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教育政策变迁及其对民众“国家认同”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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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马英九执政时期：“拨乱反正”与“课纲微调”

2008年第二次政党轮替后，台湾政治上的“台独”倾向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但在文化教育领域，马英九当局并未立即推动相应的“去台独化”工作。直到其第一任期即将结束，在前“行政院长”郝柏村及部分“统派”团体的呼吁之下，当局才逐渐对教育所涉及的认同问题加以重视，开始进行相应的“拨乱反正”工作，其中影响最大的事件，就是2013年对《普通高级中学课程纲要》进行的修订调整，即“课纲微调”事件。

台湾的高中课纲在历史上进行过多次修订（见表4），在“88课纲”“95暂纲”、“98课纲”的历次修订中，涉及“中国认同”的元素在语文、历史、地理、社会、公民等科目中逐渐减少，体现“台湾主体性”的内容安排、措辞用语等逐渐增多，甚至出现了部分涉嫌“一边一国”的表述。出于“拨乱反正”的需要，马英九当局于2009年、2013年两次对部分科目的课纲进行了修订，分别形成了“101课纲”与“104课纲”，因种种原因，第一次修订较少涉及争议性的问题，只有第二次修订的改动较为明显。新课纲的修订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是强调“台湾”与“中国”的关系，部分内容从“台湾史观”回归“中国史观”，如将“郑氏政权的对外关系以及与清朝交涉的始末”调整为“明郑的对外关系以及覆灭的经过”；徐亦鹏：《台湾反课纲运动：到底在反什么》，载《世界知识》，2015年第17期，第54页。其二是强化“中华文化”在教育中的地位，如在“国文”课程中提高文言文的比例，在“公民与社会”科目中提高中华传统文化相关内容的比例；维基百科：《台湾高中课程纲要微调案》，资料来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臺灣高中課程綱要微調案.其三是修正部分与统治者相关的表述，如将“日本统治时期”改为“日本殖民统治时期”，不再以“政经分离”的方式评价国民党政府在台湾的功过，所谓“政经分离”，意指在表述时刻意强调国民党政府治台期间的残暴与“白色恐怖”，但在描绘台湾经济发展时淡化国民党政府主导政经改革的事实，将“国府”定位为“最坏的外来政权”。参见谢大宁：《台湾历史课纲所牵涉的认同问题及其发展》，载《台湾研究》，2015年第4期，第6页。等等。总体说来，此次修订在认同倾向上较偏向于“中国认同”，是对“台独化”教育政策的纠正，但在修改幅度上远小于李登辉、陈水扁时代的历次修订。由于内容与程序上的争议，此次修订引发了台湾蓝绿阵营的交锋与社会的强烈反响，最终酿成了2015年5月由台湾多所高中的学生发起的“反高中课纲微调运动”。“反课纲”运动结束后，台“教育部”宣布三项处理原则，即“新旧教科书并行，尊重教师专业自主选书权”“新旧教科书有争议的部分，不列入大学入学考试命题”“即刻启动课纲检讨程序，同步推动大家一起写教材计划”Yahoo奇摩新闻：《课纲微调吵什么？看完就搞懂》，资料来源：https：//tw.news.yahoo.com/課綱微調吵什麼？看完就搞懂-060206824.html.。在此情況下，多数县市选择继续沿用旧课纲或新旧课纲并行，仅南投县单独使用新的微调课纲。维基百科：《反高中课纲微调运动》，资料来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反高中課綱微調運動.总体而言，在“反课纲”运动等事件的影响下，马英九执政期间对教育领域中认同倾向的“拨乱反正”并没有取得实质意义上的成功。

二、台湾教育政策对民众“国家认同”的影响

台湾的教育政策演变，尤其是李登辉、陈水扁时期的“台湾主体性”与“去中国化”教育，对台湾民众“国家认同”的变迁产生了深刻影响。鉴于现代民族国家语境中的“国家认同”主要包含对“民族”（组成国家的民族或族群）与“政治”（国家的政治权威、政治制度等）两种意义上的“国家”的认同，以下将从“民族认同”与“政治认同”两个方面探讨台湾教育政策演变对民众“国家认同”的影响。

（一）对民众“民族认同”的影响

“民族认同”是指民族成员“对本民族的起源、历史、文化、宗教、习俗的接纳、认可、赞成和支持，并由此产生的一种独特的民族依附感、归属感和忠诚感。”马惠兰、陈茂荣：《论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一体化路径选择》，载《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第8页。“国家认同”意义上的民族认同主要指向于组成某一主权民族国家的“民族”，其在本质上是一种“国族认同”。在台湾教育政策的影响下，民众的“民族认同”倾向逐渐呈现出以下转变趋势：

1.身份认同的“本土化”

台湾与大陆具有共同的血缘、语言与历史文化，台湾同胞的中华民族身份，是不可否认的客观事实。然而，受制于特殊的历史与社会环境，台湾教育中的中华民族认同却长期处于被压抑、歪曲的状态之下。日据时期的“皇民化教育”将民众的身份认同刻意导向忠诚于日本的“皇国民”，试图通过“本国”语言与知识教育、“皇民”文化与思想教育操控、改造台湾民众的民族意识；“两蒋”时期的教育政策虽然恢复了“中华民族本位”，但其过度的“威权”与“党化”色彩、过多的政治与意识形态书写却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台湾民众真实的认同需要，歪曲了民族身份认同的真实意涵，“沉迷在虚幻的大中国迷思中”张宝蓉：《台湾青年文化认同的建构与困境——基于学校教育的视角》，载《台湾研究》，2015第4期，第20页。，随即为“解严”后逐渐凸显的“台湾主体性”所解构。随着李登辉、陈水扁时代“去中国化”教育的大行其道，台湾教育中的中华民族认同逐渐为“本土认同”所超越，在“同心圆”教育观与本土教育模式的影响之下，民众的身份认同，尤其是直接受学校教育影响的青少年群体的身份认同，呈现出日渐明显的“本土化”倾向。近期台湾的一项民调显示，被调查的台湾青年（19-29岁）中仅有27.78%的人认同“原住民以外，大多数台湾人民来自中国大陆，是炎黄子孙，是中华民族的一份子”这一表述，而有66.67%的人认同“虽然很多台湾人早先是来自中国的移民，但一两百年来已经发展出独立的血统与文化，是台湾民族，不是中华民族”；中年人（30-59岁）认同两种表述的比例则分别为58.11%与37.84%。张亚中：《和平发展期的两岸治权关系：1+1=3》，资料来源：http：//hk.crntt.com/doc/1035/4/9/0/103549063.html？coluid=33&kindid=4372&docid=103549063&mdate=1229115814.相较于其他年龄群体，当代台湾青少年日渐高涨的“本土意识”与其所表现出的对中华民族身份的日渐疏离，无疑与其长期接受的“台湾主体性”教育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2.历史认同的“虚像化”

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指出，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连接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第5-6页。因此，通过教育传递本民族的历史记忆，使民众在正确的历史认知中丰富对于民族共同体的想象，产生对于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是民族认同建构的重要路径。然而，由于台湾客观上具有与中国其他地区相区别的特殊历史境遇，台湾教育中的历史叙事方式也随着统治者的更替而发生多次根本性的转变，使得台湾民众的历史认同建构呈现出矛盾而复杂的特殊形态。日据时代的“皇民史观”荼毒了台湾的教育，其所造成的负面影响至今尚未完全清除；“两蒋”时代试图构建的“中华民族史观”则与“反共复国”“党化教育”等意识形态符号相勾连，难以真正内化到台湾民众的心理结构之中。在李登辉、陈水扁时代“同心圆”教育观的影响下，“中华民族史观”更逐渐让位于“本土史观”“台湾史观”，本土记忆与民族记忆、台湾历史与中国历史之间的内在联系被刻意切断，在很大程度上使台湾民众对于民族历史的想象逐渐脱离于中华民族整体的历史叙事，渐渐呈现出“虚像化”的历史认同。如在2015年的“反课纲”运动中，有抗议的学生代表认为“鸦片战争是对面国家发生的事，为什么要台湾学生读别人国家的历史？”华夏经纬网：《台湾学生抗议甚至死谏“反课纲”到底是反什么？》，资料来源：http：///tslj/lasq/2015/08/4510452.html.；“如果说这件事（课纲中的‘日本殖民统治’部分）传到国外去，被日本政府知道，他们会不会愤怒？会不会觉得不公平？因为毕竟当初是签约，台湾才变成他们的”徐亦鹏：《台湾反课纲运动：到底在反什么》，载《世界知识》，2015年第17期，第55页。。当代台湾青少年群体在历史认知方面的种种问题，无疑反映了教育政策对民众历史认同的深刻影响。

3.地域认同的“孤立化”

民族是基于“共同地域”的相对稳定的共同体，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民族问题著作选》，第481页。对地域的认知与归属感同样是民族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而言，其地域认同既有指向于特定地区的“多元性”，也有基于民族整体生存空间的“一体性”。然而，在台湾特殊的社会与历史环境之下，教育政策中地域认同的“多元性”与“一体性”长期存在着复杂的矛盾关系。在日据时代，无论“多元性”或“一体性”均为日本的“皇国民意识”所取代，台湾民众的地域认同被蒙上了浓重的殖民地色彩；在“两蒋”时代，“多元性”则为“一体性”所过度压抑，高度政治化的“大中国意识”遮蔽了台湾民众自然的乡土意识。而在李登辉、陈水扁时代，长期被压抑的“本土意识”隨着“同心圆”教育观的展开而不断张扬，民族的空间表达被渐渐引向“乡土—台湾—中国—世界”的架构之中，民众的地域认同随之逐渐疏离于“中华民族本位”，正沿着“本土意识”的方向，向孤立化的“岛民意识”发展。有学者指出，对于生在、长在台湾岛，受李登辉、陈水扁时期教育政策影响的新一代台湾青少年而言，“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已成为毫无概念的名词，孤立的“岛民心态”正逐渐在台湾的新世代群体中蔓延。环球网：《台湾新世代对长江黄河毫无概念 跳不出岛民心态》，资料来源：http：//taiwan.huanqiu.com/article/2014-12/5262332.html.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来看，地域认同的“孤立化”会进一步导致群体心理的封闭化，这一方面会加剧台湾民众对于大陆的敌视感，另一方面也会局限台湾自身的视野与发展路径。在2014年的“反服贸”运动中，不少学生宣称“要以我们的‘小确幸’来抵抗你们（中国大陆）的大、你们的新、你们的发展、你们的繁荣、你们的核电全球化……”赵刚：《“小确幸”：太阳花一代的政治认同》，载《文化纵横》，2014年第6期，第51页。，无疑是这种封闭心态的真实写照。

（二）对民众“政治认同”的影响

政治认同是指社会成员对“政治系统或属于政治系统的某个特定的政治单位所产生的一种情感上的依赖、意识上的归属、赞同和支持的态度及相应的支持行为，以及对为政治系统奠基的政治价值体系的认可、信任和信仰。”刘凌斌：《台湾青年的政治认同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载《青年探索》，2016年第1期，第97页。从“国家认同”的视角来看，台湾的教育政策对民众的“政治认同”产生了以下影响：

1.制度认同的建构

制度认同是政治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系统常常通过意识形态影响下的学校教育，塑造民众对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认知、信任与归属感。学者卢建荣指出，“在国家意识形态作用下，青少年对历史人物邪正，以及对过去事物伟大与否的判断标准是符合官方制式答案的。在这些制式答案复制过程中，青少年只不过是国家意识形态的应声虫。”卢建荣：《台湾青少年认同文化的形塑——对五所中学学生问卷调查结果之分析》，载《思与言》，1996年第3期，第141页。在日据时期，殖民当局在台湾大力推行“同化教育”与“皇民化教育”，试图将“军国主义”意识形态强加于台湾民众，这一企图虽然最终失败，但其造就的殖民阴影无疑对民众的政治观点产生了较长时间的影响。在“两蒋”时代，当局通过“党化教育”与“三民主义”意识形态灌输，将台湾民众的制度认同导向了国民党的“党国体制”，虽然其为之后的教育政策所解构，但仍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民众对于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基本看法，如对两岸不同的政治与社会制度的认知等。“解严”后，“本土化”与“民主化”成为教育改革的主要目标，李登辉、陈水扁当局刻意将“台湾主体性教育”与“民主法治教育”相连接，一方面消解教育中遗留的“党化”印记与意识形态符号，一方面通过教育传播蕴含着“本土意识”的“民主”观念与公民知识。学校教育的长期熏染，逐渐在民众中建构了以“主体性”与“民主化”为追求的制度认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也逐渐反作用于台湾政局的发展演变。如在2014年的“反服贸”运动中，抗议群体的政治诉求即以“民主”与“主体性”为核心，一方面抗议“服贸”的“黑箱”审议程序，要求“先立法、后审查”，另一方面则以“两国论”为架构推出“服贸”监督条例，试图进一步确立“台湾主体性”。“反服贸”的运动骨干曾公开宣称：“争取台湾的自主与民主的深化，本质上就是一体两面。许多时候，这根本是同一件事。”卓文娟、阎桂兰：《台湾学生为何“反服贸”？》，载《海峡科技与产业》，2014年第4期，第19页。这一观点背后的思想逻辑，显然与学校教育长期建构的制度认同有着紧密的联系。

2.政党认同的变化

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的重要标志，对政党在思想、情感和意识上的归属感与认同感是政治认同的组成部分。在西方现代的政治制度设计中，教育具有一定的中立性与独立性，政党理论上不能将自身的政治主张强加于教育，台湾的《教育基本法》即有规定，“教育应本中立原则。学校不得为特定政治团体或宗教信仰从事宣传，主管教育行政机关及学校亦不得强迫学校行政人员、教师及学生参加任何政治团体或宗教活动。”法律教育網：《教育基本法》，资料来源：http：///news/1200/23155/23157/23192/23214/2006/4/sh6103124301424600210101-0.htm.然而，由于教育对政治与社会生活具有重要的意义，政党往往通过各种方式对教育施加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试图塑造或改造民众的政党认同。在国民党威权统治时期，教育被完全视为政党的思想改造工具，不仅教育内容需要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相一致，如在课程与教科书中大幅存在的“三民主义”“忠党爱国”“拥护领袖”等内容；教育机构中也处处存在着由党领导、贯彻党的权力意志的组织，如1952年成立的“救国团”等，试图塑造民众对国民党及其意识形态的认同与忠诚。民进党上台后，虽然相关法令已确立了“教育中立”的原则，但执政党仍会通过政策手段对教育施加影响。如在民进党主导的历史课纲中，国民党统治台湾时期的弊端被刻意放大，国民党政府甚至成为“最坏的外来政权”；在民进党主导的公民课纲中，“三民主义”指导思想也逐渐被民进党所追求的“台湾主体性”所取代。在教育的长期影响下，台湾民众的政党认同正逐渐发生着变化，一方面，由于威权时代教育所灌输的“一党认同”已被完全解构，民众对政党的忠诚度正逐渐下降，其政党认同倾向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不少民众已将选举政治、政党轮替视为常态，不愿成为某一政党的固定支持者；另一方面，由于民进党“本土化”“民主化”教育在青少年群体中的成功开展，青年民众逐渐成为认同与支持民进党的主要力量。民调显示，2012年台湾“大选”中，“首投族”（首次拥有领导人选举权的青年选民）投票给蔡英文的比例为49%，高于投给马英九的比例37%；TVBS民调中心：《2012“总统”大选选后2天民调》，资料来源：http：//home.tvbs.com.tw/static/FILE_DB/PCH/201201/dfbrol1dv8.pdf.而在2016年“大选”中，20-39岁的台湾青年中投票给朱立伦的未达到一成，投给蔡英文的则接近九成。财团法人台湾智库：《2016“总统”大选后：台湾民众对新政局的期待》，资料来源：http：///html/97/8397_itemid_4905.html.教育所建构的对两岸关系的负面认识，在李登辉、陈水扁时期“主体性教育”与“去中国化教育”的催化下，使民众的“统独”观念等两岸关系认同逐渐发生移转。1988年的台湾民调显示仅有3%的民众“倾向台独”，到1998年则升至约30%，此时多数民众（约65%）较赞成以台湾的民主模式统一中国；饶伟：《浅析台湾民众统独心态》，载《人文杂志》，2000年第4期，第123页。而近年的民调显示，已有67.7%的台湾民众不赞成两岸终极统一，且年龄越轻者不赞成的比率越高。台湾指标民调：《2015年2月“民众的国家认同与终极统独观”调查》，资料来源：http：//.tw/wp-content/uploads/2012/06/TISR_TMBS_201502.pdf.

三、评价与反思

从台湾教育政策演变过程及其对民众“国家认同”的影响来看，以下几个问题应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1.台湾教育政策演变中的认同张力。在稳定的政治环境下，政治系统对教育政策的调整通常不会涉及“国家认同”问题。如英美等西方国家发生政党轮替后，执政党常常会出台新的教育政策，对各级各类学校的学制、课程、教材等进行改革；然而，教育中关于国族意识、国家制度的内容基本上不会经受较大调整，民众因而能够形成较为稳定的国家意识与国族认同。然而，受制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台湾的教育政策演变中长期存在着明显的认同张力，从日据时代的“皇国认同”“两蒋”时代的“中国认同”，到李登辉、陈水扁执政后的“本土认同”，几乎每一阶段教育政策的认同倾向都是对前一阶段的反诘。马英九执政时期发生的“课纲微调”争议更是这种认同张力的直接体现，因其不仅仅是对政策内容或政策出台方式的争议，更是关于政策认同倾向的争议。台湾教育政策演变中表现出的认同张力，及其与台湾政党政治发展、政治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是值得关注的重要议题。

2.台湾教育政策与民众认同倾向的互动关系。台湾教育政策与民众的“国家认同”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互构性”。一方面，教育政策的认同表达能够在民众，尤其是青少年群体的认同建构过程中发挥巨大影响，直接或间接地塑造、改变民众的认同倾向。从台湾近年的社会情势发展与民意调查结果中可以看到，李登辉、陈水扁执政时期接受学校教育的“新世代”群体，在民族认同、政治认同等方面都与社会其他群体存在较大差异。另一方面，社会的发展态势、民众的认同意识也会反作用于政治系統，从而影响其教育政策的制定。台湾“解严”后轰轰烈烈的“本土化运动”，对李登辉、陈水扁时期的“主体性教育”无疑有极大的促进作用；而2015年的“反课纲”运动，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社会群体认同倾向与教育政策认同表达之间的冲突及其对政治系统与教育政策的影响。如何理解台湾教育政策在民众认同建构中的角色及其与台湾社会发展态势、文化演变方向、民众认同倾向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样应引起研究者的重视。

3.台湾教育政策的未来发展趋向。2016年5月20日，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就任“总统”，台湾完成第三次政党轮替。在蔡英文的“内阁”布局中，与文教相关的部门负责人多曾有过直接或间接支持“反课纲”的举动，如新任“文化部长”郑丽君曾多次对“课纲微调”表示异议，并要求马英九当局撤废微调课纲；新任“教育部长”潘文忠曾在负责新课纲教科书审查工作期间，聘请多位“独派”学者担任历史科审查委员，以致新版的教科书几乎仍然维持了陈水扁时期的内容。闽南网：《蔡英文迈出文化台独又一步：任命独派高官郑丽君》，资料来源：http：///20160603/n452677336.shtml.但显而易见，台湾教育政策的基本认同倾向正逐渐向陈水扁执政时期的“本土认同”偏移。未来台湾的教育政策是否会在“独派”意识形态的影响下继续向“去中国化”“软性台独”方向发展，其会对未来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产生何种影响，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鉴于台湾教育政策对民众“国家认同”造成的负面影响已成为制约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阻断两岸人民骨肉亲情的重大阻碍，中国大陆应采取必要的措施加以应对：

1.进一步加强对台湾教育政策的研究。台湾教育政策演变中的认同张力体现了台湾教育政策的特殊性，在台湾特殊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下，这种认同张力必然在今后的教育政策中继续存在。两岸相关领域内的学者应进一步重视台湾教育政策的特殊性，在明确台湾教育政策演化路径、典型特征的基础上，全面揭示其与台湾政治结构迁移、政治文化演变、群体心理变化之间的关系，以期更准确地解释台湾教育政策在民众“国家认同”建构中扮演的角色，预测台湾教育政策与民众“国家认同”倾向的未来演变方向。

2.进一步完善两岸教育交流合作机制。教育政策之所以会对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产生深刻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源于两岸在社会、文化与教育上的隔离。“群际接触”理论认为，通过群际接触，可以为获得新的信息并澄清错误的信息创造机会，陈孔立：《从“台湾人认同”到双重认同》，载《台湾研究集刊》， 2012年第4期，第4页。因此增进两岸之间的教育交流合作，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消弭台湾教育政策对民众“国家认同”的负面影响。两岸应尽量减少政治因素、意识形态因素对教育互动的消极影响，进一步完善常态化的教育交流合作机制，通过教育互动为两岸民众构建共同的群体认同奠定基础。

3.进一步拓展对台青少年工作的形式。青少年群体是教育的直接对象，加强并完善对台青少年工作，有助于从根源上应对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问题。目前大陆有关部门已逐步认识到了增进台湾青少年的大陆认知与民族认同的重要性，但在具体的工作形式上还缺乏针对性，常常忽略这一群体在台湾特殊的政治、社会与教育环境下形成的心理与行为特质，及其特殊的需求与习惯。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指出，应“开展面向台湾青少年的体验式交流，针对在大陆就读台湾学生的就业情况开展调查研究”环球网：《俞正声：针对在大陆就读台湾学生就业情况开展调查》，资料来源：http：//china.huanqiu.com/hot/2016-03/8645684.html.，为今后一个时期的对台青少年工作指明了方向。有关部门应在继续深入研究、了解台湾教育与青少年群体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拓展对台青少年工作的形式，丰富台湾青少年对于大陆社会，以及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的情感体验。

4.进一步增强大陆的文化教育影响力。海峡两岸同文同种，随着两岸教育交流互动的日益密切，以及教育的区域化、全球化发展，两岸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影响力必然也会深刻地影响彼此。大陆有关部门应在制定教育政策时积极重视“国家认同”因素，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中华民族、中华文化元素在教育中的表达方式，努力构建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并契合两岸中国人共同特点的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教育模式，提升自身在文化教育方面的影响力，为台湾教育的发展改革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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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崔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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