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女性主义的联想女性主义理论

时间：2019-02-16 05:32:40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读书》第八期上有三篇谈女性主义(女权主义)的文章：张宽《男权回潮》谈到女性主义者阵营内部的“变节”，举弗里丹为例。她，我不知道，但强调男女差别、注意家庭的作用等观点，就我对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了解，它们怕不能看成“男权回潮的产物”。强调男女差别其实是更激进地反男权，因为六、七十年代的男女平等是女人“向男人看齐”的平等。极端的时候，论文作者不署名，只署缩写字母，使读者无法判断其性别，要求语言上的消除阴、阳性。在激进的、要求彻底告别男性化话语的努力中，否定的不再是现存社会结构、现存世界观中的男女差别，争取的也不再是现存秩序中的平等，而是要批判这个男性化的社会结构和世界观本身。例如Eve1yn F.Keller一九八四年出版的《对科学与性别的反思》(Reflection on Genderand Science)可能较早较成熟地提出要有“女性化的科学”，以取代现有的掠夺性的、控制性的、权势性的男性化的科学。而早期女性主义仍承认科学的中立性。顺便说一句，八十年代以来这种倾向，可能已使“女权主义”这一译名过时了。“权”这个字就是男性味很重的。
　　李银河反对本质主义的论证在我看来是非常地本质主义的――她说“没有实验的证据可以证明，女性……比男性更重感情”，但是，有任何实验的证据证明了女性与男性恰恰同样重感情吗？断言男女之间不存在先天差别，这个断言自身也是先验的，或曰“本质主义”的。这也正是前述六、七十年代女性主义运动陷入的误区。在我看来，要害不是否认两性在感情方面的差异，而是不要用“重感情”、“不重感情”之类简单的描述，并代之以更细致的观察、领悟，更精密的语言描述。
　　三篇文章中，尹吉男那篇介绍介绍像“游击队女孩”这样的组织，比引入大堆理论和术语，我觉得，更能让中国女性们通过比较而鉴知自己的处境。尹的介绍多少有些简略，后半部分谈的其实是中国的事儿。正好我手头有份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七日英国的The Times，登了大半版对“游击队女孩”的专访。抄一段下来，也算是展示些九十年代女性主义运动的“新动向”。
　　
　　记者问：“你们的作品被称为‘女人的艺术’，你们对此怎么看？”沉默。尔后，“弗里达”字斟句酌地道：“如果艺术表达体验，而女人的体验不同于男人，并且她们的作品关涉她们的私生活和个人体验，那么，为什么不能把女人们的艺术归为特定一类呢？”而另一位游击队女孩“玛丽”反驳道：“但是如果把女人们的艺术作了性质上的限定，这类艺术就会被看成是没有多大价值的。”“那我们就必须改变这个价值体系。”“弗里达”说。“但男人的观点被视为是普遍的，所以如果把女人们的艺术归为一类……”“够了，我讨厌这种思路！”
　　
　　“玛丽”和“弗里达”的争论，大约就是传统的与激进的女性主义之争。这里的“玛丽”和“弗里达”都不是真名，而是已故的艺术家的名字。游击队女孩们的真实身份一直是个谜，她们在公共场合永远戴着面目狰狞的猩猩面具，只在外出用餐等必要场合换上暴露较多面部的黑绒面具。据她们自己说，害羞、畏葸的女人一旦戴上面具，便成为令人眼花缭乱的“表演者”。
　　对张宽的“男权回潮”的观察结论构成反证，“游击队女孩”运动恰恰起于八十年代中期。而她们的影响，可以举一位文化艺术批评家罗伯特・休斯(Robert Hughes)的转变为例。这位先生在八十年代宣称性别问题在艺术界已不复存在，而去年，他评论伦敦举行的一次美国艺术展时说：“即使你不是一位游击队女孩，也能看出它没有包括足够的女性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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