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的慰藉是什么意思【徜徉情爱世界 寻求心灵慰藉】
时间：2019-02-12 05:38:4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郁达夫徐志摩爱情主题治疗 摘 要:中国现代文学史上,郁达夫和徐志摩是涉足爱情题材最集中的两个作家。他们都是从人生幸福的追求出发感受人生的,情爱就成为他们笔下的一个重要主题。他们都是“爱情至上”者,把爱情当做生命一样去追求。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时代的忧郁中,爱情的抒写是他们对社会、人生的感受和认识,也是疗救他们自身苦闷心灵的一剂痛苦而甜蜜的良药。但是不同的个性气质,不同人生经历,决定了他们对爱情的追求和表现有着很大的不同。
一、苦闷原因不同
郁达夫的前半生一直处在苦闷之中,中国现代作家最艰难的心灵重负,在郁达夫的身上是最突出的。郁达夫苦闷时的抒情对象,一个是与郭沫若类似的大自然,另外一个重要对象就是借女性来摆脱情感的苦闷。
钱杏 在《郁达夫》一文中曾简洁准确地概括了郁达夫苦闷心态的成因:幼年丧父,同时也失去了母性的慈爱,这种幼稚的悲哀,建立了他日后的忧郁性的基础。长大后,婚姻的不满,生活的不安适,经济的压迫,社会的苦闷,故国的哀愁,呈在眼前的劳动阶级的悲惨故事和实际,使他的忧郁性渐渐扩展到无穷的大,而不得不在文字上吐露出来,不得不使他的生活完全变成病态。
我们注意到,在郁达夫早年生活中,经济压迫造成的“生的苦闷”和爱情受阻造成的“性的苦闷”纠结在一起,是他心灵上的两条绞索。他以后的创作和创作心理,与他早年的困顿与纠葛密切相关。青春爱情意识觉醒,爱情理想不能实现,与孙荃的包办婚姻一直是“原罪”式的自责。1925年,达到他苦闷的极点,在给郭沫若的信中他曾多次谈到自己的孤单和悲哀,这些“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郁达夫的笔下集中地以性苦闷的主题表现出来。
郁达夫对性苦闷的诉说,处处是压抑、感伤和难以自拔的精神磨难。它既是作者本人婚姻悲剧的情感体验,也是郁达夫不被社会赏识的人生评价。个人与社会的对立构成了郁达夫内在形态上灵魂与肉体的斗争,情欲与理性的斗争,本能和道德的斗争。这在一定意义上是现代人苦闷的体验。
徐志摩在气质上不同于郁达夫的生性孤僻,自卑和悲哀,不属于郁达夫一样的“受苦人”――虽然他们在爱情上的痛苦体验同样多。徐志摩热情、浪漫、好动,交友待人一团和气。“我是个好动的人,每回我身体行动的时候,我的思想也仿佛就跟着跳荡。……我爱动,爱看动的事物,爱活泼的人,爱水,爱空中的飞鸟,爱车窗外掣过的田野山水。……是动,不论是什么性质,就是我的兴趣,我的灵感。”①
气质上的热情浪漫、社会活动的积极参与,使得徐志摩不像郁达夫那样无可奈何的孤独,更多的是内心的感叹。他对英美式的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充满向往之情。1922年徐志摩从英国留学回国,并没有看到“民主”――“洁白肥胖的婴儿”在中国的诞生。在爱情生活中,徐志摩也经历了主观愿望与客观现实之间的难以解决的矛盾的苦闷彷徨。徐志摩在与张幼仪、林徽因、陆小曼的感情经历中,虽感受了爱情带来的甜蜜,但更多的是情感追求中无法摆脱的痛苦。
徐志摩社会理想的幻灭,个人爱情上与张幼仪的无法决断,与才女林徽因恋爱的不能实现,与陆小曼的感情波澜,等等,这些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形成了徐志摩忧郁的苦闷,成了“苦闷愤怒的情感的无关阑的泛滥”②。
郁达夫和徐志摩的苦闷因素中,一个是被社会的排挤,一个是对社会的失望,而相同的是爱情理想的难以实现,爱情经历中的难以选择的矛盾都带给他们深重的苦痛。尤其他们偏偏又都把爱情当做生命一样去追求,把爱情当做生活中“至上”的目标。郁达夫在《沉沦》中借人物之口直言:“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幅心肠里出来的同情!从同情而来的爱情!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我所要求的就是异性的爱情!”郁达夫曾认为爱情是创造一切社会的原动力。“没有爱情的生活,岂不同死灰一样。”(《沉沦》)徐志摩也说:“爱是人生最伟大的一件事实,如何少得一个完全,一定得整个换整个,整个化整个,像糖化在水里,才是理想的事业;有了那一天,这一生也就有了交代了。”在《爱眉小札》《志摩的诗》中大部分是表现爱情苦闷的。
郁达夫徐志摩有关爱情主题的作品,是他们摆脱现实苦闷的精神寄托。
二、相似的苦闷 不同的情爱
对于爱情至上的认识,影响了郁达夫和徐志摩的人生追求。而他们各自不同的人生观又决定了情爱表达方式的差异。
郁达夫对人生的看法使他陷入难以解脱的孤独、苦闷之中。“人生终究是悲苦的结晶,我不信世界上有快乐的两字。”在《王二南先生传》中郁达夫对自己的个性气质予以总结:“一是不恭少敬的天性”;二是“少年时那一种厌世偏向”。这种悲观主义的人生哲学陪伴郁达夫度过了大半生。它使郁达夫把对现实的不满常借助于情欲与理智的冲突表现出来,加之早年婚姻中对孙荃、对母亲“原罪”式的忏悔意识,孤独悲哀的生之苦闷和性之苦闷就内化为郁达夫的心理苦闷的底色,无论给它投射什么东西,最深层的孤独意识、纤敏柔弱的气质和郭沫若所说的“卑己自牧”的性格特征,在他的创作中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投射出来,形成了他压抑的创作模式。
在郁达夫的笔下,爱情的描写表现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无法得到爱情的理智与情欲冲突带来的精神苦闷,一种是放纵情欲的自我宣泄。在爱情的描写中,郁达夫一个突出的特征是追求异性爱情时的变态心理和自卑情结。郁达夫一再说自己“自小害着一种自卑狂”③。《沉沦》表现的“爱的要求”及其无法实现的痛苦,根本的原因是失去异性爱的安慰导致的一种自我人格上的缺憾和自我形象缺乏魅力的夸大的敏感。《沉沦》主人公不是注意自己长相的委琐和面色的难看,便是自省内心的卑劣和道德的原罪。这样的心理自觉和心理暗示每每使他在异性面前,甚至是在妓女面前,都羞于表达自己。自卑情结造成的心理变态,使郁达夫没有勇气在现实中表现出大胆和决断的勇气,而是在作品中,把名誉、身份、道德规范置之度外,宣泄内心的压抑和苦闷,以此来显示一个弱小者对社会的反抗。郁达夫理想与现实冲突的爱情,在客观上对假道学“完全是暴风雨的闪击”④,在主观上再现了由性变态心理带来的精神上的折磨、压迫,道德与良心、向善与向恶的苦闷之间紧张的内心冲突,情欲的冲动与理智的克制,主人公始终在进行内心的搏战。
《沉沦》典型地反映了郁达夫的感伤之气。如他对待自己的婚姻悲剧一样,在艺术上他一直用道义和伦理的自责在精神上磨难自己,苦闷至极。他只能用大胆、直白的心灵自白率真地自我抒写,宣泄被压抑的感情,求得内心的暂时平衡。这种变态的宣泄在《茫茫夜》《秋柳》《蜃楼》中发展到了极致,已经失去了理性的克制,完全是变态性欲苦闷的宣泄,性爱主题成了缓解人物欲望、能量的手段,这些情与理、灵与肉冲突,变态的爱,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爱,只不过是作者(或人物)寻求心灵的临时寄托。
郁达夫主张情与理的统一才是合理的爱情,所以在与王映霞的结合中,走向心理平衡。这一点表现在作品中,便有了《春风沉醉的晚上》《过去》和《迟桂花》中“净化”了的情欲,恰与《茫茫夜》《秋柳》中的于质夫的滥情形成对比。这些作品中纯真的“爱情”,以一种理想的性际关系曲折地反映出郁达夫对人生的路向的变化,同时也是他与王映霞结合后的心理平衡的表现。
但是我们发现从《沉沦》《茫茫夜》到《过去》《迟桂花》,从非常态的爱到常态的爱,都没有追求到真正意义上的爱,前者是情欲的放纵,后者又是道德的净化,没有出现灵肉统一,情理统一的爱情,而后者与其叫做“爱情”,还不如叫做“友情”。
因此郁达夫的情爱世界,是他对社会无力的抗争,是作家苦闷心灵的临时寄托。只要爱情以外的某一活动不能吸附他心理能量中的大部分,也就是不能改变他“爱情至上”的心理定势,那么他将永远深陷于苦闷之中而不能自拔。
与支配郁达夫大半生的悲观人生哲学不同,徐志摩的人生哲学则宽容、通达得多。徐志摩从某种绅士化的人生观出发,善于超越苦难而放达地对待人生环境,从而表现出他人生的乐观主义者的基本特性。徐志摩就被周围的人称为乐观主义者。当然一个乐观主义者并不是没有苦闷,只是他善于通过超越展示豁达和乐观的人生态度。郑振铎在《悼志摩》中写道:“我们见到他,永远见到的是恬静若无忧虑的气度,永远见到的是若庄若谐的愉快的笑语与风趣盎然的谈吐。其实在志摩的心头,他是深蕴着‘不足与外人道’的苦闷的。他只是将黄连似的苦楚向腹下强自咽下,他决不向人前诉过一句。也方得他的性情本来是乐天的,所以常只是以‘幽默’来替换了他的‘无可奈何的轻喟’。”徐志摩对苦闷的超然情怀,也与他濡染了英国绅士式的气质有关。
徐志摩在爱情追求中的痛苦,在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与他的资产阶级的理想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的现实背景下,显得更加深重了。但在性格和气质上徐志摩是一个绅士趣味的诗人,浪漫、飘逸、潇洒,因此他很会化解苦痛,以唯美主义的悠扬格调和绅士趣味的通达和洒脱,来消解诗人苦闷的情怀。
徐志摩的诗有写自然的、友谊的、暴露社会黑暗的、同情劳动人民的,而其成就最高的是爱情诗,充分显示了诗人对灵性、爱情的追求。胡适在《追忆志摩》中说:“他的人生观真是一种单纯的信仰,这里面只有三个字:一个是爱,一个是自由,一个是美。”徐志摩深感社会的压抑,又无力反抗,所以只能“披着恋爱的外衣”在诗中流写他的悲哀和痛苦。徐志摩与郁达夫一样追求灵肉统一的爱情,但与郁达夫笔下灵肉冲突、自我放纵的爱情相区别,徐志摩的笔下是被整合了的充分性灵化的爱情。在这里,对爱、美、自由的追求浑然一体,是其灵性的艺术显现。
徐志摩表现爱情的痛苦时是自我牺牲的、唯美的、憧憬的,而郁达夫的更多的是赏玩的、宣泄的。如在《爱眉小札》中,徐志摩表达思念的痛苦:“我仿佛觉得发根里的血液一滴滴的消耗,在忧郁的思念中黑发变成苍白。”表达不安的等待:“简直像是活抱着炮烙似的受罪,心那么的跳,那么的痛。恨不得让爱人‘亲手拿刀割破我的胸膛,挖出我那血淋的心留着’,算是送给爱人的最后礼物。”这唯美、真诚的情调迥异于郁达夫的赏玩、宣泄的意绪。在《雪花的快乐》里,徐志摩用轻柔的雪花和飘逸的流云寄托自己的情感:“不去那冷寞的幽谷 / 不去那凄清的山麓 / 也不上荒街去惆怅 / 飞 飞/ 你看,我有我的方向!……那时我凭借我的身轻 / 盈盈的,沾住了她的衣襟/贴近她柔波似的心胸 / 消溶,消溶 / 溶入了她柔波似的心胸。”虽然有忧郁的体验,但以“雪花”自况,写出了悠然地“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的快乐。生动的比喻和象征构成了清新、柔美的意境,显出了对愁苦悲郁通达的超越,而这超越是以一种理想的描摹而实现的。《为要寻一颗明星》《这是一个怯懦的世界》《我有一个恋爱》《多谢天,我的心又一度的跳荡》等都是追求真挚爱情的理想。虽然“这是一个怯懦的世界,容不得恋爱,容不得恋爱”,但仍然要执著地追求,甚至甘以生命去殉爱。在《爱的灵感》中表达的是诗人的灵感和生命的感兴:“我就像一朵云 / 一朵纯白的,纯白的云,一点 / 不见分量,阳光抱着我 / 我就是光,轻灵的一球 / 往远处飞,往更远的飞……”诗人以灵性的情怀感悟生命,没有过多的世俗牵绊,“什么累赘,一切的烦愁/思情,痛苦,怨,全都远了。”爱、美、自由在诗中和谐地交融在一起,表达了对灵性爱情的追求,细腻地表现了真挚的爱情中永远征服人心的健康力量。
即使招致非议最多的《别拧我,疼》《深夜》《两地相思》中,也真实地流露了爱情生活过程中的自然天性,同样充满了优美、真挚的灵性爱情。
郁达夫的爱情也是率真的抒写,但是爱的冲突、苦闷和自我的放纵,使他的笔下缺少真正意义上情理统一的合理的爱情。而徐志摩的爱情世界既有暂时的无法得到的苦恼,又有沉迷爱情的欢愉,更有为了爱情的殉情倾向;既有现实的苦恼,又有灵性的飞动,有爱、美、自由相互交融的“单纯信仰”;是真正灵肉统一的浪漫情怀的爱情。与徐志摩的性灵、爱情相比来说,郁达夫的爱情更多的是缺乏灵性提升的肉欲的爱情,是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从同情而来的爱情,而这恰恰是有缺憾的爱情,从《沉沦》性变态的宣泄开始,到《迟桂花》净化了的精神爱恋结束,来显出对灵肉一致爱情的追求,但到《出奔》又退回到原来性本能的观念,所以郁达夫的笔下并没有追求到真正意义上的爱情。
三、艺术表现方式不同
郁达夫主张文学都应是作家的“自叙传”,文学是作家真实情感、率真人格的表现。郁达夫小说中的“自我”形象从《沉沦》到《春风沉醉的晚上》《茫茫夜》《过去》《迟桂花》,主人公没有一个没有作者本人的身影或精神气质的烙印。这是一些以“自我”为原型,浸透着作者本人强烈主观色彩的文学形象。“他们”以自我的个人经验、情感生活作为情感体验,宣泄着一己的情怀,构成了那个时代“零余者”的心灵历程。
“零余者”的形象反映了郁达夫的美学理想。郁达夫将自己摆脱不掉的孤独、没落、伤感,植入“零余者”的悲叹,不顾身份、名誉、道德规范,以自己大胆率真的人格追求表示了一个弱小者对黑暗社会的抗议。
郁达夫是小说家,“自叙传”的方式最能揭示人物内心的焦虑和躁动,也便于作家对独特人生感受真实地再现。
徐志摩是诗人,诗的体例的限制,不可能都以自我为抒情的对象,徐志摩便采用含蓄象征手法,以象征的意象代表自我、爱情、理想、自由等。这与诗属于一种“纯文学”体裁,即“文学中的文学”的体裁,在更高的程度上要求体现审美的特性是吻合的、一致的。如1924年9月的《婴儿》以“母亲”象征中国,以她生产的痛苦象征社会现实,以“馨香的婴儿出世”象征新的政治理想、新的人生。写于同年的《雪花的快乐》中,以悠然地“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在半空里娟娟地飞舞”的“雪花”自况,象征了诗人对现实潇洒的超越和对爱、美、自由的追求。在《我不知道风在哪一个方向吹》和《再别康桥》里,诗中的“风”、“梦”、“康桥”、“西天的云彩”等物象在结构回环和氛围上都象征了作者理想失落的情愫。徐志摩的象征的表现方式既唯美又浪漫,含蓄地表达了诗人内心的苦闷,冲淡了诗人的惆怅。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理解生活、认识生活的方式,郁达夫和徐志摩的情感世界,无论是肉欲的、宣泄的,还是灵性的、含蓄的,无论是自叙的,还是象征的,也无论是悲观的,还是乐观的,比较他们不是为了肯定一个或否定一个,只是想表明人们疏导苦闷情感的方式是因人而异的。鲁迅以人生哲学的视点,提升自己,促使涵盖人格结构中知意情的统一和谐;郭沫若在《星空》时期以道家情调沉静在大自然的怀抱;郁达夫和徐志摩则以他们自己独特的方式向人们揭示了人生的另一个侧面,显示了他们各自艺术追求的独特性。
郁达夫和徐志摩的情爱世界是有着很大差异的,但有一个共同点:对爱情的追求和表现都是他们摆脱现实苦闷的精神寄托。虽然他们都难免滥情无聊的调子,但更多的是从人生感悟中觅得安慰心灵的良药,用以涂抹恋情受挫的伤口。爱情会使人们的生活充满温柔和芳香,正是爱情审美化的本质,“恋爱的双方的意识都会竭力回避一切会引起不愉快的感情和使整体感情遭到威胁的东西”⑤,因而徜徉爱情世界,可以使人心情舒畅,使人的意识摆脱生活的痛苦、愁闷、惆怅和孤寂。
(责任编辑:张晴)
基金项目:宁夏高等学校2005科学研究项目“中国现代作家苦闷期创作研究”(宁教高[2005]153号,编号66号)的后续研究课题。
作者简介:武淑莲,文学硕士,宁夏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① 徐志摩:《自剖》,见《徐志摩文集》中卷,长城出版社,2000年4月版,第162页。
② 茅盾:《徐志摩论》,见《中国新文学大系》,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639页。
③ 袁庆丰:《郁达夫:挣扎于沉沦的感伤》,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13页。
④ 郭沫若:《论郁达夫》,见《沫若文集》(12卷),第547页。
⑤ 瓦西列夫:《情爱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20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