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父亲【怀念父亲秦邦宪】
时间：2019-02-19 05:35:08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今年是父亲秦邦宪诞辰100周年，也是他遇难61周年。时光的流逝并未冲淡我对父亲的不尽思念――尽管我从未见过父亲。 父亲对我来说是这样的陌生，又是这样的亲近，他仿佛常在我身边。我对父亲的认识、了解是逐步积累，逐步加深的。从孩提到现在，我盼望他、想念他、埋怨他，到逐步理解他、敬爱他、崇敬他。
1933年5月，我出生在上海，那是白色恐怖的年代。就在这一年的年初，时为中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的父亲，奉共产国际之命，与陈云一起离开上海赴江西苏区。从上海至江西，从国统区到根据地，路途险恶，要化装绕道而行，母亲刘群先正怀着我，行走不便，只能独自留在上海。
5月，母亲生下了我，还未满月，因特务横行，环境凶险，又想着我父亲，惦记着工作，就叫她在无锡的姊姊、我姨妈刘素芝来把我接走。后来姨妈告诉我，临别时，母亲对我吻了又吻，依依惜别，流着泪对她说：“姊姊，摩亚是我的化身，见她如同见我，她在你身边就如同我在你身边，无论有多困难一定要让孩子上学！”
就这样，我到了姨妈家。姨妈家很穷，加上有7个孩子，姨父又无固定工作，经常失业，全家要靠姨妈洗衣服、做零活补贴家用。我四五岁时，就懂点事了，那时我很奇怪，别的孩子都有爸爸妈妈，就我没有，于是常哭着、吵着向姨妈要妈妈。姨妈为安慰我，就让邻居家大女儿回娘家时到我家来，冒充我妈妈，说是特意从外地来看我的，还给我带来糖果。天真的我，信以为真，就高兴地喊着妈妈、扑向她的怀抱，然后搬个小板凳，坐着、偎依在她身边，小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微笑。而此时姨妈却在一旁偷偷地流泪。等我长大一点，这种善意的谎言终于被揭破，我因此大哭一场。此后，我深深地陷入了对父母的不尽思念之中！爸爸妈妈你们在哪里？为什么不来看我？
到了上学的年龄，姨妈节衣缩食。想方设法让我读书。为了保证我读完6年小学，姨妈自己的儿子仅上4年学就出去当学徒工，女儿只能上两年学。我高小毕业后，姨妈再也无力供我读书了，而我是多么想上学呀！
在失学的日子里，我更加想父母，盼父母来信，盼他们来接我。但万万没有想到，十多年的盼望，等来的、盼来的竟是父亲在黑茶山遇难的噩耗；第一次见到父亲的慈祥面容，竟是报纸上登的烈士遗容！当姨妈拿着报纸，指着照片告诉我这是我父亲时，我伤心、悲痛、偷偷地哭了一整夜。
这时我才13岁，感到前途渺茫、绝望。为了减少心中的痛苦，我尽力帮姨妈干活，给人洗衣服，想法挣钱。我当过童工，摆过小摊，做过各种零活。这时，姨妈经常宽慰我说：你母亲还在，她会来接你的。我又抱有了希望，盼着母亲快来，希望再能上学。
在这时，有个40多岁的外地商人来到我家，经常送衣服要我们洗，后来跟我们家逐步熟悉起来。时间一长，他从姨妈那里了解了我的身世，于是常给我送书本和笔一类文具，很关心我。有一天他和夫人对我说：你妈妈在重庆，我带你去重庆找妈妈，让你读书。我以为遇到大好人了，就瞒着姨妈偷偷地跟他们到了重庆，住在一个山区小镇。到重庆后，他们的态度全变了，我成了他们家的小佣人。他家还有两个比我小的女儿，我一人要伺候他们四人，挑水、做饭、洗衣服，他们没有帮我找母亲，更谈不上让我上学，我知道是上当受骗了。我绝望、悔恨……多少次都想到死。
后来重庆解放了，我想起从小疼爱我的姨妈，就偷偷地往无锡写了一封信，此后天天盼着姨妈能来信。一天，我正从山坡下往上挑水，遇到两个解放军，他们问我住在哪儿、叫什么名字，接着替我挑水进了家门，然后，就找我家主人谈话。解放军走后，那家人很慌张地对我说，我母亲找我来了。第二天他们就匆忙买了船票把我送回无锡姨妈家。
到无锡后我才知道，无锡解放后不久，无锡市政府就接到北京中央组织部来电，要他们设法找到我。好不容易找到了姨妈家，可我人不见了，政府负责找我的人以为是我姨妈把我卖了，于是限定日期要她交出人来。正在此时，姨妈接到我的来信，这才松了一口气，急忙把信送到市委。市委把信送到中组部后，中组部随即电告重庆市委。那两位帮我挑水的解放军，就是重庆市委派来找我的。
回到无锡后，后来任市委书记的包厚昌就派人把我接到他家，问寒问暖，每遇星期天就接我到他们家一起吃饭，像待自己的儿女一样待我，我感到很温暖。后来他们派人送我到北京。我终于第一次回到自己的家，见到了继母张越霞妈妈和兄弟姊妹等亲人。
解放前，我们兄弟姐妹6个人都散落在各地，解放后，在党组织帮助下，才从四面八方聚集到北京。
大哥秦钢从广州来，他1931年出生在上海，小名阿土，出生后即交给奶奶带去无锡，后来跟着叔叔去香港、广州。叔叔杨林原名秦邦礼，香港华润公司创始人之一，曾任国家外经委副主任等职，1968年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两个弟弟分别是小秦钢、秦铁。大弟也叫秦钢，小名阿福，1937年出生在保安、延安之间。为什么我们家有两个秦钢呢？听大弟说，他原先只有小名，上学时父亲才给他起大名，那时父亲负责新华通讯社与《解放日报》社等工作，可能是忙糊涂了，匆忙间给他起了个秦钢，忘记了已经给大儿子起过此名。后来两个秦钢来到一起，就只能称呼大、小秦钢来区分。大秦钢上大学时不幸染上肺病，1956年病逝。
小弟秦铁，小名大侠，1940年出生在重庆，是越霞妈妈所生。
父亲给三个儿子起的名字，寓含着他的思乡情结及对孩子的期盼。父亲是无锡人，无锡名产之一是惠山泥人，给儿子起小名阿土、阿福，大名钢、铁，寄托着父亲对家乡的深情及期望他们长大成人后像钢铁一样坚强。
大妹新华出生在1938年，这年年初《新华日报》在武汉创刊发行，这是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公开发行的第一张报纸，父亲曾为它的筹办发行付出过大量心血。为了纪念《新华日报》发行，他给二女儿起名新华。秦钢、秦铁、新华三个人是跟着越霞妈妈从延安来到北京的。
小妹吉玛1940年出生在苏联。小妹生下后，因母亲体弱多病还需住院治疗，只能送到苏联国际孤儿院抚养，1950年她与40多个在苏联国际孤儿院的中国孩子一起回国。
我们兄弟姊妹第一次见面时，既陌生又亲切，既高兴又悲凉，因为我们兄弟姊妹终于团聚了，但都已失去了父亲（几个大孩子还失去了亲生母亲）。回到北京后，在组织安排下，我们兄弟姐妹都上了学，平时我们都住校，假日才回到越霞妈妈身边。
在无锡时，我一直以为到北京后能见到我日夜思念的亲生母亲刘群先，而现在见到的却是继母，群先妈妈去哪儿啦？还活着吗？我到处打听，大哥和弟弟、妹妹都不知道，后来我从姑妈秦邦范和一些老同志那里了解了我母亲的一些情况：我母亲幼年父母双亡，家境贫寒，14岁当童工，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任无锡总工会女工部部长，1927年赴苏留学并出席第四次国际劳工大会，在会上与父亲相识（父亲当时是大会翻译），1928年结婚，1930年母亲回国后在上海总工会任女工部长。长征时任红一方面军妇女队队长，长征胜利后任陕甘宁边区工会副主任兼组织部长等职，由于多年的繁忙工作和艰苦生活，她身体虚弱，积劳成疾，1939年秋天组织安排她去苏联养病，后来一直未有音信。建国后组织曾多次派人去苏联寻找，可总无下落，可能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牺牲了。
知道母亲的经历后，我很伤心，暗自流泪，我再也不能见到自己的母亲了，我只能怨自己命苦。好在还有党组织，好在越霞妈妈对我们兄妹五人跟对她亲生儿子秦铁那样，一视同仁。
在与越霞妈妈相处的日子里，我对她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她1927年入党，长期从事地下工作，曾被捕入狱，在国民党狱中表现很坚强，1939年与父亲结婚，父亲牺牲时，她才35岁。当时延安女同志少，她端庄秀美，完全可以另组家庭，但出于对父亲的感情，出于对我们的同情，她牺牲了自己的幸福，把我们这些孤儿通过组织从各地找到自己身边，使我们有个温暖的家，在这个家里快乐地成长。她有博大的胸怀，是一个了不起的母亲。建国后她先后任北京市西城区区委书记、全国供销合作社物价局局长等职。那时，她工资不高，但我们假日回家时总要买些鱼肉，给我们补充营养。中央办公厅了解情况后，曾每月给我们每人20元补助，后来从贪污犯那里追回来我父亲的稿费，越霞妈妈就主动把补助退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认为我的兄弟姊妹都比我幸福，至少，他们见过父亲，享受过父亲的关怀、母亲的抚爱，后来我逐步了解到，从苏联回来的小妹吉玛，在奶奶身边长大的哥哥，都未见过父母亲，秦钢、秦铁、新华虽在父亲身边，但父亲工作忙，无暇照顾他们，小时候放在农村奶妈家，到了上学年龄就到学校寄宿，假日才跟父亲在一起吃顿饭。
后来我又从越霞妈妈和姑妈秦邦范那里知道：父亲从1932年在上海与祖母一别去江西，至1946年4月8日黑茶山遇难，竟未能再见祖母一面。父亲不到9岁时祖父就去世了，家庭生活很困难，祖母不得不变卖仅有的祖传老屋来维持生活。我父亲是家里的长子，祖母守寡把他养大，他很爱祖母，在无锡上学时，尽量为祖母分忧解愁，处处为弟妹着想。当时祖母无力供养三个孩子同时读书，要女儿（我姑妈）停学，把钱省下来让我父亲继续上学，可我父亲执意不肯，他体谅祖母，也关心妹妹前途，宁肯另谋出路也不愿妹妹停学，后经多方努力，父亲上了免费的苏州省立第二工业专科学校。父亲和祖母分别后，常思念祖母，但遗憾的是14年未能再看老母一眼。父亲因公遇难后，叔叔杨林怕祖母过于悲痛，一直未把我父亲牺牲的情况告诉祖母，祖母一直翘首盼着我父亲能去看望她、接她，直到1950年祖母临终前还在喊着：“长林在哪里？为什么不来看我？”她不知道早在四年前，他的儿子已为国捐躯了。
为了认识和了解父亲，我多方收集有关他的资料，访问他生前的战友，读他写的文章与有关历史书籍，对他逐步有了了解。
方志敏烈士在《可爱的中国》一书中写道：“我能舍弃一切，但不能舍弃党、舍弃阶级。”“敌人可以砍下我的头颅，却不能动摇我的信仰，因为我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他把党、信仰看得高于一切。我父亲也是这样，1925年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当时父亲才18岁，是苏州学联主席，得知这个消息后，他率先在学校组织全校学生召开声讨大会，并带领20多个学校3000多学生上街示威游行。他当时正患肺病，在登台讲演时，口吐鲜血，周围同学很受感动，劝他休息，他说：“国之将亡，焉顾我身，宁愿生为中华人，死为中华魂！”同年8月，他出任《无锡评论》编辑部主任，他在《论军事教育――军事教育非不可有，惟须有主义的训练》一文中，借用孙中山关于“主义”一词的解释指出：“主义就是一种信仰，有了这种信仰做出发点，那么一切的活动，都为着主义而活动。他所信仰的主义，时时在鞭策他叫他向前去！”可见，那时父亲已初步确立了自己的理想，并准备为自己信仰的主义去行动了。
1941年5月父亲在延安主持创办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并出任社长，同时任新华社社长、中央出版局局长和负责中央印刷厂工作，他常对总编余光生和艾思奇他们说：“我将终身从事于革命的新闻事业。在我党领导下，已建立了很好的人民政权和人民军队；我们还必须有很好的人民的新闻事业。” 余光生、艾思奇、陈克寒在1946年4月18日《解放日报》上发表的《悼念我们的社长和战友博古同志》中说：为了这个新闻事业，我父亲竟“整天劳作，深夜不寐，虽在疾病之时，他倔强地拒绝休息。”我父亲上述几段表白和事迹说明，父亲跟方志敏烈士的思想是相似的，他们把理想、祖国、党、革命事业看得高于一切，重于一切，为了理想、信仰，为了祖国、党的事业，可以舍弃家庭、个人，可以舍弃一切。为此他把对母亲的思念、对儿女的爱埋在心中，把更博大的爱献给党和人民。这是崇高的思想、宽阔的胸怀，这也就是父母14年来未能见祖母一面的原因，至于子女，他们在工作十分繁忙的情况下更无暇顾及了。
父亲一生辗转南北，担任过多种工作，不论是在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受到敌人接连“围剿”的江西，还是在艰苦卓绝的长征路上、唇枪舌剑的谈判桌上，对待党的工作，都不计较地位高低、职务大小，工作中，不管顺利还是困难，也不管遇到多少挫折、受了多少委屈，他总是满腔热忱、竭尽全力地工作，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从未动摇过自己的理想信念，最后以身殉职，为国捐躯。父亲这种对事业的执著精神和献身精神，使我无限崇敬！至此，我终于理解了父亲的思想、感情。
可以告慰父亲的是，在党的领导下，新中国早已建立，改革开放以来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兄弟姊妹五人在党的培养下，大学毕业后，都在各自平凡的工作岗位上自强自立，以父亲为榜样勤恳工作，即便遇到困难或逆境时，也不断进取，没有辜负党和人民的培养，没有辜负父亲对我们的期望。
父亲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责任编辑 村 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