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生与天下]书生天下小说
时间：2019-02-06 05:27:4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一 书生对天下,常常是有抱负的,但有时因为与后者脱节,所以显示出不得要领。 巴赫梅捷夫,是赫尔岑《往事与随想》里,用五页篇幅叙写的角色。有一天,他对流亡欧洲的赫尔岑说:“我爱俄国,非常爱它,但是那儿的人……我没法在那儿生活,我要完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去建立一个侨居区。我考虑过了一切,现在便直接上那儿去。”
“想到什么地方?”赫尔岑问。
“马克萨斯群岛。”
赫尔岑吃惊了:这是太平洋中南部的火山岛!凭单枪匹马,携带三万法郎,在火山灰堆积的土地,搞一个社会主义居留地?
后来证明,这种担心并非多余,巴赫梅捷夫离开欧洲后,下落不明;社会主义侨居区,也没有了下文。
赫尔岑身边,经常聚集著这样一批俄国平民知识分子,新一代流亡者,他们对彼得堡的某个阶层有所了解,对俄国却一无所知;他们真心希望接近人民,却只从书本和理论上接近。病态的、毫无顾忌的自尊心凌驾于一切之上。
终于,有一天,赫尔岑忍不住,对这些书生作了点评──“他们可以敏锐地抓住普遍的真理,可是对怎样把它们应用在当前的需要上,往往产生错误的理解。”他们“对周围世界的看法是通过带有个人好恶的有色眼镜形成的,革命的失败一半便来源于此。”
结论:“人民很难承认他们是自己人。”
二
书生对天下,常常是投入的,但有时步入“堂奥”后,却不辨菽麦。
譬如,人的“历史问题”,常被视为人的“包袱”。魏征一生,有过六次“跳槽”;六次“跳槽”,就是六大“历史问题”。李世民倒没怎么计较,照样重用他,促成了“贞观之治”的诞生。
然而,大革文化命的年代,一点点“历史问题”,弄得人心惶惶。更有不少人,因为莫须有的“历史问题”,陷入灭顶之灾。
忽然有一天,我们这家报社,刊登了半个版面的口号;而且到处散发传单,上面印著一条条倡导独立思考的“为什么……”;一个“为什么战斗队”成立,关起门,宣誓,唱《国际歌》,颇有点雄赳赳起来战斗的味道。他们向社会宣告:张春桥有严重历史问题。
直接动因,是为了挖除“埋藏在无产阶级司令部内的定时炸弹”。当然也含著“潜意识”:你张春桥喜欢揪人家的“历史问题”,我们现在也揪出了你的“历史问题”!
那是一九六八年春季。我至今记得,整个报社弥漫著“一触即发”的空气。
站在今天,平心而论,书生们对个别细节是没有抓准的,日子放在四月十二日,也是不应有的疏忽,但行动的整个方向,无可非议,代表了知识分子的初步觉醒,以及勇气,策略,等等。
谁料,张春桥“毫发未损”,书生们却是被斗的斗,被批的批,被关的关。
如此看来,“历史问题”其实是一根松紧带,是根据实际需要,可以紧,也可以松的。书生们不谙此理,直愣愣,当了一回“傻帽儿”。
三
书生对天下,常常是“死脑筋”,纯真起来,有点不计后果。
最近内地报纸上,有两派意见不甘寂寞:一派说,儒学与君主专制“配套”,是专制君主选定的官方意识形态;一派说,儒学不完全与君主专制“配套”,它是为人设计,有独立人格的。
我倾向于“不完全配套”论。
孔子是不完全“配套”的,朱熹又何曾完全“配套”过?如果完全“配套”,他就不会对宋孝宗宣讲“正心诚意”,劝宋孝宗“必先格物致知”、“任贤使能,立纲纪,正风俗”了。如果完全“配套”,他就不会要求宋宁宗“下诏自责,减省舆卫”并“斥言左右窃柄之失”了。宋宁宗听了心里烦透,尽管朱熹在朝中刚做了四十天官,还是把他的乌纱摘掉了。
与朱熹在哲学上“闹别扭”的陆九渊,又何曾完全“配套”过?他向宋孝宗上“五札子”,内容是建议君与臣互相辩论,尽其所言,等等,等等。不消说,宋孝宗听了也没好脸色,陆九渊的官于是丢定了。
儒学,理学,心学,“迂”自然是“迂”的,但它们让书生摆脱“从意唯谨,察颜听命”的奴相,把“正心诚意”一套,敢于像敲木鱼一样,直接敲给皇帝听,这种豹子胆,无私精神,你只能对它肃然起敬。
书生与天下,有相互“配套”之处,也有无法“配套”之时。这是书生的常态。背离常态的,不叫书生,起码不能叫纯粹的书生。而对此看不懂的,需要多看看,加深理解。■
[陈璐荐自《大众阅读报》2010年5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