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爱意识的不同传达:传达情爱寄托的定情物
时间：2019-02-10 05:34:4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情爱意识 性爱 情感 道德 摘要：爱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不同作家侧重表现爱的不同层面，从而使文本的美学风格与审美价值呈现出差异性。《废都》中的爱专注于人的自然属性，即性爱；《平凡的世界》中的爱专注于人的社会属性，以道德为其内核；《白鹿原》中的爱则突出揭示了人性中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冲突。
文学是人学，它的基本功能是表现人，直面人类丰富、复杂的生命形态，与人类相关的一切都可以成为文学表现的主题。情爱作为人性的基本内容，不仅是人类生存的客观需求，也是人的生命力和灵魂质量的检验标准，所以理所当然地成为文学创造的天然主题。它通过描绘两性之间的具有普遍性和独特性的微妙关系来探索人之为人的独特世界，并展示出生命形式深入的复杂状态，是文学作品的精神指向。可以说，文学的笔触在人性上的挥洒，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对于人类最高尚的感情――爱情和人类最原始的欲望――性欲的深刻展示。我国古代的文学园地中，《红楼梦》、《西厢记》、《桃花扇》、《牡丹亭》抑或是《天仙配》、《白蛇传》、《牛郎织女》等都是以情爱为主题的优秀小说和优秀戏剧作品。因此说，凡是文学作品几乎无法回避情爱的表达，情爱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情爱作为一种人生需要，是一个内涵丰富的多层面的系统，而完整的情爱应是性爱、情感、道德构成的稳定的三角形，即所谓欲、情、理三者合一的“情爱结构”。这一情爱结构在不同的时代、不同作家笔下总要呈现出不同的倾斜，从而使文本呈现出不同的美学风格。
贾平凹、路遥、陈忠实都是新时期崛起的陕西作家，他们都生活在陕西这片贫瘠的黄土地上，接受着古老深厚的陕西文化的滋养。他们都是出身贫寒的农家子弟，有着共同的文学爱好，凭着自己辛勤的文学创作走出农村，开拓出一片文学天地。这就不仅意味着在题材意义上构成他们作品内容的相似性，同时更意味着其终生难以彻底剪断乡村文化的脐带，但是由于更为具体的家庭环境、生活经历等的区别，使他们在创作方面形成明显的差异。本文试图通过他们的主要作品《废都》、《平凡的世界》和《白鹿原》的比较，探讨情爱意识的艺术传达对作品审美品格与审美价值的意义。
一、宣泄的性爱
在中国当代文坛，贾平凹及其创作无疑是一道独特的景观，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废都》引起的争议更是激烈。在这部作品中，他对人性中最本真的性爱进行了大胆的宣达，我们在对其真实性惊叹之余，还是不由自主地要思考其价值所在。
虽然有的评论者认为庄之蝶是一个精神苦闷彷徨的小说家，对小说的阐释不应仅仅停留和执著于小说显性情节和感性场面的描写，应当穿透和超越表层的性描写去把握、领悟深层的理性内容和人文蕴涵。但大多数人不论文化层次高低，还是不自觉地专注于作品中的性描写，似乎就连作家本人也曾感叹：“《废都》发行量是巨大的，但真正的读者极少。”一部作品被大多数读者所“误读”，我认为原因有二：
首先，在《废都》中，不道德的性爱是文本的主要表现内容。性虽是情爱结构中的基本内容，但不是唯一内涵。同时性爱的产生应以感情、道德为基础，否则就是不健康的。《废都》主要描写了文人庄之蝶与一群女性各种性快感及性爱场面。主人公庄之蝶身为文化人，却利用女性对名人的盲目崇拜，很随意地与唐宛儿、柳月、阿灿等数位女性频频发生不正当的两性关系。唐宛儿身为人妻，却贪慕荣华富贵，背叛丈夫、抛弃幼子，与周敏私奔西京，后又与周敏朋友庄之蝶厮混不休；柳月名为保姆，暗地里却与主人的情妇争风吃醋；可见，在此男女之爱的催化剂不是精神的、情感的、心灵的，而是简单的性吸引。男女之爱的全部内容即是肉体的享受，性享乐似乎就是人生的全部意义。他们对性快感的追求必然违背了性道德的原则，因为性道德要求性行为遵循情感性原则――性行为的发生是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之上；性道德要求性行为遵循社会契约性原则――单一的、固定的性伴侣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婚姻是人类规范两性关系的基本形式；难怪许多读者普遍地认为《废都》写得很浅薄，很庸俗，甚至很恶心，书中除了对性的渲染外，没有一点崇高的引人向上的东西，从小说中任何人物身上，我们几乎都看不到理想，看不到道德，看不到任何令人憧憬的东西，甚至斥之为“引导人堕落和犯罪的书”。
其次，作家对性爱意识的传达采用了“自然化的、裸露式”的写实手法。《废都》主要描写的性行为及性爱场面，动作精细无遗，极尽渲染之能事，而这是不符合文学的审美本性的。我们知道，检验一部作品审美价值的高低，不仅在于“写什么”，还在于“怎么写”。作家对不健康、不道德的性爱关系不仅没有采取严厉的批评，反而采用自然化的、裸露式的写实手法，这就使作品失去本应具有的现实批判力度。“作家几乎完全进入角色，以极贴近人物情感心态的方式叙写，写得极细致和投入，缺乏应有的间离和超越”，甚至“由于作者的同情态度，使得庄之蝶的个人生活的性，有一层瑰丽的光环”。如，文中对庄之蝶与柳月性场面的描绘，可以说极尽文雅之美饰，“丰隆鲜美，艳若桃花，自璧无瑕”。当作家以如此投入的心情关注男女性爱的畅快与激情时，势必就把性爱意识中的其他内涵诸如文化、道德、责任、义务等全部忽略，这样的文学作品如何实现陶冶情操、提升人性的美学功能呢?
两性之爱既有自然属性又有社会属性，既要尊重个体需要，又要关注社会文化氛围，《废都》中所表现的性爱不仅抽去了性爱意识中人的社会性，进行了赤裸裸的性爱宣泄，而且把性爱从整个社会生活中提取出来，作为人的一种生存过程，绝对地孤立地进行性描写，缺乏更强烈的更深刻的理的启迪和情的感染，缺少对人格和人性精神的升华。所有这些现象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推崇中和之美的民族而言都是不相符的，也是不符合读者期待视野的。
二、圣洁的情爱
另一位陕西作家路遥对情爱意识的传达侧重于人的精神层面，强调情与理的完美融合，此点在《平凡的世界》中体现得比较典型。
小说中青年男女之间的相互吸引、彼此结合，甚至共同生活的基础是爱情，具体讲主要缘于性格相投，人生理想的一致等，作品因而呈现出圣洁的审美倾向。年轻人孙少平与田晓霞的爱情是两位负载着不同文化内涵的异性之间的精神吸引。少平被田晓霞身为城市女性所拥有的漂亮、知识所吸引，晓霞也为少平身为农村人身上所涌现的追求意识、吃苦精神所感动。他们互为对方的人生奋斗塑造了一座丰碑。可以说，他们相爱的基础是心灵层面的沟通，精神层面上的契合，这种爱情不仅满足着人的审美需要，而且还引导着人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在整个爱情过程中，作家并没有对二人的肌肤相亲进行过多的描绘。即使是已成夫妻的孙少安与贺秀莲，作家对他们爱情生活的展示也只停留在精神上的相互扶持。贺秀莲身为女性，不仅主动从娘家借钱借粮，而且身体力行地与丈夫一起创业，其中的恩爱表现得 淋漓尽致，特别是当事业陷入破产困境时，秀莲对丈夫的关心、抚慰，在此作家第一次禁不住将情爱的传达向性爱推进了一步：“一天的劳累和痛苦之后，他常常像受了委屈的孩子，晚上灯一吹，把脸埋进妻子的怀中，接受她的亲切的爱抚和安慰。她的两只结实的乳房常常沾满他的泪水。”此时“他对女性的体验是非常复杂的：其中包含对妻子、母亲、姐姐和妹妹的多重感情。温暖的女人的怀抱，对于男人来说，永远就像港湾对于远航的船、襁褓对于婴儿一般重要。这怀抱像大地一样宽阔而深厚，抚慰着男儿们创伤的心灵，给他温暖、快乐和重新投入风暴的力量”。在这里，情爱已经超越了两性之间的性爱，而升华为一种相濡以沫的亲情。这种感情是传统的、道德的，也是真实的、独特的、深刻的。
路遥在其作品中不仅展现了感人至深的美好爱情，而且还传达了自己对情爱关系中不道德行为的谴责。如孙玉亭与寡妇王彩娥的麻糊，王满银与南方女人的鬼混。作家对不道德的性行为在表现形式上点到为止，没有做场景上的直接铺叙，这样处理的目的就是避免人们对性的过分关注，而集中探讨情爱与道德的关系，探索生活的意义、揭示人生的真谛。
总之，在《平凡的世界》以及路遥其他作品中对情爱意识的展示集中在人的精神领域，性并不是主要关注的对象，更没有做过多的渲染。两性之爱缘于情，止于理，情爱的基本内涵除了性之外，还有感情、责任与义务等许多社会性内涵。在此，性是合乎道德的，它与爱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是真善美的产物。这就使得整个文本呈现出和谐的美学风格，从而满足了人们对纯洁、善良、崇高的追求。但另一方面，由于性的缺失使情爱的表现缺乏应有的立体感，有时容易给人造成海市蜃楼的虚幻感。
三、灵与肉的冲突
相比于前两位作家，陈忠实对情爱意识的传达是全面的、丰富的、复杂的，别有一番境界。
《白鹿原》对情爱意识的展示是丰富的，具体涉及了情爱结构中性、情、理三个层面。其中有感人至深的美好爱情，如白灵与鹿兆海，山盟海誓；有摄人心魄的性爱描写，如黑娃与小娥，他们冲破腐朽道德的束缚尽情享受生命的活力；有传统文化与伦理道德规范下的夫妻恩爱，如朱先生与白氏，白嘉轩与仙草，他们的爱就是情感上的相互依靠，义务中的相互扶持；而其中最有价值的则是那些性欲、爱情与道德的冲突，如白孝文与田小娥，白灵与鹿兆鹏，人性中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冲突使作品具有了艺术张力，从而极大地丰富了文本的美学内涵。
白孝文的堕落是性欲与道德的第一次冲突。白嘉轩的长子白孝文本是一个深受封建正统文化“仁、义、理、智、信”熏陶的，被族人寄予厚望的未来族长的继承人。在特殊的情境(戏场)下，他意外地遭遇了田小娥的性骚扰。他竟然“被强烈的欲望和无法摆脱的恐惧交织得十分痛苦”，终于禁不住趴到她身上。此时本能的性冲动与道德良知使他除了恐惧外，从心底还透过一缕悲哀。于是，动人的销魂之夜却狼狈地以“轰然一声泄了”结束。这是白孝文第一次灵与肉的冲突，灵与肉两种力量可以说势均力敌。当身为族长的父亲在祠堂对其进行公开的惩罚，并断然与其分家后，白孝文做人的尊严被撕破，传统文化的土壤中培生的道德感彻底击碎了。于是他可以在大白天端直地走进小娥的窑洞，而且第一次在小娥身上做到“得心应手”。面对小娥的惊讶，他自我解嘲道：“过去要脸就是那个怪样子。而今不要脸了就是这个样子，不要脸了就像个男人的样子了!”这里的“脸”其实就是人的尊严、道德、良知等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社会性，此时，白孝文仅存留下人之所以称为动物的自然性。从此，白孝文走上一条堕落不归之路。为了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他可以卖地、卖房，最后沦为乞丐，甚至为了一碗饭，可以忍受他人的侮辱。孝文的堕落对于德高望重的父亲而言无疑是致命的打击，而他的妻子也很快在屈辱、悲愤、饥饿中惨死，即使是年幼的孩子也难以唤回孝文曾经拥有的人性。小说就这样真实地展示了一个人灵魂如何被欲望抽空，如何从“人上人”一步步堕落为“人下人”，他的人生需要怎样逐渐从顶点滑向最底层，由“自我实现的需要”、“尊重需要”、“归属和爱的需要”下滑到只剩下“生存需要”。
作家在《白鹿原》中不仅揭示了一个成功的男性如何在肉欲的汪洋大海中逐渐堕落，而且还表现了一位女性如何在传统道德的束缚下精神崩溃，丧失生命。
冷姑娘的毁灭则显示了人性中社会性(道德)对自然性(性欲)的束缚，性压抑对人性的摧残。白鹿原上医德高明的冷先生从稳定大局出发，托白嘉轩为媒把自己的大女儿许配给鹿子霖的长子鹿兆鹏，托鹿子霖为媒把二女儿许配给白嘉轩的二儿子，金钱、权势、才技、德行的结合，在世人眼中是多么美满的姻缘啊!兆鹏虽然在父母的威严下勉强成亲，但作为受过新式教育的他从心底并未屈服。他希望的婚姻是建立在两情相悦的基础上，而今面对父母包办的婚姻他拒绝回家。在被兆鹏拒绝和冷淡的漫长日子里，冷姑娘的作为人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一陛得不到满足，于是陷入痛苦的性压抑与性幻想中。每到夜里，她就做起了梦，“她梦见和兆鹏发羊痫风似的颤抖起来。颤抖过后，她惊奇地发现那个从她身上扬起的脸不是兆鹏而是兆海。第二天看见兆海从她手里接饭碗时就不由脸红心跳。随后她又梦见和黑娃在一搭颤抖，那是她清扫院庭到门外倒脏土时，看见黑娃于微明中扛着木模和青石夯走过村巷……更糟的是昨夜竟然梦见和阿公鹿子霖在一搭颤抖……”按照精神分析学说，这类性质的梦，“其实是人物的性压抑的一种释放方式，它是人的本能愿望在潜意识层面摆脱具有道德规范性的自我和超我的控制，而获得的一种象征性的满足”。性压抑对冷姑娘的摧残，再加上鹿子霖醉酒后语言、行为的猥亵，致使冷姑娘错把阿公当作自己性幻想的对象，对性的渴望终于从潜意识中冲出，外化为疯癫的语言、行为、姿态，而这是绝对不符合传统道德的。它严重触犯了道貌岸然的鹿子霖的权益，迫使亲生父亲也不得不采取措施。冷姑娘在吃下父亲亲手调配的药后，哑了，不再胡言乱语了，终于死了。冷姑娘以自己年轻的生命维护了鹿、冷两家的荣誉，维护了腐朽的道德。
《白鹿原》不仅展示了人因道德与性欲的冲突如何走向悲剧，而且还展示了性欲与道德冲突的消解，而爱情正是调和二者冲突的决定性力量。白灵与兆海(兆鹏的弟弟)曾有纯洁的感情，但革命理想的分歧，使两人的心越走越远。而今革命的需要将白灵与兆鹏两个年轻人安排在一起，他们奉命扮演一对夫妻，居住在一起。当时敌我力量悬殊，革命正处于低谷，年轻的生命随时可能遭受毁灭，在这样的困境中他们互相支持、互相安慰，共同与敌人作斗争，深厚的感情随之培养起来。但由于白灵是兆海的女朋友，兆鹏是兆海的亲兄弟，所以他们只能强压心底的爱慕与冲动。终于有一天，真挚的感情大胆地冲破了传统伦理道德的束缚，他们畅快淋漓地享受了生命的赐予。他们的性爱乍看似乎是不道德的，但比起那些有性无爱，有理无情的悲剧，这建立在爱情基础上的性爱恰是最道德的，确切点可以说是新道德对旧道德的战胜，是情对性欲、道德的调和，是性、情、理的完美结合，是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最高统一。
《白鹿原》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艺术形式展示了情爱意识中性欲、爱情与道德的冲突，揭示了正常的性需要对人性健康发展的巨大力量，从而警示我们正确对待人生需要，正确处理灵与肉的关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白鹿原》对人性的挖掘较之《废都》、《平凡的世界》更深刻，对人生的启示更全面。
总之，文学是人学，在文学创作中，我们既不能一味地反对和回避性爱描写，因为它毕竟是爱情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但同时应该坚决反对那些专注于色情的宣泄，那些为性而进行的直白的性描写。完整的情爱应该是情感与理性的辩证统一，精神与肉体的完美融合。这就要求小说在表现情爱意识时，既要杜绝将情爱简单化为性的感官享受，又要避免一味地雅化，使爱情成为“柏拉图”式的虚幻的存在，而力求在性意识／性行为的描写中去观照整个人生、历史、时代和社会。同时，对于性爱意识的传达还要结合我们民族文化的特性，使之具有含蓄性、写意性，在真与善的完美融合中，较全面地实现对人性的揭示、对人生的指导，达到雅俗共赏的美学高度。
责任编辑 古卫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