅各宾派的民主至上论追溯到了卢梭那里： 民主至上论作为一种政治道德学说在卢梭那里得到了最清晰和最不妥协的表述，他的直接投票式统治的概念对各种打着“人民”旗号的人都具有强大的吸引力；民主至上论的道德高调作为权力意志正当化之最有力的手段，遮蔽又支撑着强烈的政治野心。看来，问题与其说是出在“民主至上论”这种意识形态本身，还不如说是在利用这一论调为自己的权力意志服务的宪政民主领导人那里。
　　今天的美国正受着何等样人的领导？当前美国政局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诸多“新保守”分子占据要津，主持着美国政府诸多重要决策以及行政部门。瑞恩为我门开列了一份惊人的长名单，这个群体的成员此前是那些最接近传教士式的狂热气质和最爱唱道德高调的美国“自由主义者”，（注意“传统保守主义者”瑞恩一向都是毫不含糊地与美国“自由主义者”划清界线的！）如今他们或者以公共知识分子而著称，或者作为政府官员而知名，总之都是最热烈地鼓吹美国在全球进攻性地推进民主的狂热分子。新雅各宾的趋向竟然在自称“保守主义者”的人们中间如此显著，瑞恩不禁感叹“美国右翼之缺少理论的辨析，由此可见一斑”。
　　瑞恩指出，新雅各宾派们捍卫的西方文明其实是启蒙的、现代的西方，布鲁姆的畅销书《走向封闭的美国心灵》普遍被认为是对传统西方文明的辩护，但只要阅读时足够小心，就能看出他为之悲叹的那一心灵恰是抛弃了旧欧洲的启蒙的心灵。瑞恩特别指出，许多非西方国家所鄙视和抵制的“西方影响”，并非传统的西方文明，而只是新雅各宾分子倡导的那种现代西方，它实际上只是整个西方文明中很小而又相对晚近的一部分，主要是随着法国大革命在政治上显赫，并在十八世纪启蒙运动及其先驱中亦有渊源的那一部分。只不过激烈反对西方传统文明的新雅各宾们成功地将自己装扮成了美国的捍卫者，他们笃信“道德价值”，赞同主流的进步主义观点，从而其反传统的因素被或多或少地掩盖起来，或者说他们要维护的“传统”实际上便是法国大革命反传统主义的这一“传统”――从而他们便获得了站在“传统”一边的面目，这些人因此得以在高校、政界发挥重大作用，实际上比那些公然要颠覆美国社会的声音更为隐蔽，也更为危险。
　　卢梭的政治道德是法国雅各宾派的灵感来源，他们自称为“有德者”（les vertueux），现在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者们也开始对复活“美德”表现出极大兴趣，瑞恩嗅出了二者之间相似的味道，毫不犹豫地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那些在美国“有德”兼“在位”的人们――《有德的美国》这一标题本身便是一则辛辣的讽刺。瑞恩看到，随着当前美国宪政道德的衰微，民主式专制大踏步前进而且变得更加强硬，在卢梭思想中还蛰伏着的那个观念――新道德必须横扫世界并形成一个单一的整体――对新雅各宾来说已经是核心理念了。瑞恩的这一观察有其根据： 事实上，他已经注意到新雅各宾派当中开始有人宣扬“全球性社会契约”和全世界范围内的“道德共同体”，就这一言论瑞恩发出了一个相当冷峻的评价：“看来那些希望留在所谓的全球性社会契约之外的民族一定会被强迫自由的。”瑞恩不无遗憾地指出，“九一一”事件恰恰为新雅各宾派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利用美国人正当的义愤推销其观点，强调他们代表了美德，负有在全世界击败邪恶的使命――新雅各宾们自以为是政治美德的典范，这再次暴露了他们是卢梭和老雅各宾派的后裔。
　　托克维尔 研究法国革命史就会看到，大革命正是本着卷帙浩繁的评论治国的抽象著作的同一精神进行的：即本着对普遍理论，对完整的立法体系”的“同一爱好”，“对现存事物的同样蔑视”，“对理论的同样信任”，然而，“在作家身上引为美德的东西，在政治家身上有时却是罪恶，那些常使人写出优美著作的事物，却能导致庞大的革命”（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美国现在的情势或许比法国大革命前期还要危险，因为不是作家们，而恰恰是政治家们对普遍性―抽象逻辑大为着迷，这一倾向本身便足以骇人了。我们不禁要问，美国的民主――这一全球民主的样板――将走向何方？
　　
　　延续中的美国传统
　　
　　柏拉图在《理想国》第八卷依次讨论了四种“较差的”（即相对于“理想的”）政治制度，这几种制度依据正义与道德的标准呈“降幂”排列，它们依次出现的顺序（荣誉政制―寡头政制―民主政制―僭主政制）直接暗示了这几种制度前后相继的逻辑关系。此后无论是亚里士多德，还是柏克或托克维尔，都曾深入论述民主制与极权制的辩证关系，“由民主而暴政”的路线似乎已成为必然逻辑。“物极必反”，“僭主政治或许只能从民主政治发展而来”，这一相当“古典”的恐惧已经牢牢植根于西方传统型知识分子的内心深处；目前美国的民主社会正处于“盛极而衰”的危急关头，民主的去向已经成为最为紧要的题目。
　　某些传统的保守主义者将西方民主社会在二十世纪的衰落归咎于“群众的反叛”，瑞恩表示对此难以苟同。他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搞错了方向：西方的精英才是那些必须负主要责任的人，政治家们全力迎合大众的口味、推动投票式民主，这并非来自基层群众的无情压力，而是那些宣称“人民”有智慧或有权利统治的精英们有意为之的结果：他们呼喊着将权力赋予人民，权力最终却落到了自己的手中。瑞恩看到，在实践中，一人一票的公民投票论（plebiscitarianism）导致了群众在政治上的被动与盲从，同时，在大量“媒体精英”以及“媒体式学者”制造的官方舆论的持续操纵下，民众可想而知地困在权力精英们规定好的政治表达的范围内，巨大的权力由此聚集到了中央集权的政府和全国性媒体那里，从而西方社会通过政府、大众媒体、教育和娱乐，将一种道德―政治―文化正统信条传播、灌输给大众，最终实现了对大众的驯服和对思想的控制。
　　瑞恩认为，“大众的驯服”能够实现，有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当美国和西方世界面临严重的道德与社会问题的时候，新雅各宾主义却要美国承担全球性的道德使命，这个关于道德帝国的神话显然具有乌托邦的色彩；如今西方世界在道德、思想和美学上已经贫乏和走入歧途，对乌托邦的抵抗力已经严重破坏，人们需要一种总体上的文化想象，而新神话的出现恰可弥补他们的想象真空。面对这一危险的趋势，瑞恩提出了一个并不新颖、但却可能唯一有效的对治之方：那便是一反民主至上论的论调，重新肯定古代的道德传统，并重新发现切近的、即刻的和具体的各种责任。
　　重振古代的道德传统，绝非不当紧的老生常谈。瑞恩指出，“美国宪法中最不重要的部分就是宪法文本本身”，更为重要的就是所谓的未成文的宪法（the unwritten constitution），即所有那些宗教、道德、思想、美学习惯和态度，一直以来是这些东西确保着美国的社会与政治秩序，没有它们，宪法文件的内容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宪法也不能成功地付诸实施。在瑞恩看来，令人满意的深广的美国的复兴，必须来自根植于历史的美国民族的特性本身，来自美国所属的那个更大的文明，这转而要求先进的伦理、思想、美学和政治的创造力与领导者，如果领导人不知谦恭、自制，这本身便是暴政的源泉，宪政政府如果没有宪政式人格以及不成文宪法中所有那些滋养此种人格的条件，便不可能长期生存。《有德的美国》是瑞恩系列批判著述的集大成之作，也是白璧德民主批判名著《民主与领袖》的当代版，这部末世民主时代的力挽狂澜之作，日后或会跻身于政治学传世名著之列。
　　我们已经一路跟随瑞恩的思绪来到了该书的末尾。至此全书力道积蓄已足，是该“卒章明义”的时候了。瑞恩在书末大声疾呼：现在，必须形成新的精英，取代现有的精英，不过，只循政治途径解决这个问题是远远不够的，实际上通常我们所理解的政治不过表征着人们对自己、对这个世界及自己生活中各种可能性的想象，任何对现行趋势真正与持久的改变都必须从改变西方的总体文化开始，因为从长远的眼光来看，使社会生活趋于权力集中和同质化最重要的因素不是政府，而是总体文化的权力集中：“谁塑造心灵与想象，谁就能塑造未来。”――正如瑞恩在为《现代》杂志（Modern Age）五十周年纪念刊所撰结语中曾云：美国目前的保守主义知识分子病在受到了实用主义的过分浸染，他们只关心现实政治，却忽略了哲学与艺术等塑造人心的东西。自己作为政治学教授，当然不会轻视政治的重要性，但人的心智以及人的想象力的塑造，日积月累之下才是确定社会基本走向的力量（Claes Ryn：“The Decline of American Intellectual Conservatism”, Modern Age, 2007, 50th anniversary issue）。《有德的美国》一书之所以反响巨大，在于这并不是一部单纯的批评时政的著作，而更是一部探讨人性，并希望由此重新塑造美国特性的哲学与思想著作，其中关于人性的探讨乃是最根本的哲学问题，永远不会过时，关于美国特性的讨论则触及了美国人的心灵，这才是该书一版再版的根本原因。瑞恩已经用自己的行为表明：真正能挽救美国宪政的，正是美国自身的传统。
　　就在本文刚刚完成之际，美国大选尘埃落定。世事难料，本来以为瑞恩的忧虑将是“千岁之忧”，孰料“以新精英取代现有精英”的呼声话音未落，奥巴马这匹黑马已经一跃登台――美国神话“又日新”起来。奇妙的是，在“新保守的”或云“假保守的”老大党下台之后，倒是这个据说代表了“进步时期”自由理念的民主党代行了“保守”的职责：试看奥巴马新内阁成员名单，其中竟然有五分之二的人士具有法律背景，他们大多毕业于法学院、持有法学文凭，或曾担任律师，纵横法律界多年，这些人不就是托克维尔所说的“美国的贵族”、“法学家”群体吗？新内阁阵容之整齐，令人称奇：与前任内阁充斥了超级富豪的豪华阵容相比，新内阁成员的背景单纯得难能可贵；此前新保守分子们“悄无声息地”颠覆着西方的传统，现在法学家们“悄无声息地”一齐回到了领袖的位置。美利坚这个民族似乎具有神奇的“自新”力量，在危急关头她的传统（而非以“反传统”起家的那个“传统”）再次启动、开始挽救自己――这才是我们说美国神话“又日新”的所指。
　　 (Claes G. Ryn, America the Virtuous: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and the Quest for Empire, New Brunswick: Transaction Publishers, 2003.9.《道德自负的美国：民主的危机与霸权的图谋》， [美] 克莱斯・G. 瑞恩著，程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二○○八年版，2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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