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女教师
时间：2020-03-24 05:14:0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邵阳在北纬26度线上。从北纬40度线到北纬26度线，实际距离有1500多公里。蒸汽机年代，从北京去邵阳要坐两天一夜的火车。
现在陈老师就在我对面的中铺。我开始观察这个上海小女人。陈老师细眉细眼，而且是单眼皮式丹凤眼。但陈老师和王熙凤的丹凤眼又不一样，王熙凤是眉毛眼睛同时向上挑，像戏妆里的青衣；陈老师是眉毛向下撇，也就是“八字眉”。
如果单是八字眉也不好看，但这种八字眉恰巧和向上挑的丹凤眼组合，于是就产生了奇异的审美效果：神情淑雅，眉宇间流露着一丝淡淡的哀愁。这叫“苦楚相”，是天分和修养极高的女的特有表情。
“苦楚相”女子世上绝少，我所见到的多是虚构人物，如《红楼梦》里的惜春，她由于不得志而出家做了尼姑。如1930年代上海租界的张爱铃，这个毕业于圣玛利亚女校的知性小女人就不说啦。还有山西永乐宫壁画的天女，她是学术界公认的中国的“蒙娜丽莎”，东方苦楚女使蒙娜丽莎黯然失色。
“苦楚女”放好自己的行李，就脱掉皮鞋，穿上一双自己带来的塑料拖鞋；她的一双白而嫩的脚裸露着，十个脚指头如十只小老鼠，很乖地躲在半透明的鞋里。陈老师抬头看看周围，一会儿登着梯子，上了自己的卧铺。她跪在铺上很认真地整理被卧，她的臀部朝外，凸出圆润的线条，我看得出了神。又怕陈老师发现，连忙转过头去，心里怦怦跳，好像自己犯了什么罪。
陈老师只顾整理自己的窝，她从背包里拿出一小块雪白的布，搭在铺上，又掏出几本书压在枕头底下，把一只塑料壳的小半导体塞到被子里。
火车进了隧道，这时候玻璃上全是车厢内的景象，我透过黑玻璃的反光看见自己的脸，还有在卧铺上忙碌的陈老师，她的身影在玻璃窗里显得越发娇小美丽。
整理完床铺，陈老师下来，看看茶几上的玻璃杯子，把杯子拿起来迎着窗外的光仔细端详，轻声用上海话说：“呀，脏的。”
于是她从挂钩上取下一个洗旧的军挎包，掏出一只瓶子，那玻璃瓶子原来是装上海酱菜的。上海酱菜里面有很小的、带刺的乳黄瓜，它们被腌得很香、很脆，吃起来非常爽口。黄瓜吃完了，瓶子就拿来喝茶。陈老师拿起一包茶叶，靠近鼻子闻了闻，嗅的时候鼻尖上出现了点浅浅的皱纹，如西湖荡漾的涟漪。
陈老师撕开纸包，把茶叶倒进玻璃瓶。这时候我注意到，她的手很白、很细。那边来了一个列车员，她提着一只大铜壶，壶外包着厚厚的棉套。我们把杯子盖敞开，列车员很老练地倒水，水柱冲进杯子，茶叶在里面翻滚，白气裹着茶香一起冒出来。我们坐的是普通车厢。这里聚集着普通的旅客，飘逸着特殊的气味。这空气的成分一般是这样组合的：水果味、酱菜味、卤肉味，汗味，加上打嗝、放屁、狐臭味，抽烟、喝酒、脚丫味，这些味道会使我产生一种“身在他乡心为客”迷茫的愉快和疲惫。
我的下铺是一个中年汉子，他上车一坐定就开始忙碌：从印着飞机图案的旅行袋里拿出一个油纸包，里面是五香蚕豆；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酒瓶，用牙咬开瓶盖，就专心吃喝起来。他腮帮子肌肉发达，蚕豆在嘴里嚼得嘎巴响。车过湘潭，他嘴巴还在蠕动，他应该算是脊索门哺乳纲食草目偶蹄亚目牛科中国水牛属的反刍动物。
火车一开动，陈老师就看书。我非常想知道她手里是什么书，但又不敢冒昧地问。陈老师去上厕所，把书扣在茶几上。我连忙起来，看见了灰色封面，是《孤坟鬼影》。翻开扉页，上面是一排整齐隽秀的钢笔仿宋字：纺织部工业设计院陈定分。
陈老师回来了，她并没发现书被动过。她端起自己的茶杯，里面泡着绿茶和几瓣菊花。带锯齿的嫩叶和近似透明的菊花在水中沉浮，陈老师喝了一口，一瓣菊花沾在她的嘴唇上。她伸出小巧的舌头，把菊瓣卷进嘴里，轻轻地嚼着。
我说：陈老师，你为什么叫“陈定分”？她听了先是一愣，然后笑了，我看得出来，她是在笑我的无知。陈老师说，那不是“分”，是语气助词的“兮”。
她看看窗外，外面的树木和河流都变得更加滋润活泼，她像是自言自语：我们火车马上要进入一个古老的楚国，这里有个习惯用“兮”表示情感的伟大诗人。我说，楚国那个诗人也真怪，为什么喜欢用这个奇形怪状的字。
听了我的话，陈老师好像挺好奇地打量我。我那时的穿戴是这样的：头发是生产队会计的三七开，衣服是蓝卡其布学生装。按照当时的时尚，我上衣口袋里插了三支笔：一支黑色博士牌钢笔，一支塑料圆珠笔，还有一支是自动铅笔——表示自己很有学问。脚下是一双还沾着黄泥巴的解放鞋。听陈老师这样说，我偷偷把钢笔和圆珠笔都拔了下来，放进裤兜里；现在，口袋里只剩下一支自动铅笔，表示我很浅薄。
到了邵阳开始下雨。我们打着雨伞在汽车站等车。陈老师的雨伞是绿油纸伞，上面印有好看的苏杭风景；我的雨伞是竹柄黄油布伞。两种伞的效果完全不一样，首先是声音不同：雨点打在绿纸伞上声音清脆，而落在黄油伞上声音发闷；然后是颜色不同：陈老师脸上一片绿荫，春风拂面，仪态万千；而我呢，就像黄疸肝炎患者。
等了半天，雨雾中来了一辆破旧的公共汽车，车的外壳红漆已经剥落，车顶行李架装满了竹筐、竹篓；几只小猪浑身淋湿，翻着白眼，挤在篓子里吱吱叫，他们对遭到这样的待遇十分不满。我们比猪要幸福多了，车厢里虽然拥挤，但总归是在屋檐下。汽车在泥巴路上颠簸摇晃，后窗的玻璃上溅满了泥点。
汽车走了近40分钟，到了厂区。因为工厂地址选在一个废弃的飞机场上，所以三线人去纺织厂都不说去纺织厂，而习惯说去飞机坪。机场是抗战时期美国盟军修建的，解放后改成了滑翔机场，庞大的飞机库里还停了几架落满尘土的滑翔机，看样子它们没有上天飞行已经好多年了。
第二天下午，陈老师来了，父母赶紧让座，又给她拿出一大堆蜜橘和花生，感谢她一路带我辛苦。陈老师说不辛苦。母亲告诉陈老师，蜜橘和花生是邵阳的特产，橘子特别甜，而且便宜，晒干了的橘子皮卖到中药铺比新鲜橘子还贵。陈老师用纤细的指头仔细剥橘子上面的网状丝络，然后把它们放在白信纸上，她告诉我父母，橘络晾干了泡水喝，治咳喘很好的，这是跟她父亲学的。
陈老师的祖父是清末的秀才，父亲1930年代在上海一家大药铺做职员；陈老师的外祖父曾经做过北洋报馆的西文翻译，她母亲在上海圣约翰大学学英文。陈老师父母的结合可以说是中西合璧，1950年代他们双双被打成右派，“文革”又成了特务加汉奸，现在还在安徽芜湖一个农场接受劳动改造。
因为出身问题，陈老师快30了，还是独身一人。中西合璧夫妻的后代也表现出中西合璧的特性：陈老师学的虽然是英文，但受家学影响，中国古典文学功底也很深。
由于进化得不彻底，野性驱使我从小就喜欢比我大的女人，比如金护士，比如某某某，现在的陈老师。陈老师27、8岁，符合我的取舍标准。在邵阳的几年，我对陈老师居然产生了可歌可泣的罪恶念头。
三线筹建处设在机场的指挥塔里；厂部机关借用一个中学的教学楼。没有宿舍，家属就暂时住在“干打垒”的房子里。“干打垒”就是用当地的红泥土，掺上稻草夯结实、晒干，再垒成的土砖房。干打垒像北方的窑洞，冬暖夏凉。
在这个院子住了十几户人家，他们南腔北调，身份不一，经历也复杂。一楼除了我家，还有“被狗咬的”和老牛。老牛就是那个火车上经常反刍的老牛。
陈老师住二楼，她的窗户总挂着窗帘；我很想知道陈老师的家是什么样子，但没有法子进去。天热的时候，大家习惯把竹椅搬到天井里乘凉聊天， 院子里挺热闹，就是很少看到陈老师出来，不知道她独自关在屋里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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