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之乐]乐什么好什么

时间：2019-02-16 05:35:20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我总是不相信“命”，但总是私下里思忖：只怕“运气”还是有的。在我求学的过程中有那么几件事、几个人令人无法忘怀，它们支持着我所谓“运气”说。　　我少年立志，想学建筑学，考上同济建筑系之后，我便开始打听，谁是“大师”？持何种“法器”？如何向他们学习？这类想法，虽说极幼稚，倒也给自己造了几个“神”，于是乎，便真诚地信奉了起来。
　　诸“神”中，第一人应该是当时同济建筑系的系主任――冯纪忠教授。我入学的时候他已步入老年，几乎不上课。我这种一年级的毛小子，是见不到他的。只是看见他的杭州“花港观鱼”方案在“设计革命化”运动中大受批判，说是个“道士帽子”，是他那个“反动”的“空间理论”的代表作云云。我一时也闹不清是什么回事，只记住了冯先生的学问是“道士帽子”下的“空间原理”，反正谁也说不清，只好自己去“悟”。时势造“英雄”，我竟与“禅”早早地挂上了。
　　正当我“悟”它不出，百思不得其解之际，文化革命来了。这下子冯先生的境遇更惨了。当时，我正值大学二年级。我对自己的评论是：热爱毛主席，忠于他老人家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却还是想弄清楚冯先生的“空间原理”。于是我开始收集批判“空间原理”的文章，并试图偷偷地与冯先生接触。
　　当时，据知内情者说：冯家是不做饭的，冯师母弹钢琴，手指不能做粗活，冯家与“黑画家”林风眠是世交，讲求西方艺术，要批斗，要将他劳动改造。于是，平常见不到的冯先生被通知到系里做“苦力”。我想去接近他，又怕人家看见，说我划不清界限。
　　苦于怎么也看不懂那些批判“空间原理”的文章，自己“悟”也“悟”不出个道道，我一时冲动便“铤而走险”了。一天下午我趁没人，请了冯先生到一间没人去的公共教室里去向他“求教”，冯先生当时摸不清我想干什么。神色颇为茫然。等我说明来意，他便松了口气。当我问及有关“空间原理”的问题时，他便笑了，然而他笑而不语，只觉得他笑得善，笑得惨，我便不忍心追问。我们俩似乎也同时意识到这个“学术讨论”大不合时宜，甚至会闯祸。我一时也不知如何结束这次谈话，匆匆离去只记得先生说了那么一句：“这个问题一下子说不清楚……”一九七○年我就是带着这个“说不清楚”的问题，对“空间原理”的悬念，离开同济，去了甘肃武都――一个我更陌生、更不清楚的地方的。可是，我还是觉得自己“运气”。我在学术界最为难的时候，让老师笑了，并告诉了我有些东西“一时是说不清楚的”。言下之意，要懂么，有过程，需要时间。二十年之后，在一次学术会上，我又见到了冯先生，跟我握了手，说了声尚记得我，我心里一酸，“先生老了许多……”因为当时周围人多，我没说出个所以然。那是一九八九年，我已中年，“空间原理”的问题，已不必再去烦先生了，只是想看看他――我青年时期心目中的“英雄”。
　　在江南大才子中，还有两人：童与杨廷宝，这两个名字我是如雷贯耳，也是我一直想去求教的人。
　　承蒙潘谷西与刘先觉两位先生的爱护，兼有我的师兄朱光亚先生的帮助，我被从甘肃招到南京工学院历史与理论教研室当研究生：攻读“西方建筑史”。导师挂名童与刘先觉，实际上是刘先生具体操办。我当时选的课题是“西方现代建筑与现代艺术”的研究，这个选题在当时是颇为时髦的。然而，选题容易，做题难，加上自己又是俄文出身，对大本子的英文史论书望而生畏，却又不得不硬着头皮上。
　　当时，文化革命刚结束，关于西方现代艺术的著作很难找到。弄到一本台湾出的译著，作者把中文当英文写，令人费解，加上我又从事“革命现实主义加浪漫主义”的美术活动多年，说什么也接受不了那些用“新”名词所堆砌起来的文句。好在南工建筑系旧资料极丰富，我找到了一本SigfriedGiedion(一八八八――一九六八)的Space，TimeandArchitecture，才勉强摸出了个头绪。在写论文的过程中，尤其是在现代艺术的那一部分，我还是很吃不准自己对cubism的理解，时间紧，心里烦，一时悟性没了，真想去问问童老先生。童先生年事已高，天天在资料室看书，做卡片。我们都守“规矩”，不敢去烦他。当时我实在是被Picasso的那些五花八门的画儿搞烦了，心想，无论如何得麻烦童先生一次，于是，我便向童老凑了过去。出乎意料，童先生极随和，而且幽默。他为我对cubism的所做的解释不是言语，而是个动作；他把头左晃晃，右晃晃，然后说：“Cubism是也。”我一时“悟”了此间的时、空涵义，心中大喜。那是一九七九年的一个早晨，在原老中央大学，中大院的一楼，建筑系资料室内。过后我把这件事讲给在北京的林乐义先生听，他高兴地直夸童先生，说我运气好。去年我又在闲谈中告诉了张锦秋先生，她觉得挺有意思，并劝我写出来告诉大家。
　　见杨廷宝先生是我在老师面前最尴尬的一次体验。当时，我由潘谷西先生带领，去景德镇做陶瓷博物馆方案。我随潘先生去是学古建筑的。回校后，一时高兴，仗着自己能弄两笔山水，便将方案的某些部份用“意笔”画了出来，潘先生很谦虚，说是请杨老来看看。杨老请到之后，良久，观而不语，末了，冒出一句话来：“画画墙上挂挂可以，光好看造不出来可不行。”我顿时一下子明白自己做事冒失了。古建筑构造不清，画这种东西乃是“花拳绣腿”，几何无知而胆大！事隔多年，我每每想到杨先生的批评，心里就发毛。我也时不时用他的话告诫自己与我的同仁和我今天的学生。
　　我在南京我最后一位恩师是刘光华先生，刘先生出身于美国Penn-sylvania大学，是贝聿铭的同学。刘先觉先生出国后他是我的硕士论文的导师，也是我答辩的主持人，这是位乐天派人，他对我宽容我是心里有数的。他从未正面批评过我，大概是念我没功劳也有苦劳，勉为其难做那个“现代艺术”论文不易。事后，他还与前来审阅我论文的罗小未先生商量，打算叫我继续做下去跟他写出“博士”论文。可惜，先生因无法解释的原因，拂袖而去，定居到了美国，我亦同时失去了在他引导下继续深造的机会。在先生的教诲中我记得最牢的一句话是“你要研究西方史，英语不好不行。”事隔十年，去年刘先生回南京省亲，我那位好心的师兄朱光亚专程找到刘先生，安慰先生道：“吴家骅记得您，他后来去了英国，写完了博士论文。”可惜这次我一直没机会再见到刘先生，跟他说几句体己的话……
　　我现在已近知天命的年纪了，步入老年之际，也更明白人终究是要死的绝对真理。人一旦死了，留下的只是一片寂静。这时，没有尊卑、贵贱，只有一个绝对的平等，求知只是那些自称“知识分子”的人走向死亡过程中的乐事，犹如儿童的戏耍。其间，也许有规律、有方法。学子的悟性固然重要，好老师的作用亦不可忽视。
　　我说自己运气好，是指我遇到了良师。他们都是一些“学如不及，犹恐失之”的真人。虽说，他们去的去了，走的走了。他们都给我留下了对人生的理解：“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相关热词搜索：之乐，

[好之乐]乐什么好什么

热门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