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曾国藩“陶铸人才”的思相与实践
时间：2020-04-01 10:07:3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曾国藩在长期的治国理政实践中，以陶铸人才为己任，形成了一套自成体系的选拔、培养与任用人才的理论和方法，具体包括”以身作则”的转移之道、“广收慎用”的访求之法、“勤教严绳”的培养之方、“量才器使”的任用之术，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其政治思想。
关键词：曾国藩；人才思想；选用；培养
中图分类号：B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7387(2011)01-0051-03
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曾国藩认为：“治世之道，专以致贤养民为本”，“为政之道，得人、治事二者并重”把人才问题作为关系政事利钝、国家兴衰的一个关键性因素。他在长期从政治军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整套选拔、培养与任用人才的理论和方法。可以说，“‘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才’，此即其毕生学术所在，亦即毕生事业所在也”。
一、“以身作则”的转移之道
曾国藩步人翰林后，对于“士大夫习于优容苟安，榆修袂而养姽步，昌为一种不白不黑、不痛不痒之风”的现象“痛恨次骨”。道光三十年(1850)三月初二，曾国藩呈奏《应诏陈言疏)，大胆陈述其“为政在人”的政治主张：“用人、行政，二者自古皆相提并论。……今日所当讲求者，惟在用人一端耳”。并且提出了“转移之道”、“培养之方”和“考察之法”。
所谓“转移之道”，他主要针对京官办事之“退缩”和“琐屑”、外官办事之“敷衍”和“颟预”而言。曾国藩指出：“有此四者，习俗相沿，但求苟安无过，不求振作有为，将来一有艰巨，国家必有乏才之患”；而解决的办法“莫若使之从事于学术”，倘要使人才都知好学，又必须自君主以降，皆以身作则。“乃能操转移风化之本”Cq。值得一提的是，曾国藩认为“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非特处高明之地者然也”，换言之，不仅仅是君主，京官、督抚和州县等大小官员，凡是持有一定的政治权力者，都是责无旁贷。他早期在《原才》里写道：“风俗之厚薄奚自乎?白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已。……此一二人者之心向义，则众人与之赴义；一二人者之心向利，则众人与之赴利LQ。”这实际上表明了人才对于移风易俗具有极端重要性。“一省风气系于督抚、司道及首府数人，此外官绅皆随风气为转移者也m。”政治上居高位者若要使人才当路在势，则必须以身作则，率先垂范，担负起培养提拔人才的重任：具有封建道德的“贤人”，更要感化乡里，扭转风俗，“有一二人好学，则数辈皆思力追先哲；有一二人好仁，则数辈皆思康济斯民”，这样“以下之效之者速而且广”，而且不过数年，一定“有体用兼备之才，彬蔚而四出，泉涌而云兴Lq。”尤其是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以后，面对严重的统治危机，曾国藩呼吁封建地主阶级重视人才问题。他曾对胡林翼说：“侍与公之力所能勉者，引用一班正人，培养几个好官以为种子”m，如果能“引出一班正人，倡成一时风气”，可以说是以图报国了。曾国藩首先“自立准绳，自为守之”，并约胡林翼、罗泽南等同志者“共守之,,llOJ，讲究气节，崇尚操守，标榜道德，上行下效，蔚为风气。
二、“广收慎用”的访求之法
鸦片战争以后，面对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曾国藩把扭转时局的希望寄托在少数人才身上，称“非得忍辱负重之器数十人，恐难挽回时局”。对于“忍辱负重”人才的访求，曾国藩主张“官绅并重，江楚并用，取之欲广。用之欲慎”Cq，“采访宜多，委用宜慎”。一方面人才需要进一步的发现与挖掘，如果有人“求之”，则“足为国家干城腹心之用””；另一方面“百长并集，一短难容”的人才又难以存在，因此要衡才不拘一格，论事不求苟细，“无因寸朽而弃连抱，无施数罟以失巨鳞。”
关于访求人才的原则与方法，曾国藩曾在日记中写道：“采访如鸷鸟猛兽之求食，如商贾之求财；访之既得，又辨其贤否，察其真伪凹。”如何“辨其贤否，察其真伪”，则主要以德才作为衡量标准。他认为，德与才“不可偏重”，但在实际中强调德为本，才为用。二者关系不可倒置。“譬之于水，德在润下，才即其载物溉田之用；譬之于木，德在曲直，才即其舟揖栋梁之用。”又说：“德若水之源，才即其波澜：德若木之根，才即其枝叶凹。”由此出发，他根据德才的优劣长短，将人区别为近于愚人者与近于小人者、官气较多者与乡气较多者、高明者与卑琐者等，并根据时代需要与人心趋向，始终把延揽人才作为成就大事的第一要义。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求人之道要像“白圭之治生，鹰隼之击物”，不得到绝不罢休，又要像“蚨之有母，雉之有媒，以类相求，以气相引”，这样才能“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凹，在不分区域、不拘身份、不限资地的“广收”的基础上，同时要辨别真伪与贤否，“惟于广为延揽之中，略存崇实黜华之意”，
曾国藩在京为官时，就“留心人物；出事戎轩，尤勤访察”11q；在湖南办团练之际，虚已倾心，招贤纳俊，故“山野材智之士感其诚，莫不往见，人人皆以曾公可与言事”凹：在湘军出师东征前，又声称：“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横行中原，赫然奋怒，以卫吾道者，本部堂礼之幕府，待以宾师叩q：在署两江总督后，即颁布第一道告示<谕江南北士民》，其中一条便是令绅民保举人才，“以两江之才，足平两江之乱”pJ。湘军攻克安庆后，为在“嘉惠寒士”之中“识拔才俊”，他决定修建试院；收复南京不久，又委派专员兴修江南贡院，并奏请朝廷举行江南乡试，一时间“两江人士，闻风鼓舞，流亡旋归，商贾云集”叫。在直隶总督任上，曾国藩一方面将涵盖尽职、廉俭、爱民、扩才等内容的(劝诫浅语十六条>颁发给各级文官武吏，一方面又专门制定了工作条例<直隶清讼事宜十条》和奖惩条例(直隶清讼限期功过章程)，“分饬各属访举贤才，加以奖借，冀伸正气而化刁风”pq。这些举措使地方吏治呈现出新的起色，也更大程度上为朝廷招揽人才扫除了障碍。据容闳统计，前后聚集于曾国藩“大营中者不下二百人”，“凡法律、算学、天文、机器等等专门家，无不毕集，几于举全国人才之精华”。
三、“勤教严绳”的培养之方
在人才的发现和造就上，曾国藩概括为“广收、慎用、勤教、严绳”八个字和“访察、教化、督责”三条，内容大同小异，都是把人才的培养放在重要位置。关于教化，曾国藩的观点是：“教者，诲人以善而导之，以其所不能也：化者，率之以躬，而使其相从于不自知也”，简单地说就是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所谓严绳，即是严加督责，曾国藩比喻成“商鞅立木之法，孙子斩美人之意”，有如“干金在前，猛虎在后”pQ，既要诱之以利，又要惩之以威。
在<应诏陈言疏》里，曾国藩具体提出了培养的四种方法，即教诲、甄别、保举、超擢，并形象地把培养人才比喻为种植禾稼：“人才譬之禾稼，堂官之教诲，犹种植耘耔也：甄别则去其稂莠也；保举则犹灌溉也；皇上超擢。譬之甘雨时降、苗勃然兴也”pq。教育引导、奖优罚劣、推荐委任、破格提
拔这四条方法。即是培养人才的基本要点。曾国藩尤为重视“教诲”与“甄别”，强调小至修身为学，大至治军济世，都要训饬告诫，严师管束。在他看来，“天下无现成之人才，亦无生知之卓识，大抵皆由勉强磨炼而出”pQ。曾国藩把天下大事分为兵事、饷事、吏事、文事四端，实则文武两途，其对人才的陶冶、磨练也可划分为武将、文臣两种办法。
对于武将的培养，曾国藩主要采取言传身教和通信、批牍等方式，以其才识和道德去训导、熏陶人才。正如他在同治五年(1866)所总结的：“臣昔于诸将来谒。无不立时接见，谆谆训诲，上劝忠勤以报国，下戒骚扰以保民。别后则寄书告诫，颇有师弟督课之象。……各将士谅臣苦衷，颇有家人父子之情Lq。”在文员的培养上，曾国藩利用了幕府制度。在幕府里，曾国藩不仅亲自以封建道德观去感化与培育屑下，而且要求他们以塾师和兄长的身份去“潜移默化’’人才。]司治七年(1868)四月二十二日，他在给丁日昌的信中说：“局中各员臂犹弟子，阁下及藩司譬犹塾师，勖之以学，教之以身，诫之以言，试之以文，考之以事，诱掖如父兄，董督如严师”pq，可以说这是对幕僚的基本要求，也是其幕府的要旨所在。由于曾国藩的修身垂范，其屑下受益者甚多，“如薛福成、吴汝纶辈，其立身处世，均传文正之精神。……张裕钊、黎庶昌之伦，于治学修身之道，均无不守曾公之家法也”p50。在两江、直隶总督任内，曾国藩以选拔和作育各级吏治人才为重点，对吏治进行了集中整饬，提出了诸多富有创见的用人标准和治吏原则。并在实践中大胆运用，给后世留下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四、“量才器使”的任用之术
曾国藩生当封建社会末期，声称：“吾辈所慎之又慎者，只在用人二字上，此外竟无可着力之处pq。”具体如何用人。他明确表示：“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世不患无才，患用才者不能器使而适宜叫。”其幕僚薛福成也说过，曾国藩“取入，凡于兵事、饷事、吏事、文事，有一长者，无不优加奖借，量材录用”，”：
人才因其资赋、志趣、历练、专长而各有不同特点，所以曾国藩主张用人须不拘一格，处事不求全责备，而应根据个人才能的高低、大小适当地予以安排，就像使用器具一样，要因才适用，各得其所。曾国藩依照各人的特点与优势，恰如其分地加以推荐与任用。早在道光年间，他就向咸丰帝举荐五人，称：“李棠阶以学政归家，囊橐萧然，品学纯粹，可备讲幄之选：吴廷栋不欺屋漏，才能干济，远识深谋，可当大任；王庆云闳才精识，脚脚踏实，可膺疆圉之寄；严正基洞悉民隐，才能济变；江忠源忠义耿耿，爱民如子p，20。”实践证明，这些举荐之员确实“足任大事”，颇孚人望。在其幕府初创时期，对于慕名投效者，曾国藩总会亲自接见，细心度量：文学优长者办理文案，讲习性理者采访忠义，学问渊博者校勘书籍，气宏血性者令其领兵打仗，胆小心细者令其筹办粮饷。经过较长时间的观察使用，再根据具体情况保以官职，委以重任：对长于治军者，安置到营务处，以作将才之后备；对精于综核者，安置到粮台、转运局或筹饷局，以习理财、运输、筹饷之事项；对善于创造者，安置到制造局，以为造船制炮之需用，目的都在于使他们才尽其用，用其所能。黎庶昌对此评价说：曾国藩“开诚心，布公道，囊括天下之才，而各任其器能”LuJ。那些从幕府出身的幕僚，或官居要津。或独任封疆，“疆臣阃帅，几遍海内”，成为忠实贯彻其思想政治路线的”种子”。难怪清末文人夏震武会说：哨[十年来朝野上下所施行，无一非湘乡之政术、学术也凹。”尤其是咸丰末年以后，曾国藩大力推荐幕僚到巡抚、提镇、按察、布政等各级职位。例如：举荐江忠源为安徽巡抚，胡林翼为湖北巡抚，沈葆桢为江西巡抚；以“劲气内敛，才大心细”举荐李鸿章为江苏巡抚，以“深明将略，度越时贤”保奏左宗棠帮办军务，以“取势甚远，审机甚微”举荐为浙江巡抚。各级官吏凡“出自曾文正门下者皆比较正派”pq，上任后都能转移风气、刷新吏治。自此以后，以曾国藩为代表的地方督抚专政的局面大致形成，他们也成为了左右清廷的一支重要政治力量。
参考文献：
[1]P)[14)C2叼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日记一)，岳麓书社 1987年版，第681、683、516、516页。
C2)曾国藩：《曾国藩全集，日记二》，岳麓书杜1988年版， 第740页。
[3]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第640页。
(编校：余学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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