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传颂的四位晋商祖师
时间：2020-03-31 05:23:25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这四位商界巨子，把理财经商列入治国大道，实践和总结了“时用知物”、“乐观时变”的经营思想，在商界倡导智、勇、仁、强和饯行富而好德，在商业文化上有着明显的共同_生。
说到历史上的晋商，老百姓耳熟能详的，是通过影视剧和旅游火起来的乔家大院和乔致庸。再多些，就是“称雄中国商界500年”的明清晋商和“汇通天下”的山西票号。再往前推，多数人就有些茫然了。“水有源，树有根”，晋商也是如此。那么人们不禁要追寻，晋商的源头在哪里，晋商的根祖又是谁?
最早见于历史文献记载的豪商巨贾，出现在春秋、战国之交的时期，距今约2500年左右。当时政治上群雄争霸，思想界百家争鸣，商业界也出现了不少大商人，甚至出现了被诸侯任用为重臣专门主持国家商业和理财的大经济学家。当时商界有四位赫赫有名的大人物——猗顿、陶朱公、计然和白圭，他们不只是名噪一时，而是名传千古，在2500多年来常常被人们挂在嘴上，写在笔下。当形容某一个富豪资产巨万、富可敌国时，就说“有陶公、猗顿之富”；当介绍某一个以商贸为业时，就说“行计然之策，操白圭之术”。陶朱公、猗顿居于当时“富豪榜”的榜首，并一直被视为中国几千年商界的榜样。计然被推崇为指导商业活动的权威，白圭被尊为中国的“治生祖”(经商理财的祖师)，如果当时有诺贝尔奖的话，他们二位就应该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这四位大人物的商业实践或理论，在司马迁的《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得相当生动。值得山西人自豪的是，这四位中有三位就是晋人，只有一位即陶朱公虽非晋人，但他却是计然的学生，猗顿的师傅，在晋商经营之术的传承上担当了一个承前启后、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因此，他们都可列为当之无愧的晋商之祖。当然，如果把他们推为中国商界之祖，也同样是当之无愧的。
陶朱公——“三致千金”的商界奇才
指点猗顿经商致富的老师陶朱公究竟是何许人也?他何以能在商场中有如此高明的经营之策呢?他并非晋人，史书也没有记载他曾到晋国经商，我们何以把他也列为晋商祖师之一呢?
简言之，陶朱公即帮助越王勾践雪会稽之耻的范蠡，他是一位相当卓越而又极富心计的大政治家。在越国灭吴之后，他功成身退，辞别越王，不再回朝，如《国语》记载的，“遂乘轻舟，以浮于五湖”，“下海”经商了。这位卓越的政治家，居然也是一位经商的奇才，很快就成为空前的商界成功人士。其中的奥秘在于他有一位山西籍的好老师。陶朱公直言不讳地说，其经营之策，来自他辅佐越王时的同僚“晋国亡公子”的后代、山西人计然。
据《史记‘货殖列传》记载，“昔者越王勾践困于会稽之上，乃用范蠡、计然”。范蠡既雪会稽之耻，乃喟然而叹曰“计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既已施于国，吾欲用之家，”范蠡要把计然运用于一个国家使之由贫变富、由弱变强的经济理论和策略，转而用于自己家族经商致富。于是他泛舟江湖，变易姓名，到了齐国化名鸱夷子皮，到了陶国化名朱公。他认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是当时国际贸易的交通枢纽、商业中心，是一个可以大显身手的商业舞台。于是用计然之策，“治产积居”，“择人而任时”(选拔人才，捕捉时机)，“十九年中三致千金，再分散与贫交疏昆弟，此所谓富好其德者也。后年衰老而听子孙，子孙修业而息之，遂至巨万。故言富者皆称陶朱公。”
陶朱公经营有方，“三致干金”，三次“裸捐”，把积累来的钱财分散给“贫交”和远方族人，可谓豪举。看来陶朱公不但是一位胆识超人的豪商巨贾，而且是一位很有社会责任心的仁人志士。计然——强国宫民的理财营商功臣
据《范子》《吴越春秋》《汉书古今人名表》等古籍记载，计然姓辛氏，名研，字文子(也是说他名“倪”)，“其先晋亡公子也，尝南游于越，范蠡师事之”(《范子》)。原来计然的先租是晋国贵族，很可能是因为在晋国王室政权夺位的斗争中失利而流亡外地，定居于葵丘濮上(在今河南)。计然像春秋时代的许多士人一样，为了实现他的人生价值，到处游历，最终知遇于越王勾践，在当时已贫弱不堪的越国找到了他实现抱负的舞台。
计然的经济和商业理论要点，载于《史记·货殖列传》。计然曰：“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二者形则万货之情可得而观之已。故岁在金，穰(注：丰收)；水，毁；木，饥；火，旱。旱则资舟，水则资车，武之理也。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夫粜(注：卖粮)，二十病农，九十病末(注：商)，末病则财不出，农病则草矣。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则农末俱利。平粜齐物，关市不乏，治国之道也。积著(注：收购积贮货物以待机抛售)之理，务完物，勿息币。以物相贸，易腐败而食之货勿留，勿敢居贵。论其有余不足，则知贵贱。贵上极则反贱，贱下则反贵。贵出如粪土，贱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财币欲其行如流水。”
寥寥176字，涉及面之广泛、内容之丰富、论断之精辟，堪比当代一本大部头经济学著作，真是字字珠玑，掷地有声。 计然研究与指导经济和商业的核心思想是，“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真正懂得战争(包括商战)之理，最要紧的就是预作周密的准备；真正懂得经济物产之理，关键在于预测和判断什么时候最需要什么物产。“知斗则修备”是目标，是战略，是总体规划；“时用则知物”是过程，是战术，是阶段性举措。用现代经营管理学的术语，这就是“目标管理”和“过程管理”。把这两个基点掌握了，搞明白了，对市场上流通的成千上万种货物的行情就都容易预测和把握了。
计然还运用当时天文学和气候学的知识，叙述了农业生产中水旱、丰歉逐年变化的基本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天旱之年就要预备航运的舟船，洪涝之年就要预备陆行的车辆。这种反向思维正是体现了顺应事物发展变化规律的预见性，正是积储经商不可不懂的“物之理也”。
计然还从粮食市场的价格与农商关系上论述了宏观经济调控问题。他运用了价格指数的表述方法，设计了从0到100为上下限的市场粮价参数坐标。他指出：当粮价跌至20时就会伤农，就会严重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农业基础；当粮价涨至90时就会损商，就会使市场箫条和财源枯竭。只有把粮价涨落控制在一定幅度内，高不过80，低不少于30，才能农商两利，市场繁荣，财税充盈。计然在2500年前就清晰地认识到产品匮乏与过剩、通货膨胀与紧缩这种经济失衡现象的危害，把“平粜齐物，关市不乏”即调控物价、保持经济平衡、稳定财政收入，提升到“治国之道”的高度。他很可能是中国和世界上第一个运用价格指数的经济学家，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如此明确地提出运用国家的力量对经济和市场实行宏观调控的经济大臣。
白圭——全社会公认的“治生之祖”
计然、陶朱公、猗顿生活的时代，大体上相当于越王勾践在位的年代(公元前496年一一公元前464年)，正是春秋向战国过渡的时期。比他们稍晚一点，在三晋又出过一位经济与商业方面的大理论家和治
国能臣，名叫白圭。《史记·货殖列传》云：“盖天下言治生祖白圭”。“治生”指治理(管理、经营)生计(谋生之计)，后来主要指理财经商。当时天下都公认白圭是“治生之祖”，当然更是晋商之祖师了。
白圭是“三家分晋”之后魏国的开国君主魏文侯的主要辅佐大臣之一。当时魏国建都安邑(今天山西夏县北)，离猗顿致富的猗氏不远。魏文侯有两位主要辅佐大臣，一位是李悝(一作李克)，他的主要贡献是“务尽地力”，通过推行多种改革措施，千方百计提高农业生产力；另一位就是白圭，他的主要贡献在于理财和发展商业。
白圭的理论精髓是“乐观时变”，与计然的“时用知物”如出一辙，就是要善于预测和掌握不同年份的自然变化、物产丰歉与市场需求，在此基础上，采取“人弃我取，人取我予”的反向经营策略。例如，“岁熟取谷，予之丝漆；茧出取帛絮，予之食(谷)”。再如“欲长钱，取下谷；长石斗，取上种(想要多攒钱，购入低价的谷物；想要增加粮食产量，购入上等和高价的良种)”。 《史记》生动地记载了白圭平易而果断的作风；“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趋时若猛兽挚鸟之发。”这就是说，他在从事商业经营活动中，能够不怕艰苦，不图享受，与属下同甘共苦，但在紧跟时势变化、迅速把握商机方面，却能当机立断，出手之快，如猛兽猛禽扑事一般。
白圭把“治生”即理财经商提到了与政治、军事、法治同等的高度。他说：“吾治生产，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与权变，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与，疆(强)不能有所守，虽欲学吾术，终不高之矣。”他认为自己管理经济、理财经商，同商朝的宰相伊尹、周朝的开国功臣吕尚、春秋时的大军事家孙武和吴起、在秦国实行变法的商鞅一样，都属于国之大政、大任。要担当起这样的大任，必须具备智、勇、仁、强(有坚强的信念和意志)等道德品质、决策能力和良好素养。如果不具备这些基本条件，不论谁，即使想学白圭的冶生之术，他也是决不会传授的。
在这四位晋商祖师中，计然和白圭这两位本人并非商人，而是大经济学家、大商业理论家，而且都曾担任过当时诸侯国的财政预贸易大臣，直接把理论用于治国，有着为国理财和管理商业的成功实践和丰富经验，可以说是商人的导师，“下海”后的陶朱公和猗顿，则是地地道道的商人，是进行家族经营的豪商巨贾、大企业家，其中一位是从官场“下海”，一位是从“草根”起步，各有千秋，都是当时商界的超级精英。他们不但是晋商和华商的开山祖师，而且在世界古代商业史和经济理论学术史上也占有无与伦比的领先地位。
这四位商界巨子，把理财经商列入治国大道，实践和总结了“时用知物”、“乐观时变”的经营思想，在商界倡导智、勇、仁、强和饯行富而好德，在商业文化上有着明显的共同性。这并不是偶然的。他们理财之策、经商之术的根基，都在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的河东大地，他们传承的正是从尧、舜时代“日中为市”到晋国、魏国繁荣发达的商业实践中产生和积累的商业文化传统。正是这样悠久的传统和丰富的实践，孕育了这四位商界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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