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姿多彩的三江源历史文化之十一|三江源指哪三江

　　三江源地区悠久的历史、奇异的自然风貌、多民族共存的人口结构，以及多元文化融汇的文化状态，培育出了既与中原主流文学血脉相连，又有自己个性气质的三江源文学。三江源文学由文人文学和民间文学两部分组成。文人文学可以根据三江源的历史建制、按照中央政权对三江源地区事务管理的情况，以元代为界进行划分。元前，中央政权在此地的管辖比较松散，除了出使者、贬谪者外，大多数的时候文人对于此地只是遥想，文学所关涉的主题与边地、战争等紧密相关。元明清时期直至民国初年，中央政权选派的官吏大量进入三江源地区。这些官员大都经过科举考试，有很好的文学训练与较高的文学素养，他们的到来带来了三江源本土文学的繁盛。同时，随着科举考试、儒家文化等在三江源的普及，一些本土人士走出江源，在内地开始他们的仕宦生活，还有一部分并未出仕而是学成之后，在家乡为幕僚或书院先生。这时候文学就既是他们的事业，也是他们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官员和名士，他们聚合在一起，在这片风光与中原迥异的土地上关注着国计民生，为某件值得纪念的重大事件撰写碑文札记，也不忘文人的风雅，吟风弄月。而来自民间的声音，如民歌、民间叙事诗、民间故事等也在这片土地上广泛而持久地产生着、流传着。三江源的文学史、文化史就如蜿蜒于它脚下的江河一样，在这几部分力量的共同推进下，千百年来就这样延续着，而且还在继续向下延续。也可能在哪一天，我们会惊喜地发现，三江源文学的辉煌就在眼前。
　　一、元前三江源文学概览
　　尽管自汉代起三江源东部的河湟地区就已经纳入中国版图，来此戍边、屯垦的中原士卒不计其数，尽管在唐时，文人们开始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广泛游历，但是，直至元代，除个别出使者外，三江源依然酣睡在文人们的践履范围之外。对于那些时代的文人们来说，它只是遥不可及的一种观念形态，绝大多数的文人只能根据传闻对此地的自然风物、风土人情等进行想象、虚构。尽管也有个别出使、谪守的人士到达过此地，但也只是短暂的停留，没有机会深入体味、感受本地民众的生存状态、思想感情。因此，元前人们观念里的三江源，只能是边陲的一个代名词，出现在他们作品里的青海、河源、羌戎、昆仑等都是受大一统观念支配下的、概念化的事物。我们可以权且把这个时期的文学称作“遥瞰的文学”――遥远的观念中的“望”的产物。它尚未脱开边塞主题这个窠臼，主题集中，风格也大致相近。
　　“汉梗于北狄，隋不能服东夷，唐患在西戎，宋患常在西北”，唐宋时期西北边患严重，双方战事频繁。戍边卫国、在边疆建立不世功业成为三江源文学最激越的声音。此点，自唐始就体现得十分充分。
　　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曾因事被谪，从军西域。他似乎曾到达过三江源附近（景龙元年六月，他参加了平定吐蕃及姚州蛮寇边的战争）。大概就是在这段时间，骆宾王写了下面这首诗：
　　紫塞流沙北，黄图灞水东。一朝辞俎豆，万里逐沙蓬。
　　候月恒持满，寻源屡凿空。野昏边气合，烽迥戍烟通。
　　膂力风尘倦，疆场岁月穷。河流控积石，山路远崆峒。
　　壮志凌苍兕，精诚贯白虹。君恩如可报，龙剑有雌雄。
　　诗中呈现的是一幅壮阔而略带悲凉的边地场景：日落时分，被迫离开宗庙的诗人极目远眺：山迢水遥，一望无际的都是漫漫黄沙。暮色越来越浓，军营里的炊烟远远看去仿佛报告敌军来袭的烽火乍看起来令人心惊。在边城戍守的日子已经很长，身体也十分疲倦，但看情形好像还要这样继续守下去，一直到地老天荒。但是，纵使如此，我们仍是抖擞精神，鼓足勇气，以非凡的胆识，报效着国家。
　　之所以举出骆宾王的这首诗，是因为这其中已经有了早期三江源文学的几个重要元素：（1）边地的辛劳；（2）离别家乡（皇都）的惆怅；（3）风光的独异；（4）为国尽忠、为个人扬名的豪迈。唐时，这样的作品很多。大臣出使边塞是当时文化活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围绕出使活动而写作的大量赠别之作使得他们充分感觉到荣光、责任、神圣，如“远图待才智，苦节输筋力……知君万里侯，立功在异域”等，都是这种情绪的反映。
　　在李白、高适等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里，与三江源有关的词汇出现的频率较高，“青海”一词更是频频登场。如：
　　 结束浮云骏，翩翩出从戎。且凭天子怒，复倚将军雄。
　　 万鼓雷殷地，千旗火生风。日轮驻霜戈，月魄悬雕弓。
　　 青海阵云匝，黑山兵气冲。战酣太白高，战罢旄头空。
　　 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画图麒麟阁，入朝明光宫。
　　 大笑向文士，一经何足穷。古人昧此道，往往成老翁。
　　“青海”在这里既是险恶的战争环境的代名词，又是通向皇宫丹墀，赢得无限荣耀的捷径。和文士们皓首穷经的艰难困顿相比，立功边塞是如此的豪壮和简易。高适的边塞诗常常弥漫着藐视死亡的气概和封侯的乐观气息，而如此视死如归、如此激扬，最终的目的都一样――让青海战尘落定：“青海只今将饮马，黄河不用更防秋”，“青海无传箭，天山早挂弓”，“已教青海外，自筑汉家城”，“萧关陇水入官军，青海黄河卷塞云。北极转愁龙虎气，西戎休纵犬羊群”。这样的声音在初盛唐的诗歌中很多，也很响亮。
　　但是热情、豪迈如火，烧起来快、猛，可没有新燃料的持续加入，也无法长期持续。因为吐蕃寇边的灵活随意性和无定性，无论是和亲、会盟还是武力把守驻守，唐政府始终无法保持三江源地区的长久和平，于是厌战情绪出现。这时候，边塞的苦寒不再是衬托豪迈气概的背景，而是难以忍受的现实，“关山万里恨难销，铁马金鞭出塞遥。为问昔时青海畔，几人归到凤林桥”，这是中唐的；“穷荒始得静天骄，又说天兵拟渡辽。圣主尚嫌蕃界近，将军莫恨汉庭遥。”这是晚唐的。戍边、征战不但使得人们产生众多的“恨别”之作，产生类似“金钗谩作封侯别，劈破佳人万里心”之类的诗句，而且，还令人们开始对造成此现象的制度进行反思，“谁知汉武轻中国，闲夺天山草木荒”。到五代沈彬那里，对戍边等就只有严厉的批判了：
　　苦战沙门卧箭痕，戍楼闲上望星文。生希国泽分偏将，死夺河源答圣君。
　　鸢觑败兵眠白草，马惊边鬼哭阴云。功多地远无人纪，汉阁笙歌日又曛。
　　建立不世功名、封侯等都成为泡影。拼死夺回的河源地区可能明天又会被吐蕃抢回去，今天还在忧伤望月怀人的遍体鳞伤的将士明天也许就会横尸草野，成为鹰隼的食物。辛苦、危险、乡思，所有这一切都找不到化解、倾泻的渠道，更得不到必要的补偿。戍边将士们就抱着这样绝望的心态，万般无奈地守候在遥远的西陲。边陲和那个曾经极度辉煌的帝国晚景一样凄凉。
　　宋代没有了汉唐的宏阔，北宋军队两次进入青唐，但它的极短暂的统治导致了金和西夏更激烈的对此地的争夺，此后，三江源地区就在金和西夏的交替统治下。这个时期诗词中的“青海”是边疆、祖国统一等的代名词，如陆游，“报国欲死无战场”，青海就是他遥想中杀敌的战场；“五原草枯苜蓿空，青海��风卷蓬”，“青海战云临贼垒，黑山飞雪洒貂裘”，“悬知青海边，杀气横千里”，他无时不在梦想“万骑击戎青海岸”。宋代的三江源在思想内容上没有什么特别的发展，基本可以用辛弃疾的两句词概括，就是“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宋代三江源文学与唐的区别在于宋代有对君主边关政策，主要是妥协靖边政策的批判力度很大，民族忧患意识增强。
　　出使者的情况如何呢？他们曾经亲自踏上这片土地，有没有什么新的发现？
　　吕温（772―811），贞元二十年六月出使吐蕃，被拘留，永贞元年十月回京。他大概要算唐朝在西部地区停留最久的文人，也应该说是唐时相对比较了解西部少数民族、了解三江源地区的文人。在这一年多时间中，他记录下了在蕃中的所见、所闻、所思（吕温共存诗102首，这期间创作的有关诗歌14首，文1篇）。
　　按照《新、旧唐书》的说法，吕温留在吐蕃期间，正值顺宗继位，王叔文秉政，与游者皆贵显。吕温陷在绝域不得升迁，情绪很坏。从吕温流下的诗歌中，我们发现不了这点。它们与“遥瞰”边塞之作在思想内容上区别不大。主要有（1）大一统思想。“明时无外户，胜境即中华。况今舅甥国，谁道隔流沙。”（2）个人忍受孤苦寂寞，为国出使的荣幸。在写给朝中旧友的诗作中，他多次表达了这样的态度，如给时任殿中侍御史的窦群说：“从容非所羡，辛苦竟何功。但示酬恩路，浮生任转蓬”。他对亲友也表示不辞劳苦，成就国家大业的决心：“镜数成丝发，囊收�血衣。酬恩有何力，只弃一毛微”。（3）困居边地，对家国、对正常的官宦生活的思念。“清时令节千官会，绝域穷山一病夫。遥想满堂欢笑处，几人缘我向西隅。”吕温以“失群鹤”自比，“万里宁辞远，三山讵忆归。但令毛羽在，何处不翻飞”。这些作品，完全出自个人的真切体会，比起那些概念化的遥想来，更真实和富有感染力。
　　吕温对三江源文学的一个巨大贡献在于他将他亲眼目睹的河源地区的情况记录下来，成为文学史中不多的具体细致地表现三江源地区多民族聚合、表现中原迁徙来此的群众状况的难得的材料。如他的《经河源军汉村作》、《题河州赤岸桥》等。在这些诗歌里，他把汉族群众对中原的思念、移民屯田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以及身为汉使，对西陲混乱有心无力的愧疚等都表现了出来。在他的一篇给皇上的表状里，他还记载了汉蕃的外交过程。他的《蕃中答退浑词二首》真实地反映了吐谷浑政权衰落后其遗民沦落为奴、任人驱使的可怜情状，“退浑部落尽在而为吐蕃所鞭挞，有译者诉情于予，因而答之”（诗下作者自注）。这在边塞文学中都是鲜见的内容，都是只有亲历才会有的真切与独特场景。
　　但具体而微地记载西陲情形的，还有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即长庆元年出使吐蕃的刘元鼎的《使吐蕃经见纪略》。在这篇文章中，刘元鼎简单记叙了他出使的经过，还写了一个十分感人的场面：“逾成纪、武川，抵河广武梁，故时城郭未隳。兰州地皆粳稻。桃李榆柳岑蔚，户皆唐人，见使者，麾盖夹观。至龙支城，耋老千人拜且泣，问天子安否，言顷从军没于此，今子孙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来？言已皆呜咽。密问之，丰州人也。”
　　吕温、刘元鼎等这批出使者的创作，在广度和深度方面，将三江源文学创作大大地推向前了一步。但是，无论如何，他们还是没能深入到三江源的内核中，所见所思还都流于表面。更有深度的创作还有待来日文人与当地民族的更深入的接触。
　　二、元明清时期的三江源文人文学
　　首先，我们有必要对三江源本土文人文学这个概念范围进行界定。三江源本土文学的创作主体包括以下几类：1、外地来此的官员；2、本地到外地出仕的；3、曾于此涉足过或长期在此定居的，无论其籍贯或职位，包括本地乡贤和外地来此游历或定居者。至此，我们可以将三江源文人文学定义为所有在三江源的土地上创作的或者三江源本土作家在外地创作的有关家乡的文学作品，包括诗词、碑记等。按照这个定义，元前严格意义上的三江源文人文学数量很少，直至明清，真正意义上的三江源文人文学才产生。
　　（一）元明清时期三江源文化背景
　　较之前代，元明清三朝政府对三江源的管理大为增强，元代在青海地区有比较健全的行政建制，自元始就有三江源地区人士进入主流政权（如西宁人刘容就曾入东宫侍皇太子），明代普遍推行了土官制度，清则开始了对三江源的全面施政。“欲使边陲媲邹鲁，雍容弦诵洽诸羌”，儒家文化随着中央政府一起进入到三江源，三江源地区民众的文化水平得到比较快的提升。其表现之一是各类学校的开设。宣德三年（1428年），西宁开设儒学。之后不久，碾伯等地还建立了社学，之后又陆续开设了不少社学。单嘉靖九年（1530年）一年，西宁卫就新增了四所回民社学。15岁以下的孩子都可以到社学中接受律令、礼仪等的教育。乾隆二年（1737年）时，在大通设立了义学，接受“民间及兵家子弟入学读书”。各类学校的开设既提高了三江源地区民众的文化素质，同时又为三江源文学做了一定的人员储备。表现之二是专门的考试场所在西宁设置。雍正十二年（1734年）在杨应琚等地方官员的倡议下，捐资创办了贡院。本来河湟地区的学生要参加科举考试，必须到附近的临洮（甘肃岷县）或凉州（甘肃武威）。府学的文武生童“苦于跋涉，故赴考者渐少”，贡院的开设使得“每岁应试者，数有增益焉。”表现之三是一些三江源生员走了出去并取得了“功名”。成化十七年（1481年），碾伯李玑考中进士。嘉靖年间，又有西宁府张问仁中举。据统计，1840年前本土士人考中（文武）进士、举人等的约有94人。至此，元前空白的三江源本土文学活动出现了。在湟水谷地出现了类似文学社团的团体，有了赠别、唱和等文学活动，有文人开始编定个人文集。文士们共同关注当地的文化事业，如为庆祝五峰书院的落成，12位诗人作同题诗15首。志同道合的诗人们在一起吟风咏月，创作出了数量可观的文学作品。可谓“今日湟中成乐土，从戎王粲赋诗成”。至此，三江源文学在使者、宦者、乡贤等几部分力量的共同努力下，终于开始了从边缘向中心、主流的靠拢，从“遥瞰”向“亲历”的转变。
　　（二）多重流转的深厚意绪
　　“回首江天暮，乡情自悄然”。无论是客游还是宦游，“游”的性质就决定了三江源文学中自然少不了乡关之思。因为地域的偏远，这乡思又会特别的苦涩、绵长。无论是时节的转换还是风物的差异，无论是梦中的断片还是耳畔的乡音，都会勾起人们对家乡、对亲人、对年轻岁月、对逝去的一切美好事物的追忆。三江源文学主体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各种原因客居于此的外地人，离开家乡的三江源文士也免不了对高原厚土的怀恋，于是，乡关之思就成为三江源文学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内容。“壮岁忽惊愁鬓白，他乡空愁舞衣斑。秦云飘渺瓯江远，欲寄双鱼哪得闲”。御史孙昭忙于公务，只在偶尔一瞥间，家乡从心底浮起，遮蔽了忙碌的现实。此刻，作为读者的我们，怎么会不被他牵引，思绪飞到他那山迢水遥的家乡呢？“白首他乡难堪，往事忆天涯”，“最是西风动归思，乡关回首不胜愁”。三江源文学中常出现“雁”这个意象，如明兵部主事张鹤鸣的《西宁边行》表达了他深秋时节遵君命西行，看到落日的余辉消失在重重叠叠的群山间，耳畔仿佛响起捣制寒衣的砧杵，不由想到云山间隔、千里之外的家乡亲故，想到他们对自己的牵挂，于是，他渴望跟随空中的雁阵一起南飞，“最是旅魂消不得，愿随征雁向南飞”。还有人则希望跟随北飞的大雁回到三江源的家，远在四川候补的青海籍诗人张思宪由春天大雁的离去不由想起远处塞上的家乡，“遥忆我家青海上，有人怅惘在高楼”，“白发苍然两鬓生，一回相见一回老……尔自高飞我自归，唯有塞上安身好”。在这期待归去或是渴望归来的的诗作中，杨应琚的《郊原》将思乡的情绪上升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但愿吾民勤且简，何妨湟水作桐乡”。
　　三江源高寒缺氧，节候和内地有很大差异，很多地方甚至终年积雪，壮阔、粗硬，充满着刚性和威严，“积雪复崇岗，冬夏常一色”，“平野浩茫茫，隆冬气何肃”，“飞沙怒盘旋，迎面骤如雹”，“黄沙莽莽塞风遒”。这对于来自内地的文人们来说，是一种很新鲜的审美体验，也是很严峻的身体、意志考验。每当诗人们的笔墨触及到这类素材时，对比几乎是最自然的手法，与家乡物候的对比，在对比中凸显三江源地区的苦寒：“野麦经秋方吐穗，边人终岁独宜裘”，“赤日不销山积雪，清秋未到草先黄”，“五月阴峰尚雪，三春荒戍空烟”，“触暑仍衣帛”。也有与当地群众衣着的对比，“居者惟毡与褐，羁人乍葛复裘”。对比中，多重思想层层剥出。杨汝�的《庭前玫瑰试蕊感赋长歌一首》即为一例。此诗的感情流荡如下：
　　a、高原荒寒（“一春九十日过半，芳信杳然愁不禁”、“落花时节花始放，梨杏而外都萧森”）――→b、思乡（“我思家乡百卉发，两湖柳堤拖黄金。其余桃李好颜色，出湖入院双鸣禽。珠帘画坊荡游女，旗亭四壁题佳吟。我亦当年酒人是，醉中衫袖常淋漓”）――→c、惊喜（朝来巡檐看庭树，蓓蕾颗颗萌芽侵。呼童浇水助滋长，向荣独此分天心）”――→d、现实状况（马蹄蹀躞正骄怒，空群西北方��。踏泥渡水逐诸贼，血染征袍各浅深）――→e、靖边决心（露布入关献奇捷，放牛牧马归桃林）――→f、功成归田庐（我当乞取故园暇，六桥三竺恣友寻）。
　　从一件极微细的事件切入，每一重情绪都表现得饱满而层次分明，也将一位远戍他乡的官员细腻婉转的心理揭示得如在目前。整首诗仿佛是连续播放的一个小短片，又有完整的情结，是三江源诗歌中的佳品。
　　路珠的《边城感怀》真实地反映了宦游于此者的心境：
　　 性戆慵成癖，苦寒今始尝。三春未放柳，六月已飞霜。
　　 食为浮濡进，欢因梦寐狂。胡笳不断耳，何计静边疆。
　　据《河南通志》载路珠为新乡人，明嘉靖时进士，西宁兵备道副使。这首诗应该说是典型的文人之诗，是个人苦闷和国家重责的集中反映。诗人自述本是迂愚、刚直而懒散之人，对生活没有太高的追求，但此番来到边地，则饱受寒冻之苦，只有在梦中，他才会快乐起来。至此，诗人的笔调突然转向了外部世界，胡人频繁寇边，我必须克服眼前的困难，努力寻找安边之策。
　　路珠的这首诗代表的是一种倾向：艰苦条件是报国激情的底色，艰苦是一种现实，也是磨砺斗志、昂扬情绪的工具。在这样的自然背景下，三江源文学思想的主线――靖边的豪迈才显得更亮丽夺目。我们几乎可以在每一位三江源文人的作品中都能或多或少地发现这份骄傲。
　　张问仁是明嘉靖丙辰（1556）年进士、诗人，也是距今所知明朝唯一的青海籍汉族诗人。他曾任阳城县（山西运城）知县、山东东兖佥事、直隶昌平兵备参议，有《闷子》、《河右》诸集传世。他现存的诗作均作于隆庆初年罢官返青后。从这些诗里可以看出一个离开了封建官僚体制但仍然关心国计民生、期待国家安宁的封建知识分子的拳拳之心。如《秋夜边城闻警》：
　　 羽檄尚纷纷，忧怀乍欲焚。秋笳寒泣月，戍鼓夜翻云。
　　 急速天边火，深孤海上军。飞书问都护，露布几时闻。
　　“闻警”，听说边情紧急。张问仁赋闲在家，没有权利去排兵布阵，他忧心如焚而又莫可奈何。夜很深了，他难以入睡。整夜不息的忧伤的胡笳声和城楼上的紧密的鼓声，使空气中充满了危险而又绝望的气息。第三联由听觉记忆转入视觉想象：此刻我看不到的远方一定是战火纷飞，我们的军队孤军深入，会怎样呢？唉，期待天明，赶快给领军的都护写信，问问他我们什么时候能看到胜利班师的露布。这首诗的关键在旁观中的热心肠：热心肠令人感动，而旁观者的处境：不能亲自指挥战斗、浴血沙场者，因此就会多一重焦虑和紧张，就会多出空有心力但无处施展的悲愤。于是，这样的诗歌就更加感人。结合张问仁的其他作品，我们对他的这种情怀感受就会更深，如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田乐带兵击败屡屡犯边的青海蒙古（“海夷”），他根据“军中之原号”写《破夷曲七首》，在这七首诗中，张问仁兴奋满满，丝毫不吝他的谀美之词，“非常事业非常誉，海外而今转绎谈”（之七）。由此可见，他的抱负和期待所在，这也是当时三江源文人的一个典型音符。
　　三江源文学中如此令人感动、感奋的诗歌很不少。在精神上，它和元前的边塞诗一脉相承，表现的都是忍受劳苦、为国戍边的豪情，是对国家统一和平的期望，是“化夷”的欣慰，“万里壮心思出塞，长驱青海欲临戎”，“一自国恩�荒服，属夷终不负天朝”，“夷骑谁驱青海头，藩篱鼙鼓入新秋。关东老将多筹策，一战能纾天子忧”。与元前的遥想、遥瞰边塞不同的是，这些作品，完全出自个体的亲身体验，所以，在情绪、体验等方面，就丰满许多。苦涩的乡关之思，艰苦的自然条件，肩负重任、为国戍边的豪情，使得三江源诗歌充满着深厚的思想文化内涵。
　　（三）强烈的现实关怀
　　任何时代、任何地域的文人创作都不会没有传统文人的雅兴，吟风弄月、悲秋伤别等是中国文学中永远也不可能消失的主题。三江源文学也不例外，咏牡丹、碧桃，咏某块有传奇色彩的石头，咏高原风光（各种各样的“八景”）等等。但是因为创作主体的官宦和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在其他地方占很大比例的隐逸、方外文士在三江源地区很少），三江源文学中有很多关注现实的作品。它的具体表现除了上面所说的对边关事务的重视外，还有对具体现实事件的记载，对百姓生活的关怀。而且愈是接近现代，这一类的作品就越多。它们与三江源历史具有互文性。
　　李焕章（1867―1892）是本土诗人，出身于云谷川刘家堡一农民家庭，家境贫寒。在私塾上学时，“食品只有炒面而常虑不足”，被人戏称为“炒面秀才”。他和下层群众在情感上非常接近，能体察他们的疾苦，写作了一批反映他们穷困现实的诗篇，其批判的锋芒直指政府、军队等，尖锐、犀利，毫不留情。如《封州杂咏》八首中，有对军阀“未斩楼兰将，先摧娘子军”的讽刺，有对“寸缕终年著，千金一掷豪”贫富悬殊现实的愤慨。《湟中杂咏》六首中，有一首诗反映了天主教传入西宁、百姓争先入教的情形，也表达了政府坚决反对这类事情的决心：“安民惟邑宰，理讼坐琴堂。突尔来神甫，无端任主张。违心翻皂白，信口任雌黄。安怪蚩蚩者，纷然入教忙”。他的《壬戌新年金城纪事》将甘肃省从禁种罂粟到“寓禁于征”政策的变化及其对百姓的危害直接披露。李焕章的《贵德竹枝词》是对三江源地区的宗教活动及其社会意义进行反思的一首诗，“昔年梵宇助枭雄，豕火狼烟遍海东。倘使�黎知自忏，年年底事斩年公”。此诗原注：“湟中各番寺每作佛事，必做年羹尧偶像，咒斩之。讳其名曰施食。”仅是短短的四句诗，我们既可窥见年羹尧在藏传佛教僧众心目中的影响，也能了解到当时的知识分子是如何看待佛教的社会作用的。像李焕章这样反映并批判现实的诗人作品在三江源文人创作中还有不少，如余人的《佥兵》反映民国时期的青海的在城市中公然拉壮丁的情形，基生兰的《感时口占》则将国民党统治末期通货膨胀、百姓极端穷困的现实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
　　诗人们对三江源地区发生的灾害事件亦进行了记载，如杨汝�的《湟中牛疫颇甚，早春大雪，其患当止，喜叠大风独酌原韵》，写河湟谷地牛病肆虐的情况。光绪七年闰七月，大通发生严重雹灾，知县贾勋感同身受，忧伤悲怀，“民饥即己饥，我是尔司牧”。三江源地区重大政治事件在诗作中都有体现，如明经略尚书郑洛《焚仰华寺诗二首》、明兵备按察使刘敏宽的《湟中三捷纪事》十六首，龙德浮的《湟中三捷凯歌七首》，记载的都是守边战争的胜利，表达了“千年青海无征战”的愿望。大通知县贾勋的《光绪七年随钦宪福公赴藏寺验佛》长篇叙事诗，详细记载了勘验转世活佛的全过程，大概是文人文学中唯一记载此事件的作品。
　　（四）乡风民俗的集中展现
　　三江源多元文化交融汇合的特点决定了它民风民俗的独特性，令文人注目。诗人们对此多有表现。
　　大通知县靳昂比较关注民俗，写有多首反映民风的诗作，如北禅寺的重九登高、塔尔寺观灯等活动，他都兴致盎然地参加并且欣然赋诗多首。基生兰（1860―1944）的《多丽・塔尔寺酥油灯》也是写塔尔寺一年一度的盛大佛事活动的，而他的《元朔山老虎洞竹枝词・摸得小鞋拱璧同》则生动活泼地表现了元朔山老虎洞的神异及对青年女子的诱惑。民俗作品的代表诗人还有朱耀南（1861―1933），西宁人，贡生。乃祖是清代西宁著名诗人朱向芳。朱耀南特别钟情河湟独特的人文历史，他的《上元灯词》（四首）、《过年俚句》（八首）等为我们了解研究三江源文化历史提供了一些宝贵资料。
　　李焕章的二十首《贵德竹枝词》是比较集中反映民俗的诗作。在这一组诗里，他对贵德地方民风的淳朴进行了大肆的褒奖，既写了女性的泼辣、豪爽：“遗风浑朴女当差，粉黛千秋被没埋。边地无需天足会，红颜队里少弓鞋”，“青蛾皓齿跨雕鞍，满背银墩亦壮观”，也写了百姓对宗教的虔诚，“多少疲癃迎辇路，伏头至地意拳拳”，还写到当地很有趣的民俗活动――神牛会。诗原注曰：“贵德六月二十四日开神牛会，饰人为牛，以鼓乐导入妇女场中，往来跳舞狎亵。”
　　 何物神牛戏女宾，蠢然偎傍绮罗身。只缘谬抱宜男想，唐突人前不敢嗔。
　　这首诗的形象性很强，“蠢然”和“绮罗”形成鲜明对比，女子因内心那一点小小愿望而不得不忍受大庭广众里的尴尬、又羞又恼又期待的心理通过场面如在目前。《竹枝词》中有大量对藏族僧众生活习俗的描写，从其诗下小注既知，如第十首：“番俗女子不字人，年及笈，则于母家上辫套，谓之戴空头。所生子女，知有母而不知有父。又每逢大会男女歌舞为乐，男子若悦某女，则摘其冠而走，女子随之，便成暂时夫妻。”第十一首：“贵德番僧，皆有妻室，生男育女，与平民无异。”十五首：“写番族妇女不用�，四季著长袍以蔽下体。前厅官余介彝出示，无效果”。这些诗，李焕章只是客观、平面地陈述民俗，表明诗人在此类问题上的谨慎。但有时候，他也不免进行评价甚至批判，如《湟中杂咏》之一：
　　 婚嫁争奁聘，神州见虏风。张筵同显宦，授室甫成童。
　　 闾巷头垂辫，裙钗足似弓。何年将俗易？怪状少湟中。
　　今天看，这首诗里所说的一些现象还有，如议婚时女方家庭对聘礼的要求，请客吃饭铺张浪费等。可直至今日，这些习俗仍然是三江源民间社会普遍遵守的规范，认为争奁聘是天经地义的，待客铺张是热情好客的美德。可就在将近一个世纪前，生于斯、长于斯的诗人没有习非为是，而是能够进行独立的思考、大胆的批判。如果没有一定的识见，没有敢冒天下大不韪的魄力，没有迫切希望家乡文明进步的拳拳之心，这类作品是无论如何也不会产生的。
　　 （五）丰富而独特的历史文化遗存
　　“客游何太数，此景不多逢”。只要到过三江源，都会发出这样的感叹，三江源的风景迥异于内地。所以，一提三江源，人们总会把它和“长河落日圆”、“风吹满地石乱走”、“青海长云暗雪山”等联系在一起。但是，如果你了解这片土地，至少，你曾经涉足过这片土地，或者，在此方文化的长河里做过简单的游弋，你就会明白，三江源的地域色彩不表现在高山、荒漠、草原等自然风光，地貌环境类似的地方都是如此，区别意义不大。使得三江源区别于其他边塞、区别于西北其他少数民族地区的，应该是它的历史文化，是它在中国历史的早期留下的许多标志性的文化图景。从《尚书・禹贡》里的大禹积石导河，到《穆天子传》中天子与西王母的欢会，到天河，到青海骢，到关于黄河源头的想象，三江源文学中处处闪耀着古老文化遗存的光辉。这是三江源文学的独特基因，是它区别于其他地域文学的最主要的标志。
　　《西宁府新志・艺文志》、《西宁府续志・艺文志》等材料保留了不少这方面的诗文。我们可以把他们大致归类。一类是大禹系列，主要是和导河故事相关。诗人们只要涉足此地，就会留下诗作。三江源文人吟咏过积石山和禹王庙（明嘉靖时重修）的有八人。如（元）杨仲宏的《题积石》、郭朝佐的《积石诗》、吴镇的《积石诗》等。张问仁被罢官，归乡途经积石，慨然赋诗“蛟龙时一起，雷雨夜长悬。凭寄相思泪，随波到日边。”这个系列的诗比较单纯，主要是表示对大禹功德的赞美和敬畏，抒发个人的抱负、志向等。
　　第二类是黄河系列，与之相连的河源及其河源神庙（循城北黄河南岸，雍正年间修），天河等（张华《博物志》卷十：“传说天河与海通。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有人乘之去十余日，至一城，见一丈夫在河边饮牛，便问此是何处，答曰，君还至蜀郡访严君平则知。后至蜀，问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牵牛宿。’计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时也。”）。三江源文学中这一类的作品数量特别多，体裁也很全，诗、文、赋、碑记等都有。如朱耀南的《黄河》：
　　 人间何处访河源，日夜雄声万马奔。人世浊宜归瀚海，在山清不出昆仑。
　　 洪涛欲破胡儿胆，归路应销楚客魂。倘泛张槎到斗牛，白云深处看中原。
　　这首诗对黄河的壮阔奔腾和雄伟气势进行了刻画，写它在源头的清澈和最终归海的黄浊，写黄河作为一自然的天堑既阻挡了胡人进攻的步伐，保护了它怀抱内百姓的安康，也隔绝了游子归乡的梦想。然后，尾联用一个很可爱的想象结束了全篇：黄河是与天上的银河相通的，假如哪一天我乘坐木筏到了天河，从那里俯瞰中原，中原一定是藏在云层下面的。
　　与上首诗相比，基生兰的《黄河》更多政治家的品格。它前三联的内容与朱耀南诗基本相同，也写大河雄阔激涌，写天河神奇故事，可最后一联落笔却非同寻常，结得很有高度，“砥柱中流谁可作，狂澜倒挽仗奇才”。实际上，因为三江源对于大一统国家的意义，所以，生活在这里的文人们仿佛天生就担负有保持地方安宁的使命。
　　“青海骢”也是三江源的一个文化标志。在《魏书》《北史》《隋书》等史书中都记载有青海湖海心山上，“至冬冰合，游牝马其上，言得龙种。”“龙驹”善奔，是不可多得的良种千里马。三江源地区的文人常以“青海骢”为主题赋诗，表现“骥足会逢他日展，立功绝域勒燕然”的渴望。而吴�的《青海骏马行》采用大量典故，从传说到典籍，从历史到现实，令“青海骢”的形象熠熠生辉,令人神往。
　　此外，还有几首诗的内容也与古代历史文化有关，如虎台。“西去县治五里，有台九层，高九丈八尺，相传南凉王所筑。秃发�檀子名虎台，或是其所筑也。或曰将台，亦为南凉所筑。”基生兰、李焕章均有《虎台怀古》，前者为五律，后者为七古。两诗对待南凉王的态度截然不同，基生兰对他的穷兵黩武进行了批判，而李焕章则慨叹英雄逝去，“满目萧条蓬蒿碧”。还有如月山上开元二十三年唐与吐蕃立下的界碑：“数百年来世大同，羌戎久隶版图中。尚留一片开元石，赤岭峰头卧雨风。”今昔对比中，诗人胸中涌起的是生逢盛世的自豪。诗人们也没有忘记青海湖，青海籍诗人来维礼光绪元年（1875年）在青海湖东南大群科滩北山跟远望西海碧波，写下了《光绪乙亥秋日登察汉城观青海》：“荷戈来塞外，薄暮上孤城。海接青天立，山连白雾平。番童冲云牧，野马啸风鸣。一片秋烟起，遥闻去雁声。”无论是气氛的营造还是景物的选择、刻画，都比较成功。鄙意认为可视作迄今为止吟咏青海湖诗的翘楚。
　　三、民间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
　　和文人文学不同，三江源民间文学的历史较为悠久。就拿其中最可称道的藏民族的英雄史诗《格萨尔》和盛行在河湟地区的“花儿”来说，两者的成熟时间和繁荣局面远较文人文学为早为广。《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史诗，讲述的是一位深受群众爱戴的英雄的故事。据有关学者研究，《格萨尔》早在唐时便存在于民间说唱艺人的行吟之中，宋元时已在西藏、青海、甘肃、四川的藏区广泛流传。在流传的过程中它又与其它少数民族的历史文化遇合，形成了新的史诗支脉，如土族的《格塞尔》，蒙古族的《格斯尔》。虽然这些故事的原型和情节构架与《格萨尔》相同，但已经融入了本民族的情感、意志和历史生活情景，形成了和藏族《格萨尔》“同源异流”的局面。而发展到现在，格萨尔的神性智慧、英勇无畏，以及由《格萨尔》故事衍生的文化典故，已成为一种文化因子渗透在藏族文化的血脉中，深深影响着藏民族的精神世界和日常生活。
　　“花儿”是“产生和流行于甘肃、青海、宁夏以及新疆等省区的一种以情歌为主的山歌，是这些地区的汉、回、土、撒拉、东乡、保安等民族以及部分裕固族和藏族群众用汉语演唱的一种口头文学艺术形式。”它的历史非常悠久。有些专家认为它和《诗经》有一定的血缘关系。虽然这种说法遭到了许多学者的质疑，但“花儿”最晚也应当兴盛于元明时期，明代诗人高洪在河湟地区旅行时所写的《古鄯行吟》中即有“轻鞭一挥芳径去，漫闻花儿短续长”的诗句。
　　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花儿”逐渐形成了多种类型与体系，其中“河湟花儿”与“洮岷花儿”的体式最为完备。“河湟花儿”的主要流行区域在三江源地区，是这一地区最为重要的民歌形式。如果说文人文学对三江源孤独、悲壮之美的解读是从大文化的角度入手，显得凝重、严肃而略有沉重、含蓄和迂回的话，那么“花儿”则从“小文化”角度，对三江源独特地域及其培育出的独特价值取向和审美风尚作了较为明快、直白的表达。在某种意义上说，“花儿”就是当地人表达感情的最主要的方式，是他们个人情感宣泄的直接通道，也是三江源群众文化生活的不可或缺的部分，“花儿本是心上的话，/不唱是由不得自家，/钢刀拿来头割下，/不死时就这个唱法。”它采用比兴的手法，用明白晓畅的语言、丰富多彩的曲调，将群众的爱恨情仇、是非褒贬，大胆泼辣地表达了出来。“花儿”的主题多样，风格质实、简劲、朴野、粗犷、奔放。“花儿”中情歌占据了很大的比重。从“花儿”里可以看到三江源群众的爱情观：“少年”要勇敢、执著、豪放，“花儿”要美丽、热烈、纯情、大胆。当思念对方时，“相思病得在心肺上，血痂儿坐在嘴上”，当表示爱情的忠贞时，则“若要我俩的婚姻散，西海干，祁连山摇着个动弹”。清新活泼的语言，大胆炽烈的情愫，与文人文学形成了鲜明的两极，很令那些惯读“子曰”“诗云”者咋舌惊叹。
　　令人惊叹的不只是这些，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中常常可以见到很新鲜的看待事物的角度和目光，如蒙古族婚礼上的《献整羊肉祝词》，它以歌唱的形式，将即将成为腹中美餐的羊的各个部分从头到尾一处不拉地赞美了一遍，如寰骨、心肺、肝脏、胃、肠子、括约肌、脾脏、肾脏、荐股、尾巴等，还有“珠子一样大椭圆的羊粪蛋”、“颜料一样鲜艳的胆汁”、“盐水一样的尿水”等等。祝词全部使用比喻，将羊的各个部位进行刻划，“它像托素湖的河谷，它像静静的河湾，有一条细白的镶边，这就是装馅的柔肠子”，“像缠绵在白云里的太阳，被裹在厚厚的脂肪里，这就是成对的肾脏肉。”祝词的结尾还写道：这只羊的四蹄曾轻盈地奔跑在草原上，在大地上留下了一串串的脚印。如果用儒家惯常的恻隐之心、君子远庖厨之类来看待这首祝词，简直可以说是匪夷所思。从中，我们多少能够看到三江源地区多元文化的痕迹。民间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学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各民族间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的巨大差异，也就会更多一些理解和包容。而这，对于三江源地区的发展、繁荣、稳定，意义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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