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古今之变”】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时间：2019-02-15 05:34:38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罗音室学术论著》(以下简称《论著》)是吴世昌先生五十多年学术研究成果的初步结集(不包括红学论著及其它已经结集的专著)，全书共四卷，即《文史杂著》《词学论丛》《序跋之属》《时论杂著》四卷，约一百万字。现在已出版的是《论著》的第一卷《文史杂著》。
　　《文史杂著》收入学术论文二十六篇，依类划归八组。这卷论文，内容丰富，研究范围十分广泛，几乎包括了文史领域的各个方面：有古代经籍的训诂发明，甲骨文和金文的考释，古代社会风俗以及古今文学的比较研究，古典诗歌、乐府中问题以及宗教学问题的探讨、敦煌学中有关资料的考订以及旧中国丧失文物的调查报告，并有关于生物学中“条件反射”的专论。这些论文，提出问题，解决问题，都能立足于文史研究的前哨阵地，为人们提供新的东西，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论著》开卷第一篇《释之“诞”》，作于一九二九年，发表于一九三○年的《燕京学报》第八期，时作者正在燕京大学英文系二年级读书。胡适见到此文，颇为惊动，曾在《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中加以引述，说：
　　
　　又如《诗》《书》里常用的“诞”字，古训作“大”，固是荒谬；世俗用作“诞生”解，固是更荒谬，然而王引之《经传释词》里解作“发语词”，也还不能叫人明白这个字的文法作用。燕京大学的吴世昌先生释“诞”为“当”，然后我们懂得“诞弥厥月”就是当怀胎足月之时；“诞之陋巷”、“诞之平林”，就是当把他放在陋巷平林之时。这样说去，才可以算是认得这个字了。(见《胡适论学近著》第一集下册第546页。)胡适将吴先生与当时的经学权威王国维、杨树达相提并论，认为是当代研究古代经书之有成就者。吴先生此说，在当时是个创见，现在已成为定论。
　　
　　《诗与语音》也是五十年前旧作，它所探讨的问题不仅是当时诗坛上的一个新课题，也是至今尚待深入研究的课题，因此，这篇论文至今仍有生命力。
　　《略论中国古代俯身葬问题》是作者依据古文献对于俯身葬现象进行的人类学研究；吴先生以为这是一种“镇压死者的巫术”。作者的解释，解决了李济、梁思永等在半个世纪以前已经发现而未能解决的问题，而且这一解释也纠正了近年来文物考古工作所出现的差错(一九七二年《文物》第七期所刊《汉阳陵附近钳徒墓的发现》误将“俯身”断为“仰身”)。另一篇考古学论文《殷墟卜辞“多介父”考释》，用古音学的材料证明“多介父”即后世之“诸父”，并用人类学的观点解释“多介父”与奴隶制社会婚姻制度的关系，为《周易》中的《归妹》卦辞作了科学的诂解，从而订正了许多专家对这一问题的误说。此外，还有关于生物学中“条件反射”的论文，从中国古代文献中发掘出大量事例，证明远在巴甫洛夫之前一千多年，中国就已发现了动物的“条件反射”现象，并在实际生活中加以运用。此说填补了李约瑟博士《中国科技史》生物学卷中的一段空白。
　　最近几年，吴世昌先生在文学研究方面发表的《本事探源――兼批胡适对此诗的错误推测》以及《重新评价历史人物――试论韩愈其人》二文，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前一篇论文探寻秦女休故事的来源，指出：《秦女休行》乃“秦地女囚被赦之歌”。论文澄清了一千七百多年来人们对于“秦女休”这个故事名称的错误理解以及对于左延年、傅玄所作诗篇的错误解释，为我国文学史解决了一大疑案。后一篇论文重新评价韩愈，不仅在于推倒所谓“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这一千年定论，而且勇于向传统文化中的某些世俗观念开战，如批判韩愈以“龙”“马”自誓所产生的副作用，以为一个人的成败，不能完全归之于社会。等等。
　　吴世昌先生的《文史杂著》在学术观点上独树一帜，这和他的治学主张是相一致的。吴先生治学特别强调创新，即主张：言前人之所未能言，发前人之所未敢发。每写一篇文章，都要有新的见解、新的发明，否则不轻易动笔。他对于每个问题的思考与探索，也都不孤立、静止地看问题，而是能够“通古今之变”，并能涉足其它领域，借助于其它学科的研究成果，进行交叉研究、比较研究，所以他所得出的结论，往往都是新颖、独特的。同时，在语言风格上，吴世昌先生的论著也是很有特色的。吴先生的文章，既有严肃的科学性，又带有浓厚的文学色彩，不同于一般枯燥乏味的考据文字，读之令人昏昏欲睡，也不同于故作惊人之论、实际毫无新意的长篇大论，读之令人失望。如《魏晋风流与私家园林》一文，材料翔实，文笔风趣，既是一篇说服力很强的考据文章，又是一篇益人心智的小品文。吴世昌先生的文章，内容丰富，情辞兼美，不仅为文史研究增添了新的知识，而且在方法论上也将给读者予有益的启示。
　　
　　(《罗音室学术论著》第一卷《文史杂著》，吴世昌著，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一九八四年九月第一版，［精］5.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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