甫志高究竟是谁？（一）|甫志高

时间：2019-02-20 05:45:42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以全国解放前夕中共四川地下组织对敌斗争为主要素材的长篇小说《红岩》，不仅塑造了众多革命先烈的艺术形象，还塑造了一个臭名昭著的叛徒。书中叛徒名叫肃志高，其原型究竟是谁？笔者采访了部分亲历过那场严酷地下斗争的革命先辈们，收集的大量史料，经过研究整理，找出了肃志高的几个原型。现编成几段龙门阵，以飨读者。
　　
　　任达哉，又名任库伦，对陌生人自称姓顾，四川省万县人。抗日战争时期，任达哉在重庆枣子岚垭中央印刷厂当印刷工人，参加过共产党领导的进步工人运动。抗战胜利后，中央印刷厂迁返南京，任达哉失业潦倒，经国民党保密局渝组试用员吴芝瑞介绍，认识了保密局渝站渝组组长李克昌。李克昌以安排工作、给予生活救济为诱饵，发展他为保密局渝组试用员。
　　1946年，任达哉进入民盟机关报《民主报》当工务主任，曾向李克昌密报过“报社经济困难，工人嚷闹”等一些价值不大的情报。在此期间他伪装进步，隐瞒参加军统试用员的历史，混入中共，其组织关系在四川省委工运组。混入党内后，任达哉逐渐疏远了李克昌。
　　1947年3月，四川省委被迫撤返延安，任达哉失掉组织关系。同年6月。在国民党军警组织的“六一”大逮捕中，他被捕了，因有军统渝组试用员的秘密身份，随即被释放。出狱后，任达哉给李克昌写了封信，说因《民主报》停刊，自己失业，靠(军统试用员)津贴难以生活，准备即日回老家万县，以后再相机对“团体”效力。此后，任达哉与李克昌不再联系，而李克昌也因任达哉久无“成绩”，感到没有什么利用价值，也未主动找他。
　　1947年9月，时任中共重庆地下市委书记的王璞去上海向地下党领导人钱瑛汇报工作，带回了任达哉的组织关系，交给时任巴县中心县委书记的萧泽宽。萧泽宽又将其交由重庆市委委员、负责工运工作的许建业领导。这时，任达哉仍无职业，在许建业领导下从事工运工作，负责联系一部分工人党员和积极分子。1948年2月，中共重庆城区工运支部建立，任达哉担任支部书记，与支部委员向成义一起住在红球坝铁工厂的宿舍里。
　　1948年2月中旬，中共重庆市委执行上级的指示，利用《挺进报》开展攻心战，极大地刺激了敌人。敌特为了破坏《挺进报》，进而破坏中共四川地下组织。绞尽脑汁设计了许多方案，均未见成效。最后，还是李克昌在重庆文城出版社安插的内线偶然发现了线索。
　　李克昌手下有两个特务曾继纲、姚仿桓，认识一位在文城出版社书店工作的店员陈伯林。陈年仅17岁，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他革命热情很高，但缺乏地下斗争经验。曾继纲等骗取了陈的信任后，又从陈口中得知“《挺进报》是用铁笔磨尖后刻的，所以笔画很精细。油印时不用滚筒，是用竹片在蜡纸上刮的”。“顾先生是我们党内的负责人，电台安装在市政府里：《挺进报》上的消息，都是顾先生电台提供的”。“我们打算集股开家书店，这样晚上好在里面办报纸，消息由顾先生提供。刻和印不成问题，就是开店的资金还有点问题”。李克昌将这一情报转呈给军统渝站副站长吕世锟，并申请到500万元活动经费，交给曾继纲，让其人股书店。
　　不久，曾继纲借口失业无家，想搬进书店寄住。陈伯林碍于情面以及曾继纲股东的身份，勉强同意了。住进书店后，曾继纲十分勤快，帮忙挑水、扫地，擦灰，很快骗得大家的好感。
　　曾继纲发现有一个叫“向先生”的人常到书店来，随便翻几本书就走。有一次，“向先生”一走，陈伯林就拿出《挺进报》给曾继纲看。原来，这位“向先生”就是向成义，负责秘密传递《挺进报》，文城出版社书店就是他的一个传递点。没几天，经陈伯林介绍，曾继纲又认识了另一个经常光顾书店的“顾先生”。李克昌根据曾的密报，觉得这个“顾先生”与任达哉相貌相似。经与照片核对，曾继纲认定“顾先生”就是任达哉。
　　1948年3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吕世锟带着李克昌和曾继纲，向特务头子、国民政府主席重庆行营二处处长徐远举汇报了情况。徐远举正为《挺进报》一案焦头烂额，听了汇报，大喜过望。他要求吕世锟等人继续监视，不能轻率行动，以免像往常一样打草惊蛇，行动时扑空。几天后，通过跟踪陈伯林，特务们又查清了任达哉和向成义的住处。3月31日，徐远举批准了抓捕行动方案。
　　1948年4月1日上午，曾继纲谎称已找到了工作，准备中午在书店办一桌酒席招待大家，并托陈伯林去请“顾先生”。“顾先生”没有来，只是请陈伯林带回一张婉言谢绝的纸条。时至中午，在书店附近隐蔽指挥的李克昌得知任达哉不来赴宴后，立即命令特务们直扑红球坝，包围铁工厂，将正在宿舍内写账的任达哉和正在午睡的向成义一并逮捕，同时搜出印报用的白纸一捆和《共产党支部组织纲领》等文件。与此同时，陈伯林也在文城出版社书店被捕。
　　任达哉、向成义、陈伯林被立即解往位于重庆老街32号的行营二处，由二处侦防课课长陆坚如审讯。面对敌人的酷刑拷打，向成义和陈伯林始终保守党的机密，而任达哉却叛变了，说出他的领导人叫“老杨”(许建业化名杨清，人称老杨)。通常每个星期天在磁器街的嘉阳茶馆与他接头，给他布置任务。徐远举立即派二处渝组组长季缕带领一帮特务，押着任达哉到磁器街去找“老杨”。转了两天马路，终于在4月4日上午，发现了“老杨”的踪影。
　　1948年4月4日上午，许建业约了中共地下党员高震明商谈工作。他们开始在较场口的一个茶馆内。许建业觉得这个茶馆当街临市，情况复杂，怕出问题，又转到另一个茶馆。许建业仍觉得不安全，最后，他们来到较为僻静的磁器街嘉阳茶馆，一边喝茶，一边谈工作。忽然，许建业发现任达哉神色反常地出现在茶馆门前，身后还跟着几个鬼鬼祟祟的陌生人，他马上意识到有危险，立即让高震明离开。高震明侥幸从后门走脱，许建业却因任达哉上前“点水”，当场被捕。
　　抓到了“共党”高级领导人许建业，徐远举得意万分，亲自主持审讯，按惯例先问姓名、年龄、籍贯、职业、住址。许建业只说自己叫杨清，邻水县人，住在过街楼的一个旅馆里做生意，其他问题一字不答。徐远举奸笑着说：“你真的不讲吗?那好，我叫一个人与你见见面。”他一按电铃，叛徒任达哉随即被带进刑讯室。
　　“老杨，他们都知道了，你就讲了吧……”任达哉无颜正视许建业，低着头，胆怯地劝说。
　　许建业没等任达哉说完。便怒声骂道：“劣种!可耻叛徒!”
　　徐远举黔驴技穷、暴跳如雷，立刻命令手下的特务们动刑。特务们用尽各种酷刑，许建业没吐只语片言。特务陆坚如声嘶力竭地对许建业狂吠：“你再不说，我就叫你皮肉分家，尸首不全。”
　　这时，许建业已是遍体鳞伤，但仍横眉怒目，高声喊道：“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这就是我要说的，其他任何事情你们都休想知道!”
　　任达哉的恋人、中共豫丰纱厂特支委员皮晓云和同厂的特支书记、女工牛筱吾被捕后，在渣滓洞监狱见到戴着沉重脚镣的许建业，得知许建业被捕的经过，对任达哉的叛变感到十分震惊。尤其是皮晓云，她怎么也没想到她的入党介绍人、马上就要成为自己丈夫的任达哉，竟然变成了卑鄙的叛徒。牛筱吾写了一张纸条质问任达哉：“你为什么要出卖老许?他往厕所里躲去了，你为什么还要追上去?”任达哉不知羞耻地回答：“受刑不过，没办法。”
　　虽然任达哉在敌特破坏中共四川地下组织中立了“首功”，并提出自己曾是保密局渝站的试用员，以求保命，但敌特仍将他作为“共党分子”囚禁在渣滓洞监狱。后死于1949年11月27日的渣滓洞大屠杀中，时年30岁左右。
　　
　　(责编　朱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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