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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的树人育才之道及其当代启示

    时间:2020-04-01 10:07:3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摘 要:曾国藩的树人育才、识人用人之道,对中国近现代一大批军政人才的培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内容包括:首先,“凡将相无种,圣贤豪杰亦无种,只要人肯立志,都可以做得到的”,关键在“以有恒为主”、勤劳习苦、谦谨、明强。第二,用兵行政,以选拔人才为第一义,而“人才以陶冶而成”,应十分耐心地去访寻发现人才,培养教育人才,并善于使用人才。第三,人才随风气为转移,应以身作则地去带头转变社会风气,为人才的大批涌现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曾氏的这些思想,对我们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仍有着重要启示。

    关键词:曾国藩;树人育才;立志有恒;知人善任;转移风气;当代启示

    作者简介:彭大成,湖南师范大学期刊社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湖南 长沙 410081)

    曾国藩(1811-1872,原名子城,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县人,现为双峰县)为晚清时期的“中兴名臣”,当时被誉为“立德立功立言并三不朽”的完人。尽管对其政治评价目前仍有很大争议,甚至贬议更多,但是,其一生事功学问所蕴含的巨大传统文化价值,却对中国近现代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特别是他的树人育才、识人用人之道,对中国近现代一大批军政人才培育的影响尤为巨大,至今仍有重大的启示意义与借鉴作用。本文拟对曾国藩的树人育才之道,作一初步探析。

    一、“将相无种”,贵在“立志有恒”

    曾国藩一生高度重视人才对国家治乱兴衰的重要性,曾多次明确指出:“国家之强,以得人为强。”{1}“凡国之强,必须多得贤臣。凡家之强,必须多出贤子弟。”{2}而有贤能的人才是从哪里来的呢?曾国藩认为,人才既不是天生的,也不是命中注定的,而完全是来自人的后天刻苦学习与努力奋斗。他从自己的成长经历中深刻地体会到:“凡将相无种,圣贤豪杰亦无种,只要人肯立志,都可以做得到的。”{3}他为湘乡东臬书院题写的对联,再次表达了这一思想:“涟水湘山俱有灵,其秀气必钟英哲;圣贤豪杰都无种,在儒生自识指归。”{4}这种思想是对中国封建社会长期流行的“天命论”与“血统论”(如“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等)的公开否定。据史料所载,曾国藩原本天赋并不高,用梁启超的话说,曾氏在“并时诸贤中最称钝拙”,但“其一生得力在立志,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千百险阻而不挫屈;铢积寸累,受之以虚,将之以勤,植之以则,贞之以恒,帅之以勤,英猛精进,艰苦卓绝”{5}。曾氏一生的成功,的确是得之于“立志有恒”。他正是把这一点看做是任何人想要成才成功的第一步。他说:“譬之树木,志之不立,本则拔矣。是知千言万语,莫先于立志矣。”{6}他在青年时代就以“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但问耕耘”的箴言自勉,立志做一个“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7}。为此,他立誓以“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以后种种,譬如今日生”{8}的决心,“彻底荡涤”自己的各种私欲杂念与缺点错误,并自改其名为“涤生”,即取“荡涤更生”之意。为了诸弟子姪们都能成才,曾国藩谆谆教导他们说:“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9}他还说:“学问之道无穷,而总以有恒为主。”{10}“人而无恒,终身一无所成。”“望尔等于少壮时,即从有恒二字痛下工夫。”{11}

    曾国藩认为培育人才的根本要素,就是要“立志”、“有恒”,他上面提到的“第二要有识”,即知识与学问的积累也是“总以有恒为主”,可见他对“有恒”的高度重视。同时,他还提倡人才必须具有勤劳、谦谨、节俭、清廉、倔强、明白等多种美德。他曾专门刻“劳谦君子”{12}印章一枚,赠给其九弟曾国荃,勉励他“宜刻刻勤劳,如农之力穑”{13}。曾国荃正是在他的直接精心培育下,成为著名的湘军悍将,立下攻克天京之大功,位至巡抚、总督之职。曾国藩还反复教导曾国华、曾国荃诸弟说:“教训后辈子弟,总以‘勤苦’为体,‘谦逊’为用”,“谦者,骄之反也;勤者,佚之反也。‘骄奢淫佚’四字,惟首尾二字,尤宜切戒!至诸弟中外家居之法,则以‘考、宝、早、扫、书、蔬、鱼、猪’八字为本,千万勿忘!”{14}“家中无论老少男妇,总以习勤劳为第一义,谦谨为第二义。劳则不佚,谦则不傲,万善皆从此生矣。”{15}他在临终之前,还给其子纪泽、纪鸿留下这样的遗言:“习劳则神钦。凡人之情,莫不好逸而恶劳……人一日所着之衣所进之食,与一日所行之事所用之力相称,则旁人韪之,鬼神许之,以为彼自食其力。若农夫织妇终岁勤动,以成数石之粟数尺之布,而富贵之家终岁逸乐,不营一业,而食必珍羞,衣必锦绣,酣豢高眠,一呼百诺,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许也,其能久乎?”{16}这说明,曾氏主张的“勤劳”,已初步包含了“劳动者得食”,“不劳者不得食”,坚决反对“不劳而食”的社会寄生虫的思想。这虽是曾氏的家教思想,但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人才成长的第一环境,无疑也与整个社会人才的培育有着密切的关系。正是在曾国藩严格家教思想的长期培育下,曾氏家族不仅产生了像曾国荃这样能征善战的湘军名将,也产生了像曾纪泽这样捍卫国家主权的著名外交家,曾纪鸿这样的著名数学家,以及曾氏后人中的一批著名教育家、学者、教授等。

    曾国藩还提倡人必须有倔强之气,“以明强为本”。他说:“吾家祖父教人,亦以‘懦弱无刚’四字为大耻。故男儿自立,必须有倔强之气。”{17}他还说:“至于担当大事,全在明强二字。《中庸》学、问、思、辨、行五者,其要归于愚必明,柔必强……凡事非气不举,非刚不济,即修身齐家,亦须以明强为本。”{18}他还对刚柔、强谦之道,作了这样颇有辩证法的发挥:“近来见得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可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刚非暴虐之谓也,强矫而已;柔非卑弱之谓也,谦退而已,趋事赴公,则当强矫,争名逐利,则当谦退;开创家业,则当强矫,守成安乐,则当谦退……若一面建功立业,外享大名,一面求田问舍,内图厚实,二者皆有盈满之象,全无谦退之意,则断不能久。”{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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