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文学悲剧意识的宗教背景

时间：2020-04-23 05:16:56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一、问题的提出：悲剧与宗教

西方文学悲剧意识与宗教的复杂关系是一个被我们长期忽略了的问题。近一个世纪以来，西方的悲剧创作和理论一直引起我们思考和研究的强烈兴趣，从对它们的翻译、阐释到进行中西比较研究和理论建构，从争论中国悲剧的有无、辨析中西悲剧的差异到回答悲剧是什么，完成了中国自身悲剧理论阐释的建设。但是，我们的悲剧观念往往带有鲜明的历史主义和功能主义眼光，过分强调悲剧的社会历史特征和矛盾冲突性，认为悲剧应具有震撼人心的悲壮与崇高美学力量，可以激励和鼓动人的反叛意志和生活信心。以这样的悲剧眼光去审视、观照西方悲剧意识，就可能出现理解的位差和误读现象。如果把莎士比亚悲剧限定在人文主义理想与封建、资本主义现实的矛盾冲突上，就无法理解作品中所隐含的沉沦与救赎观念，也难以说明生长西方悲剧意识丰富复杂的文化土壤。实际上，西方悲剧创作和理论与其宗教文化传统保持着相当紧密的联系，悲剧既从希腊宗教仪式中诞生，又可以说是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下走向发展和成熟，西方宗教文化的衰竭与动摇带来了悲剧意识的淡化与藏匿。

悲剧作为审美形式，始终与人类价值意义相关联，它通过人的行动和精神超越了人所面对的事实世界而进入价值意识领域，人是什么？我是谁？什么是罪？什么是命运？为什么事物以这样的方式存在？这些问题通过悲剧意识的追问而被敞露出来，也就是在这种追问和征服中，悲剧升华为最高的实在：生命，爱心与希望。宗教文化也主要探讨人的信仰与价值意义问题，它通过虚幻的世界否定了事实世界的偶然、灾难和罪恶，追求信仰的绝对、神圣与无限。宗教与悲剧在反叛现实秩序与力量，超越某种困境，实现精神的转变和提升的意义上存在着一定的相似性。海伦·加德纳认为：“悲剧诗人的灵感，来自于对人类有能力理解历史经验之世界的信心，这和试图通过假说和实验来发现物质世界规律的精神是一致的。诗人的假说就是支配着他的时代的想象力的宗教观念”(注1)，桑塔耶纳希望诗人“随便什么时候，都应该看看自己的灵魂深处，每个人都应该用关于死的思想去检查灵魂的虚幻，每个人都应该问问自己：我的生命意义和价值如何？”(注2)在追问生命的价值意义时就无法回避生命的终极和永恒等问题，这就涉及到宗教性的阐释和回答。难怪桑塔耶纳责备一些人“连领悟真正悲剧的能力也没有，因为他们缺乏对宇宙秩序，对生活的普遍规律和对宗教的理解。”(注3)西方文化渊源于希腊和希伯来两大传统，而基督教实际上是两大传统的互补与融合。在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后，基督教义又超出了纯粹宗教的范围，渗透于西方思想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伦理原则各个方面，并以哲学形式、信仰方式和文学形式等手段得以保存和流传。西方文学的悲剧意识所浸润的宗教文化内涵，不管是古希腊的异教，还是以后的基督教，它们对悲剧创作中的观念，特征和思维方式上都产生过鲜明的影响，以致于如果忽略西方悲剧意识的宗教背景，就无法进入它们所构筑的深邃而丰富的悲剧世界。

二、古希腊悲剧与希腊宗教

古希腊宗教相对后来的基督教而言是一种异教，希腊人既有活泼、理智和经验的一面，也有神秘、出世和宗教性的一面。他们信奉多神教，如奥林匹克神、克里特女神、狄奥尼索斯、奥尔弗斯等，这些神大多是地方性和部落性的，人们对它们的敬畏和尊崇主要是通过举行一定的宗教仪式来祈求丰收或人畜繁殖。希腊悲剧就是从酒神狄奥尼索斯的祭祀之中产生的。狄奥尼索斯又名巴库斯，它原是色雷斯的神，色雷斯人发明了酿酒的方法，尊狄奥尼索斯为酒神，并在每年举行酒神节整夜狂欢，沉醉在某种迷狂的激情状态。酒神崇拜后来传入了希腊，并在酒神节里上演悲剧，希腊悲剧就成为宗教性的圣剧。通过酒神的受苦或放逐国王体现超乎人类意志的力量如何操纵着人生，人的命运受制于生活和自然中的必然性力量——机会、偶然、人世变迁和神的残忍等等。希腊悲剧起源于宗教仪式，在席勒、尼采和雅斯贝尔斯那里都曾有过具体详细的论述，而我们更为关注的是这种渊源关系到底给希腊悲剧带来了哪些方面的影响。

希腊宗教仪式中的人神“共餐”所表现出来的迷狂与陶醉影响到悲剧美学效果。有关悲剧效果的探讨我们无法超越亚里士多德的结论。他认为悲剧目的是“借引起怜悯和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注4)。当古希腊人把悲剧演出作为宗教节日的重大仪式的时候，悲剧完成了宗教性的目的或任务，其剧场功能更趋向宗教功能，“净化”的宗教性意义也就超越了人们后来推崇的审美性意义。生活在20世纪的戏剧大师奥尼尔仍孜孜矻矻于希腊悲剧的仪式性，希望他的悲剧创作能“作为一种神庙的最高的，唯一有意义的作用，在那里，把那种对生活富有想象力的诗意解释和象征性的赞美的宗教灌输给人类。”(注5)悲剧的“净化”功能存在着一个演变轨迹，从宗教性向世俗化转变，从情感体验到智性反思发展。其结果是“净化”功能逐渐被隐喻意义所代替，直至最后消解为情感的一片瓦砾，西方现代派文学就以荒诞意识的嘲弄和反讽反拨了悲剧的净化功能。

希腊悲剧意识里表现出丰富的命运观念，这是不争的共识。悲剧者须面对既不能用理智去说明，也不能在道德上得到合理解释的必然性力量，而产生的敬畏和惊奇，即使是神也与人一样难以逃脱这种命定的必然性力量。如普罗米修斯因盗火给人类，而不得不被缚在冰冷的石头上；俄狄浦斯虽能解答斯芬克斯之谜，却无法摆脱命运的捉弄之手。宗教存在的心理基础也与人们的恐惧和敬畏心态很有关系。宗教（Religion）这个词本身就具有恐惧的含意，德文中表示最高的宗教崇敬的字眼“Ehrfurcht”也是由Ehre（敬）与Furcht（畏）两个词构成。悲剧起源于宗教仪式使悲剧文体具有潜在的精神特征：颂歌，对神的敬畏转变成对英雄的赞颂和对生命价值的礼赞。海伦·加德纳认为：“悲剧的内容由人们的行为和他们的苦难这两部分构成，行为和痛苦的交织形成了悲剧模式”(注6)。“痛苦”与“受难”是悲剧者无法摆脱的命定力量，在古希腊作品里表现为命运的盲从与必然，神的专横与残忍；“行为”在悲剧中表现为悲剧英雄的抗争精神和反叛意志。古希腊悲剧中的命运观念和苦难意识浸润着丰富的宗教内涵，而悲剧者的“行为”与抗争却具有某种渎神的意味。这里，我们就很有必要区分一下悲剧性与悲剧精神的不同意义。悲剧主要是指不断变化的戏剧形式，而悲剧性却保持着相对的稳定性，它主要表现为人的生命与生活在自由与必然，理想与现实，目的与结果之间所产生的无法弥合的矛盾冲突。当我们谈论悲剧时，我们处在美学的王国里，但当我们着手讨论悲剧性的本质时，我们就处在存在的王国里，悲剧性表现在悲剧中就成为那巨大的苦难和毁灭的命运。而悲剧精神却表现出对命运与苦难的反抗，对悲剧精神而言要紧的不仅是巨大的痛苦，更主要的是对待痛苦的方式。当悲剧英雄被逼至生存的边缘，面临着生命的极限情境，他必须做出选择，坚定地说“是”或“不”，正是他对必然性灾难的勇敢承担而显示出崇高的悲剧精神来。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悲剧意识中的悲剧性与悲剧精神是两个拥有不同意义的概念，悲剧性主要是指人类生命与社会中最隐秘而深沉的生存方式，诸如灾难、命运和死亡等：悲剧精神则是人类价值和意义之所在，也是悲剧紧张感和狂烈性的主要源泉，它通过对人类悲剧性的拒绝与超越，把人的生命意义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所以，我们谈论希腊悲剧命运观念与宗教文化的关系，实质上就是把这一命题置于悲剧性与宗教的复杂关系中加以阐释。人们常认为希腊宗教是因其区别于基督教的异教特性而滋养出希腊悲剧的伟大与辉煌，实际上，希腊人的宗教狂热与激情超出了我们的想象，尼采、叔本华，罗素等西方思想家和哲学家都肯定了希腊宗教对希腊人的思想，艺术和思维方式所产生的巨大影响。希腊悲剧在其仪式特征、命运观念以及净化、陶冶的审美功能上都与希腊宗教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但它的悲剧精神却超越了宗教信仰的限制，走向了对命运、必然和灾难的怀疑与抗争。因而，希腊悲剧的意义并不在于对它所体现的事物本质的种种信念，也不在于这些信念所引起而又不能回答的种种问题，而是它们之间的平衡与相互作用。希腊悲剧在信仰与怀疑，命运与行为之间寻找到了奇妙的结合点，并从这里生长出光彩夺目的悲剧艺术。这样，当我们欣赏或阐释古希腊悲剧，就不应忽略或否定它的宗教文化背景。正如别林斯基在探讨希腊悲剧的灾难与命运时提醒我们的那样，“如果在任何一部悲剧中抽掉了宿命的灾变，那么，你也就剥夺了它的全部壮美的特点，它的全部意义，使它从一部伟大的作品一变而为平凡不足道的东西，首先对于你就会失掉它全部令人神往的力量。”(注7)

三、近现代悲剧意识与基督教

应该说，西方文学悲剧意识的丰富发展与成熟是在文艺复兴以后，它催生了莎士比亚、高乃依、拉辛、歌德，奥尼尔等悲剧作家，以及众多拥有浓厚悲剧意识的诗人和小说家，如艾略特、福克纳、列夫·托尔斯泰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他们的出现，是否意味着悲剧意识与基督教文化存在着某种联系？T·S艾略特曾说过：

“我们的艺术正是形成于和发展于基督教中；欧洲的种种法律甚至时至今日也仍然根植于基督教里。我们的一切思想也正是由于有了基督教的背景才具有了意义。一个欧洲人可以不相信基督教信念的真实性，然而他的言谈举止却都逃不出基督教文化的传统，并且必须依赖于那种文化才有其意义。只有基督教文化，才能造就伏尔泰和尼采。”(注8)

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只有基督教文化，才能造就莎士比亚和奥尼尔呢？回答是肯定的。问题是悲剧与基督教是否可以达到一致，人们一般倾向认为，基督教颠倒了悲剧观念，并使悲剧不复存在，“基督教的灵魂拯救是与悲剧知识相反的。得救的可能性破坏了陷于无法逃避的困境的悲剧感。因此并没有真正的基督教的悲剧。”(注9)朱光潜先生在《悲剧心理学》中提出：“一个人走向宗教也就离开了悲剧”(注10)“希伯来精神与悲剧的精神是完全对立的”(注11)显然，朱先生这里是从悲剧精神的抗争，搏斗与宗教的忍从，审判和救赎观念的矛盾冲突角度立论的，他认为：

“基督教是近代欧洲文明的主要成分之一。它强调世界的道德秩序，原罪和最后审判，人对神的服从和人在神面前的卑微渺小，所以与悲剧精神是完全敌对的。悲剧表现人和命运的搏斗，常常在我们眼前生动地揭示无可解释的邪恶和不该遭受的苦难，所以总带着一点渎神的意味。”（着重号为引者所注）(注12)

我们前面曾讨论过悲剧意识不仅仅是指悲剧精神，还包括悲剧性、悲剧人生观、悲剧效果等多方面内涵。事实上，基督教本身拥有丰富的悲剧性经验和知识，《圣经》叙述了众多的悲剧性故事和人物，如夏娃、亚当、扫罗、所罗门和参孙等，他们的命运都具有鲜明的悲剧性特征。基督教义的根本原则就是：人们在生与死，上帝与魔鬼之间是可以做出选择的，其结果将取决于他们做出了怎样的选择，“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圣经·加拉太书》）。耶稣也表达了这样的悲剧性观念，他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死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寻到的人也少”（《圣经·马太福音》）。基督教强调人必须对自己的行为和选择担当责任，这影响到悲剧创作，从古希腊悲剧的命运观念发展为上帝的审判，古希腊悲剧英雄常是众神的牺牲品，或者是成了无辜的羔羊，而在基督教影响下的悲剧创作却出现某种转变，悲剧人物不再摆脱责任，不再从“命运”中寻求托辞，悲剧的发生完全取决于人自身——人性的二重性，有限性和种种欲望等，人必须为自己的行为和言语付出沉重代价，以至于死亡的结局。

古希腊悲剧人物的结局大都不是以死亡结束，而基督教影响到悲剧创作却出现了众多的死亡场面，如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麦克白》、《李尔王》、《奥赛罗》等作品中都出现了不幸的悲剧结局。《李尔王》一剧在全剧结束时共死去了八个人，可以说满舞台就是具具尸首，一切都将毁灭，有罪的，沉沦的，世界是一场大悲剧。希腊悲剧并非是以凄惨的死亡告终，不幸的悲剧结局并不一定是它的必然性因素，更多的还是一种和解，一种崇高静穆的境界。《诗学》也要求悲剧“不应写好人由顺境转入逆境”，“不应写极恶的人由顺境转入逆境”(注13)。而在基督教文化影响下的悲剧创作却把死亡作为了重要的组成部分，形成了悲剧模式的“苦难——抗争——死亡”的完整结构，死亡意识成为了生命价值的确证和对不朽的渴望。如马尔库塞所说：“毁灭的力量可能永远在一个较高的地位上为生命力服务——爱欲本身就生活在有限的和痛苦的雇佣合同之下。‘永生的快乐’是用个体的死亡构成的。对个体来说，这种永生是一个抽象的世界。”(注14)基督教文化对西方的首要影响是“沉沦救赎”说，基督教认为，对邪恶的爱好深深植根于人的自然本性之中，它以原罪教义系统地阐释了这一观点；同时人可以通过对上帝的信仰和即问而获救赎。人面临着双重选择，既肯定人的自然本性和功利欲望，又设立对永恒的追求，从沉沦到救赎是靠正义者和纯洁者的死为代价的，耶稣的遇难常被作为永恒牺牲的象征放置于基督教生活的中心。人就具有双重生命特点——追求肉体的生命和追求精神的生命，前者是自然人的生命，导向死亡，后者是神的恩赐的结果，走向永恒。沉沦-救赎观念影响到西方文学的悲剧意识改变了古希腊悲剧对死亡的恐惧与逃避，希腊异教认为自然界具有某种神性，通过举行一定的仪式，就沉浸在无穷的神性之中，从而认为生命与动物、植物具有一体性和不间断的统一性，是不可摧毁和蔑视的。从柏拉图的《斐多篇》我们可以看到，哲学思想的全部努力就是要对人的灵魂的不朽作出清晰而又不可辩驳的证明，罗素从这里也得出结论：“追求一种永恒的东西乃是引人研究哲学的最根深蒂固的本能之一。”(注15)但在基督教那里，人的生命充满着种种罪恶的欲望，并因此而带给他们堕落或毁灭的悲剧性命运。

莎士比亚的悲剧就区别于古希腊悲剧而表现出深受基督教影响的痕迹。威尔逊·奈特说：“基督教精神自始至终贯穿着莎士比亚的作品”，(注16)海伦·加德纳对莎士比亚悲剧与基督教的关系也作了更为详细具体的分析，她认为：“若将莎士比亚悲剧与古典悲剧或那些以古代悲剧为模式并企图与之相媲美的悲剧相对照，莎士比亚悲剧就是‘基督教’悲剧。”(注17)莎士比亚的悲剧常大量引用《圣经》中的语言意象，并表现出鲜明的基督教观念，如死亡、罪恶、审判等。《麦克白》显示出人的欲望如何使人陷入悲剧的境地；《哈姆莱特》敞露出邪恶的无所不在；哈姆莱特对肉欲的恐惧，使我们很容易感受到基督教对人的动物本性和情欲的眼光和态度。基督教改变了人们对自己自然情欲的态度，它认为：“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圣经·加拉太书》第六章）。在基督教看来，人的欲望常引诱人走向堕落和罪恶，人要获得永生必须脱离肉身和尘世，这样，基督教就内在地具有否定现存秩序和整个世界的批判性和革命性因素，受它影响的悲剧创作就必然也具有批判现实和否定现存秩序的意义，从这个角度讲，悲剧意识的暴露困境与现实矛盾同基督教的否定现世与生活秩序就具有某种深层的同构关系。克里斯托弗·道森在《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一书中认为，明显地属于彼岸世界，否认人类社会价值和标准的宗教，恰恰对人类文化产生了强烈的刺激作用，并为社会变革提供了推动力。在我们看来，西方悲剧意识的生生不息也与基督教文化有着紧密的联系，从受希腊异教影响的希腊悲剧发展到近现代的悲剧，除它自身的文体变革与受社会历史的制约以外，基督教对近现代悲剧意识内涵、特征和作家的悲剧性体验产生了重要影响。不难想象，如果没有基督教，我们就领悟不到“罪恶”主题之于莎士比亚，“审判”主题之于陀斯妥耶夫斯基，“荒原”主题之于艾略特，“受难”主题之于福克纳所产生的悲剧意识的深刻意义。

四、悲剧意识的衰亡与现代反宗教思想

当我们的思维和眼光转向西方20世纪文学，就会发现悲剧意识正逐渐走向衰落，而被荒诞、喜剧和嘲弄所代替。纠缠于哈姆莱特是生还是死选择上的两难问题到了加缪笔下的莫尔索那里，却做出了“那天太阳很热”的冷漠回答。生死的悲剧意义已被现代人悬置起来，看来现代作家无法再从悲剧意义上去肯定生活的价值了，现代人的经验看上去是悲剧性的，然而却缺乏悲剧创作的激情和理想主义。正如悲剧性的俄狄浦斯解答斯芬克斯之谜是他问，也是自问，人是什么？我是谁？而荒诞性的“等待戈多”，戈多是谁？谁也不问，也问不出来，现代人面对的是一个隔绝封闭的世界。尼采以酒神精神和日神精神去理解古希腊悲剧的魅力，揭去了覆盖在悲剧身上的一切理性和伦理遮蔽物，尤其是在他斩断了人与上帝之间的价值关联，“新小说”家罗伯-葛利叶又拆除了悲剧的人道主义穴居之后，悲剧就失去了价值屏障和意义中心，坠入苍茫的黄昏之下，再也无法闪现昔日耀眼的光辉。

悲剧意识意指一种人本主义经验，在这种经验中，我们超越了存在的两重性，懂得真正自觉地而不是盲目的去肯定生活，认识到人可从恶中引出善，从肉体中引出精神，从命定中引出自由，从动物状态中引出神圣境界。悲剧意识是维护人的尊严，反抗自然中非人与超人力量的真正堡垒。悲剧意识的这种价值标准、体验方式和思维特征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西方宗教文化（希腊异教和基督教）的影响。当然，我们不会忽视悲剧与宗教之间的意义边界，它们之间的疏离与矛盾，诸如此岸与彼岸，人与神，抗争与宿命，感性生命与神恩至爱的差异已为我国学术界所重视，并作了科学探讨。本文赞同悲剧与宗教在某些方面存在矛盾的观点，但是还想表明：与宗教意识在更大程度上起对立作用的是科学观念（但也并不是完完全全对立的，参阅R·霍伊卡所著《宗教与现代科学的兴起》一书），悲剧意识就介于科学与宗教之间，科学与宗教所追求的理性与超理性，自然与生命，规律与信仰都在悲剧意识里得到表现，并获得统一。宗教作为西方悲剧意识的思想文化背景，我们在前面探讨了它们之间的具体联系和不同特点（希腊异教与基督教对悲剧的影响有其不同性）。简单地说，我们是想把宗教作为西方文学悲剧意识“思想后的思想”，或者说是“价值后的价值”，“思维的思维”来认识看待。虽然，悲剧的思维与价值观并不完全同于宗教的思维与价值观，但它们之间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所以，当20世纪西方反宗教浪潮的兴起之时，也就伴随着悲剧意识的衰亡，换句话说，当西方现代主义作家以荒诞意识去反叛传统悲剧意识，他们攻击的重要目标就是悲剧意识背后的神学或宗教倾向。

当尼采宣布“上帝死了”这个断言时，它带给西方文化影响的并不是这个事实本身，而是一种价值意义的信仰危机，它带来的后果是“一切必定随之倒塌，因为它们建筑在这信仰之上，依靠于它，生长在它里面：例如我们的整个欧洲道德。广浩连锁的崩溃，毁坏，没落，倾覆现在呈现在面前了……”(注18)没有了上帝，人们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了，在重估一切传统价值过程中开启了价值信仰的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时代。怀疑主义盛行，没有一个价值支点可以支撑起这个世界，人们开始了思维的流浪与游戏，中心被消解，理性殒落，人的精神面临着巨大的分裂和矛盾，孤独、绝望与焦虑。在这样的时代，悲剧也就随之开始走向衰亡。早在1929年，约瑟夫·伍德·克鲁奇就声称和预言：“在一个没有持久的理想和长期怀有的价值观念的世界上，现代人毫无精神支柱地摸索着；在一个对人，对上帝都没有信心的时代里，人是无法从悲剧的高度来肯定生活的。”(注19)乔治·斯坦纳在《悲剧的死亡》中也认为，悲剧注定要永远背负着上帝这个难以忍受的沉重的包袱，由于上帝的阴影再也不能像笼罩阿伽门农、麦克白那样笼罩在我们头上，悲剧也就随之死亡。(注20)没有宗教的信仰依托和价值深度，现代人体验到的孤独、死亡与焦虑就成为一种病理现象，世界也变成缺乏自明性的怪物难以把握，留给人们的是无意义的梦呓、无聊与滑稽，荒诞意识就成为现代作家面对无意义世界而采取的某种抗争和表达手段。

尤奈斯库认为：“荒诞是指缺乏意义……和宗教的、形而上学的、先验论的根源隔绝之后，人就不知所措，他的一切行为就变得没有意义，荒诞而无用。”(注21)加缪也曾表述过人的荒诞感产生的原因，“一个哪怕可以用极不像样的理由解释的世界也是人们感到熟悉的世界。然而，一旦世界失去幻想与光明，人就会觉得自己是陌路人。他就成为无所依托的流放者，因为他被剥夺了对失去的家乡的记忆，而且丧失了对未来世界的希望。这种人与他的生活之间的分离，演员与舞台之间的分离，真正构成荒谬感。”(注22)荒诞意识与宗教的断裂与隔绝是它的一大精神状态，加缪、马尔罗、尤奈斯库、贝克特等荒诞派作家都表现出这种创作追求和特点，加缪曾评论卡夫卡说：“卡夫卡的世界实际上是一个不可言说的世界，人满怀着痛苦鼓足勇气在澡盆里钓鱼，并且知道什么也钓不出来。”(注23)“在澡盆里钓鱼”这形象地显示出荒诞作家的无宗教性和绝望感，在一个人与物，人与世界都被一堵不可逾越的墙阻隔的时空里，任何一种玄学或神学概念都是缺乏价值的，它只能成为调侃、嘲弄和反讽的对象。正如加缪所说：“没有了上帝的旨意，世界也就不复存在统一和目的。所以对世界就不能作出什么判断，一切关于世界的有价值的判断最终不过是对生活的诽谤。”(注24)悲剧意识恰恰是对生活的意义的价值判断方式，那么，随着上帝或终极和永恒的缺席，它的存在和价值显然要接受绝望、虚无和荒诞的挑战，它能否最终赢得这场胜利，恢复昔日的光彩？我们从福克纳身上的“拒绝接受人类末日”，坚信“人类将永垂不朽”中看到了希望的地平线。

(注1)(注6)(注17)《宗教与文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12页，18页，82页。

(注2)(注3)《诗歌的基础和使命》，《美国作家论文学》，三联书店1984年。

(注10)(注11)(注12)《悲剧心理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第212页，214页，221页，233页。

(注4)(注13)亚里士多德《诗学》，第6章，第13章。

(注5)《外国现代剧作家论剧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82页。

(注7)《古希腊三大悲剧家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177页。

(注8)《基督教与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第205页。

(注9)《存在与超越——雅斯贝尔斯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第90页。

(注14)《美学》第6辑，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第87页。

(注15)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74页。

(注16)《莎士比亚评论汇编》（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422页。

(注18)尼采《快乐的知识》，第343节，转引自周国平著《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