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和孙犁文学观比较】 周作人的文学观
时间：2019-02-10 05:37:5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周作人 孙犁 顺应自然 语言观 自由 地位和作用 摘要：周作人和孙犁都是学者型以写散文为主的作家，他们的文学观有许多相似之处，具体表现在四个方面：顺应自然的思想，文学语言观，关于文学的统一和自由，关于文学的地位和作用。
作家的心灵往往是相通的。周作人和孙犁就是这一论断的最好注解。周作人和孙犁都是学者型作家。在长期的读书思考和写作中，二人的知识积累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周作人的知识储藏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中国传统的“杂学”，二是西学知识。周作人自己概括，他的杂学包括八大类：①关于诗经论语之类；②小学书，即说文解字、尔雅、方言之类；③文化史料类、非志书的地志，特别是关于岁时风土物产者；④年谱、日记、游记、家训、尺牍类；⑤博物书类；⑥笔记类，范围甚广，子部杂家大部分在内；⑦佛经之一部；⑧乡贤著作。至于西学，我们单单从周作人掌握的西方语言之多就可以看出其西学知识的渊博。周作人可以说是一个语言大师。除中国的语言文字外，他还精通日本语（包括古日本语）、希腊语、英语（包括古英语）和世界语。在语言才能方面，周作人是第一流的。孙犁也是一个爱智者。他的爱智，突出表现在对书籍的热爱上。孙犁是一个非常节约甚至是吝啬的人，但是他在买书上却是不惜代价的。在土改时，孙犁的家庭成分被划为富农，他家的一部分房屋和财产充公，分给了穷人。这使孙犁下定决心，把自己的稿费用于买书，决不在城市置买房屋。他用得来的稿费大量买书，买书和读书就成了他生活中最大的乐趣。孙犁曾套用古语，写下了“能解忧者，其惟书乎”这样的话。可见其对书籍和智慧的热爱。
周作人和孙犁都是内倾型的作家，性格上的内敛、平淡、中和是二人的共同之处。他们的气质都不是诗的，而是散文的；故而他们的成就都以散文为主。甚至二人的家境、思想和生平经历也有许多相似之处。总之，多方面的原因使得孙犁和周作人的文学观殊途同归，在许多方面都达到了惊人的一致。具体说来，他们文学观的相同之处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顺应自然的思想
周作人从希腊文化中发现了“任其自然”的特点，认为这个特点也是中国文化、日本文化所具备的。周作人说：“希腊人曾将不喜裸体这件事看作波斯人及其他夷人的一种特性。日本人――别一时代与风土的希腊人――也并不想到避忌裸体。”“凡此皆取其不隐藏，不装饰，只是任其自然，却亦不至于不适用与不美观。”
在周作人早期的儿童教育的论述中，也有很多顺应儿童自然本性的论述。在周作人看来，这是现代教育的一个根本原则。周作人说：“教育之力，但得顺其固有之性，而激励助长之，又或束制之，使就范围，不能变更其性。”
周作人终其一生，都在关注着和思考着“人”的问题，在早期的童话研究中，周作人表现出对于人的原始自然状态，以及未被扭曲的、未经粉饰的原始文化的向往。他认为，正是在优秀的儿童文学中保存着“自然之本相”。周作人之所以特别欣赏希腊文学，也正是因为希腊诗人的作品中保留着远古时代希腊人的自然状态和人性之美。
从崇尚自然的观念出发，周作人对中国漫长封建社会形成的禁忌作了无情的抨击，对于违背禁忌的言论和思想做了热情的辩护和理解。针对宋明理学中“存天理，灭人欲”的教条，周作人说：“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到完全满足。凡是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都应该排斥改正。” 1931年，当文坛上道学家们围攻郁达夫的《沉沦》和汪静之的《蕙的风》时，周作人挺身而出，为之辩护、呐喊。中国传统社会极狭隘，限制性极大，而周作人的工作，正是扩大中国人的自由度，用理性的光芒去照亮人性中的黑暗面，促进个性之解放。
孙犁对自然美的关注和开发，可以说贯穿了他整个的文学创作。晚年时，他对自然美的思考更是上升到了理论的高度。他在致贾平凹的信中说：“我仍以为，所谓美，在于朴素自然。以文章而论，则当重视真情实感，修辞语法。有些‘美文’实际是刻意修饰造作，成为时装模特。”孙犁将自然之美上升到本体论的高度，将它作为相对恒定的尺度，用以审世观物，论人衡文。正因为此，阎庆生先生认为，孙犁“相当有深度地承传了道家崇尚自然之道的美学思想，并在当代文化语境下做出了创造性发挥”。
2.周作人和孙犁的语言观
五四文学革命之初，胡适等人把白话代替文言视为最重要的变革，极端者如钱玄同甚至提出了“废除汉字”的主张。这种理论的背后，隐含着对人民价值的极端夸大，对群众的极端崇拜。但事隔多年之后，周作人明确表示：“中国现在还有好些人以为纯用老百姓的白话可以作文，我不敢附和。我想一国里当然只应有一种国语，但可以也是应当有两种语体，一是口语，一是文章语。口语是普通说话用的，为一般人民所共喻；文章语是写文章用的，须得有相当教养的人才能了解。”周作人提醒人们注意，民众语言中确实存在着“言词贫弱，组织单纯，不能叙复杂的事实，抒微妙的情感”这样的根本性弱点。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周作人自己的文章中，“以口语为基本，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分子，杂糅调和，适宜地或吝啬地安排起来”，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语文来”。他从骈文中挖掘其合理的内核，提倡“混和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之文章来”，形成自己独特的颇有韵致与雅趣的“知堂文体”。
孙犁的文学创作，在语言方面和周作人有许多共同之处。虽然孙犁不像周作人那样，深刻地怀疑过五四传统，但他在长期的写作实践中，在语言方面和周作人殊途同归。他所创造的“耕堂文体”，也确实形成了以口语为基础，再加上欧化语、古文、方言等而造成的一种有雅致的俗语文。周作人一生，除散文外，只写过少量的旧诗、新诗。他的性格沉静温和，正如他自己所说，其性格是散文的而非诗的。孙犁早年，曾极想成为诗人，然而他的诗歌几乎已被人们忘却，留下来的倒是散文和小说名作。即使是孙犁的小说，包括长篇小说《风云初记》和中篇小说《铁木前传》，其散文化的特点也是非常明显的。阎庆生先生说：“《风云初记》结构上的薄弱之处，表现生活不够广阔等缺点，其因由有多种，不用说，‘散文化’的写法是其重要的一点。”这话是十分确切的。孙犁的性格，也是散文的而非诗的，和周作人十分相似。在他们的散文创作中，他们都认识到单纯用口语不足以表达感情和思想，必须吸取中国传统的语言和欧化语。
3.关于文学的统一与自由
周作人早在1923年出版的《自己的园地》里，就大力鼓吹文艺上的宽容与自由，批评文艺的统一。可惜的是，中国文学的发展恰恰沿着相反的方向走。1949年以后的大陆与台湾，都实行了对文学的严格管制，一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这种严格的文学管制才稍微松动，文学上的个人本位才稍稍露出一线天空。
其实，周作人的主张，并非什么深奥的道理，实在是中外文学史上一再证明过的真理。周作人说：“一切主张倘若与这相背，无论凭了什么神圣的名字，其结果便是破坏文艺的生命，造成呆板虚假的作品，即为本主张颓废的始基。欧洲文学史上的陈迹，指出许多同样的兴衰，到了20世纪才算觉悟，不复有统一文学潮流的企画，听各派自由发展，日益趋于繁盛。这个情形足供我们借鉴，我希望大家弃舍了统一的空想，去各行其是的实际工作，做得一分是一分，这才是充实自己的一生的道路。”
到了上世纪30年代，周作人发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竭力鼓吹公安派、竟陵派。他的目的也很明确，是要对抗日益高涨的文学统一浪潮。只可惜周作人后来做了汉奸，成了国民公敌，他的文学理论中的合理部分也被时代所抛弃。中国传统的文以载道理论，经过转化，以新的面貌出现并逐步统治了文坛。
孙犁是一个党员作家。前期的孙犁，按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要求，写下了许多歌颂性的作品。他的前期作品，也可以说是为革命政治服务的。但是，为政治服务这个不太恰当的口号，在建国后对文艺更多地起到了一种负面的影响，特别是造成了文化大革命中文艺界的黑暗荒芜。孙犁也和许多文学家一样，在“文革”中备受摧残，几乎丧失身家性命。新时期，孙犁痛定思痛，提出了文艺要“离政治远一点”的主张。孙犁说：“离政治远一点”不是脱离政治，而是指“政治在作为一个概念的时候，你不能做文艺上的表现”，而只有“等它渗入到群众的生活，再根据这个生活写出作品，当然作家的思想立场，也反映在作品里，这个就是它的政治倾向，一部作品有了艺术性，才有思想性，思想溶化在艺术的感染力量之中”。如果说这个主张还离反对文艺的统一，主张文艺的自由距离较远的话，那么，孙犁在他的创作中，通过艺术的笔法，就把这个文艺自由的观点鲜明地提了出来了。《黄鹂――病期琐事》是一篇重要的散文。这篇文章运用象征手法，表现了作者对于文艺女神的热爱和对自由精神的向往。孙犁说：“我想，这种鸟儿是不能饲养的，它不久会被折磨得死去。这种鸟儿，即使在动物园里，也不能从容地生活下去吧，它需要的天地太宽阔了。”“是的，它们的啼叫，是要伴着春雨、宿露，它们的飞翔，是要伴着朝霞和彩虹的。这里才是它们真正的家乡，安居乐业的所在。”文中表达了对摧残文艺者的极端愤怒之情，呼唤文艺春天的到来。1981年发表于《新港》上的《猴戏》一诗，采用拟人化的手法，把猴子被耍时的痛苦而不得已的心情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出来。诗末跋云：“特别是猴子的那种惊恐眼神，卖艺人手中皮鞭的抖动，思之令人身冷……然以猴演人，铁链、皮鞭训练出来的表演，并非艺术，乃生财之道耳。猴子并未进入角色，所思当在山林同伙之间，腾攀踯跳耶？”这首诗形象地揭示出一个道理：文艺至死也是自由的。
4.关于文学家的地位和使命
五四时代的周作人，曾强调知识分子的启蒙使命和先知先觉者的地位，但是，五四之后，周作人不但否定了知识分子对于民众的引导作用，而且从根本上否定了知识分子干预历史、时代、社会发展的任何可能性，把知识分子彻底还原为“凡人”，认为知识分子也有着“凡人的悲哀”。基于此，周作人大谈历史循环论。他说：“天下最残酷的学问是历史。”“假如有人要演崇弘时代的戏，不必请戏子去扮，许多角色都可以从社会里去请来，叫他们自己演。”
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曾做过种种努力去干预历史和生活，但最终得来的却是失败、虚空和悲哀。这种幻灭和失望，使周作人退回到纯粹个人的立场，去研究社会、人生，去读书、作文。这种努力，“不包含任何干预社会、历史的意图，而纯粹出于自我生存的充实的需要。他与鲁迅的区别也在于此。”他提出“闭户读书论”，劝戒自己“苟全性命于乱世是第一要紧”，基本原因也在于此。
孙犁也是如此。他早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努力办报、写文章，参加实际的革命工作，是怀着十分明确的功利目的的。尤其是1942年，孙犁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又到延安鲁艺学习之后，他受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深刻影响，通过写文章来推进革命运动，为人民大众的解放事业服务成为他文学事业的根本宗旨。曾经有一个时期，孙犁对通俗的民族形式如墙头诗、鼓词等十分热衷，以致有人提醒他不要误入歧途。但是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极左教条和理论逐渐对知识分子形成越来越严厉的禁锢和打压。如果说，在抗日战争时期，知识分子还有着自己心灵自由的空间的话，到解放以后，直至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的心灵自由就逐步缩小乃至被完全剥夺。孙犁曾经全身心投入的革命已经异化为迫害自己、能置自己于死地的妖魔力量。经过这一场深刻的幻灭，孙犁认识到文学服务于政治这个口号的荒谬性，认识到文学归根到底是一种个人的事业，“文人宜散不宜聚”。他对文学的社会功能和政治价值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他重新回到五四时期的“为人生”的文学主张上去。他虽然屡有批判当下现实的文章问世，但这些文章与其说是干预社会现实的，不如说是孙犁自己内心苦闷的自我流露。这些批判现实的文章和孙犁大量回忆过往的散文一样，体现的是一种“真实”和“良心”。孙犁晚年的读书、作文，不是为了身外的任何东西，是为了自身的宁静和充实。他没有将自己视为高人一等的“先知先觉”，没有扮演一种启蒙者和说教者的角色，而只是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普通的俗人，和读者进行平等的心灵对话与沟通，以此来排除自己的寂寞和孤独。晚年的孙犁，岩穴独处，闭门谢客，展吐余丝，织补过往。这种处境和选择，与周作人的“闭户读书”精神，是相通的。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李中华（1969- ），南京师范大学博士，河南工程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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