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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禅之名:解读《达摩流浪者》中的禅宗思想

    时间:2020-04-22 05:16:0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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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美国作家杰克-凯鲁亚克的小说《达摩流浪者》是其继《在路上》之后的又一力作,小说借用了禅宗思想这一与西方传统思维方式迥异的参照体系,试图将之树立为社会的主导思想,以填补西方世界在失去基督教取向后的信仰真空,并希望通过参禅彻悟来引导牟屈在物质世界的人们获得灵魂的救赎。同时,凯鲁亚克在禅宗和基督教二者之间的取舍与摇摆对其超越自我、体味当下有着十分深远的意义,深刻地影响了他的写作态度和生活方式。

    关键词:凯鲁亚克;迭摩流浪者;禅宗思想

    中图分类号:B94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0)11-0131-03

    《达摩流浪者》是凯鲁亚克继《在路上》之后的又一力作,这部小说创作于1957年底,此时的凯鲁亚克研习佛教已有三年之久。他不仅深入地研究过德怀特·戈达德所编著的《佛徒圣经》,还直接攻读了包括《金刚经》、《楞严经》、《楞伽阿跋多罗宝经》等在内的诸多佛教原典,对佛教与禅宗的思想已经是相当稔熟。因此,相对于《在路上》而言,这部无论是在故事情节方面抑或是在叙事风格方面都与之类同的小说,少了对酗酒、吸毒的描写,多了对禅诗、禅理的讨论:少了面对良莠不齐的社会思潮时的茫然无措,多了对达摩禅理的坚定追寻。作为一个“垮掉派的参禅者”,凯鲁亚克在这部《达摩流浪者》中,不仅在卷首语上明确地写道:“谨以此书献给寒山子”,在此后的行文中更是极力地以类似于佛教寓言的方式来表达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和感悟以及对禅宗境界的追寻。因此,理解这部作品和其中的禅宗思想,对理解凯鲁亚克的宗教信仰的转变及其创作风格的转变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作为一种异质文化,禅宗思想之所以能够成功的进入美国文化系统并使得包括塞林格、凯鲁亚克、金斯伯格在内的许多作家将之或明晰或隐晦的化入自己的作品之中,形成所谓的“禅佛教热”,不外乎是客观因素与主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从跨文化交往的维度来说,最早进入美国人视野的日本禅宗不仅具有着日本的生活方式,反映了印度的神秘主义和中国道家对于自然性和自发性的热爱,并贯穿了孔子思想的实用主义,最为重要的是,它还穿插了西方哲学和心理学的内容。比如在美国个人影响最大的禅学大师铃木大拙就曾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来研究禅宗思想。特别地宣扬了禅宗中所蕴含的人本主义精神,美国人评价他“对心灵内知有惊人的成就”、“能洞见到离言绝让的真实心体”,可以说以铃木大拙为代表的这种禅宗信仰正是为出口西方而“事先做好的包裹”,这一事实使得它在进入美国文化系统之后,与其中已存的有助于接受它的观念或实践。比如超验主义运动以及后来在科学相对主义中兴起的抽象化、实验化哲学等等,在思想来源、理论主张等方面具有了很强的相容性。,

    禅宗思想之所以对凯鲁亚克具有吸引力,当然与其本身原有的宗教信仰是息息相关的,例如佛教认为人生是充满苦难的。这种观点与其原先的天主教信仰里认为人生痛苦不可避免的观点不谋而合,深受天主教传统影响的凯鲁亚克对此颇有感触。然而凯鲁亚克之所以选择禅宗思想。最为关键的则是在文化相遇时和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垮掉的一代’,对它的需求。我们知道,“禅”在本质上是一种洞察人类生命本性的艺术。它能够指出从奴役到自由的道路,而这对沉溺于物质享受和欲望诱惑的美国社会来说。无疑有着当头棒喝的作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社会是被批评家们称为“趋习随俗”的时代,人们热衷于“美国梦”的实现,就像米尔斯在《白领阶层》中所描述的:美国人更像是“高兴的机器人”,他们不仅与环境和社会离异,也与自身的功能和需要离异。绝大多数美国人在“廉价的幸福”和“崇高的痛苦”之间选择前者,将生存的悲剧性悬置起来。“Tii百作为生活在社会边缘的流浪汉。凯鲁亚克不愿意在物欲横流的岁月成为金钱与物质的奴隶,边缘化的状况把他引向了禅宗,他希望借助这一与西方传统思维方式迥异的参照体系,能够在无边际的、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中找寻到自己的依托,从而摆脱B益显露的文化焦虑。诚如约翰·泰特尔在解释这一现象时所说:“对许多垮掉派作家而言,佛教成了精神稳定的形式。他们学习东方思想的各种流派变成既是他们从西方思想感情的习惯中解脱出来的手段,又是使他们走出自我困境的方式”。∞因为作为个人,他需要释放被压抑的自我,作为孤独的反抗者,他又需要来自精神方面的支持,禅宗对个人情感的重视,对权威的消解恰恰满足了他的这种需求。如同保罗?古德曼于1970年在《新改革》中所论述的那样,六十年代更为深刻的反叛是精神和宗教上的反叛。只有借助基督教以外的力量才能与传统对抗,平复精神领域的不满。

    在《达摩流浪者》中,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小说的主人公贾菲·赖德已经不像《在路上》里的狄安·莫利亚蒂那般疯狂和空虚,而是以贴近自然的生活和深邃的佛禅思想来陶冶着自己。从而具有了一种平和而深沉的内在力量。除此以外,从《在路上》中的追随者萨尔·帕拉迪斯到《达摩流浪者》中悟道的雷蒙·史密斯,我们也可以明显地看出凯鲁亚克在思想和精神状态上的巨大变化,正如他自己后来所说,他“作为一个狂热的嬉皮士终于在佛教冥想中冷静下来”。而雷蒙从一开始坚信“万事万物只是空与觉”,到后来领悟到作为世界的一份子必然要承受对世界的付出,他的思想轨迹的演变同样也象征着凯鲁亚克思想状态的转变,清楚地体现出他希望把理想主义的“空”和哲学思索的“空”落到真正需要承担的当下中来,冀望于将佛教爱好者的虚无主义思想改造为一种悲天悯人的宗教情怀。通过对禅宗的体悟来“驱赶世界和城市的邪恶,找寻自己纯净的灵魂”,而后将自己的领悟分享给所爱的人,分享给所有的“有情”。帮助他们涤荡灵魂中的污秽,抗击势利虚荣、无聊浮躁等现代社会顽症。

    而这也恰恰表明了凯鲁亚克在成功的冲击了主流的价值观,动摇了美国的清教徒传统之后,积极地倡导将禅宗思想树立为社会的主导思想的意向。《达摩流浪者》在第十七章有这样一段象征性的文字:“在抄小路从拉斯克鲁赛斯直奔阿拉莫戈多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奇怪的景象:阿拉莫戈多山脉上方的浮云化成一行字。写着‘这里。一切存在皆无可能”’,此处所提到的阿拉莫戈多正是第一颗原子弹试爆的地点。原子弹的爆炸所带来的生灵涂炭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残酷,动摇了统治美国已达两百年之久的新教伦理,更是将基督教所宣扬的“互助友爱”的精神轰炸的荡然无存。在旧的信仰日趋瓦解之时,凯鲁亚克极力的试图以禅宗思想来填补这一信仰的真空,所以他在小说中通过对寒山子形象的塑造,不遗余力地去凸显自己的这一意图。铃木大拙曾经说过:“禅宗无视保守主义、形式主义、公式主义,即任何约束和限制的东西,禅宗象征着自由”。在小说中。寒山子就是绝对自由的化身,象征着雷蒙与贾菲两个人都渴望达到的大彻大悟的境界。贾菲热衷于翻译寒山子的诗作。

    并坦诚地说:“我景仰寒山子,还有就是他过的是一种孤独、纯粹和忠于自己的生活”。实际上,小说中的寒山子有些类似于《荒原》中的“荒原”或者《变形记》中的“甲壳虫”,并不代表具体的物象,而只代表着一种心境或者精神状态。只是“荒原”和“甲壳虫”意味着异化和孤独。而寒山这一符号却具象化了诗人的自我拯救,表明了自我与环境、他我与自我的和谐,意味着物我同一,象征了去除“我执”之后的绝对的灵魂自由。小说中援引了寒山子的《山中》一诗:“山中何太冷,自古非今年。沓嶂恒凝雪,幽林每吐烟。草生芒种后,叶落立秋前。此有沉迷客,窥窥不见天。”在这首诗里,寒山子将一个象征着形单影只,疏离于社会的人符号化为一位具有内省精神的“沉迷客”。而他这种深得凯鲁亚克所尊崇的保持了心灵的空灵自由,即《金刚经》所说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从感性的世界中体悟到缘起性空、迁转流变、当体即空的宇宙之无常的方式,正与“垮掉的一代”在精神上倾向于原始主义,即把自身从社会的桎梏中解脱出来,恢复原初本性。追求纯净与宁静的本源心性的理想是不谋而合的。

    但是从《达摩流浪者》面世之后的反响来看,凯鲁亚克的努力并没有成功。因为在失去了基督教取向后的西方,凯鲁亚克等人只是把禅作为反科学、非理性和直觉主义的古典模式,希望由此引导人们回归人性和自然,在这里禅宗思想是作为一种拒绝美国生活之路的有效模式出现的。所行使的也只是“非宗教”的精神寄托这一临时功能,这使得人们很快就感到索然寡味并将兴趣集中在金钱、毒品与性这些并非西方所独有的欲望之上。正如后世的加拿大学者约瑟夫·希思和安德鲁·波特在他们论述反文化的著作《反叛的兜售》中所指出的那样,对于普通人来说,没有谁会去关心凯鲁亚克或者金斯伯格的禅宗思想或者披头士乐队的印度教思想到底是不是正确的,因为至关重要的是他们的感觉,那种感觉能让他们逃避压抑的主流文化。从而去为自己的灵性和抗议寻找新的出口。和普通人一样,对于凯鲁亚克来说,欲望是脆弱的泥潭,他所过的这种始终“在路上”的浪荡生活使得他终将告别禅思,最终回转到自己的基督教轨道上去。

    于是,在这部通篇充满佛禅色彩的《达摩流浪者》里我们发现,作者将佛祖与基督相混同的例子俯拾即是。甚至当贾菲问及雷蒙是否喜欢基督的时候,他居然答道:“我当然喜欢。何况有些人甚至说他就是弥勒佛——个根据预言会继释迦牟尼之后来到世上的佛。在梵文里,弥勒的意思就是‘爱’,而基督的一切教诲也可以归结为一个爱字”。而在小说的结尾处,凯鲁亚克更是巧妙地使用了这样一个隐喻:当雷蒙结束在孤凉山六十三天的冥思参悟之后,对着小屋和山峰微微一笑,转过身,走下山径,往世界回转去。这让我们不禁想到《圣经》中摩西在西奈山上坐了四十天。然后带着与上帝之约下山;耶稣在旷野经受了魔鬼四十天的诱惑,最终为圣灵所充满的故事。而这一隐喻也恰恰暗示了凯鲁亚克在禅宗与基督教二者之间经过摇摆和取舍之后的最终选择。

    尽管凯鲁亚克曾不止一次地说过,佛教特别是印度古代佛教“影响着我作品中的那些内容是宗教的、炽热的或者虔敬的那部分,其影响程度几乎和天主教一样”。”但是在事实上,诚如金斯伯格所指出的那样:“凯鲁亚克所探索的并不是同法裔加拿大人或是西方思想背道而驰的什么古怪的东方思想。在西方和东方一样,他是在探索思维本身的基础,不同的是他认为佛教的阐述要较西方的一神论的阐述要复杂的多”,在凯鲁亚克看来,佛禅的精神理念只是一种值得追求的精神境界,刻意地去追问西方基督教的圣方济各教徒的苦修和东方佛教的托钵僧的行脚到底有何不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他既坚信自己是一个有着佛性的“禅疯子”,同时又执着的认为自己“事实上不是垮掉的,而是奇特的孤独的疯狂的天主教神秘主义的”。所以,对于凯鲁亚克来说,他对佛教的信仰,将不可避免的受到其基督教信仰的左右。

    美国禅学者阿兰·瓦茨在其著名的随笔《垮掉禅。传统禅和禅》中曾经说过:“那些被禅所吸引并能深刻理解它的西方人必须具备这样一种不可或缺的资质:他必须彻底理解自身的文化背景,这样他才不会在潜意识里被这种背景影响而摇摆不定,他必须真正地和上帝耶和华以及他的希伯来——基督教意识达成协议,这样他才能毫无恐惧和背叛地接受和拒绝;同样,他也必须消除证明自己的欲望”。作为反例,他特地的举出了以凯鲁亚克为代表的“垮掉禅”,在他看来,“他们大部分都像是另一种形式的基督徒,投向别的看似比基督教超自然主义更加可信的哲学,从而继续对基督圣迹的追寻”。诚如所述,在这部《达摩流浪者》中,我们感受到的最多的正是凯鲁亚克在禅宗和基督教二者之间的摇摆不定之后对禅宗思想的背弃。我们知道,从本质上来说,基督教和禅宗最主要的区别在于:前者是通过崇拜超自然的神灵,来实现某种目的或者现实的永恒幸福,它主要依赖于神的拯救;后者则是通过个人进行身心的修炼,以达到生命的超越或心灵的解脱为主旨,它更注重的是对自力的开发。小说中凯鲁亚克提出了具有鲜明的禅宗特色的“背包革命”,期待着“将有数以千记甚至数以百万计的美国青年,背着背包,在全国各地流浪,他们会爬到高山上去祷告,会逗小孩子开心,会取悦老人家,会让年轻女孩爽快,会让老女孩更爽快;他们都是禅疯子,会写一些突然想到的,莫名其妙的诗。会把永恒自由的意向带给所有的人和所有的生灵”。我们发现,他所谓的“背包革命”,正是一场以自我的行动去体悟道,来认识自我和世界并向人的本原形态回归,将理想主义和哲学思索的“空”落到真正需要承担的当下中来的活动。

    然而,这场活动赖以存在的前提却依然是“向上帝(观世音)祈祷,求他赐给我足够的时间,智慧和能力,好让我把自己所领悟到的,清楚地分享给我认识的所有人(我迄今都没能做到这一点)。让他们从此不再那么绝望无助”,其最终的目的却仍旧归于“愿主赐福给所有身在酒吧滑稽剧和坚定的爱之中的人,赐福给那倒悬在虚空中的一切”。我们知道。基督教的上帝信仰是设定在世界之外之上的,是物质世界之外的另一个具有精神实体性的世界。禅宗的禅的理想则是向内求索的一种生命境界。凯鲁亚克虽然需求禅宗的开悟,然而他更需要的仍旧是来自自己始终无法背弃的上帝的应许和赐福。归根结底,虽然有着禅宗的外表,凯鲁亚克走的还是基督教的老路。他根深蒂固的基督教信仰决定了哪怕在他对佛教兴趣最浓的时候,也还是希望有一个由实体的上帝在主宰所有的客观事物,所以他在肯定现实利益的同时否定着一切世俗权威,只希望藉助一种超越世俗却为世俗所希望的“设定的存在”来弥合肉身与灵魂的裂痕,从而告别海德格尔所说的“无神的黑暗”。正因为而佛教始终无法为凯鲁亚克提供一种像基督教那样有实体的上帝,所以它不可避免的被他所背弃。也许真正的事实正如安·查特斯所描述的那样:“凯鲁亚克生来就是个天主教徒,是作为天主教徒抚养长大的,死也是个天主教徒,他对佛教的兴趣因为他为自己本质上稳定的宗教情绪找到一些不同的宗教因素,仅仅这样,持续了一段时间,他是个自学成才的佛教学生”。

    其实,贯穿《达摩流浪者》始终的既不是禅宗,也不是基督教,而是凯鲁亚克努力寻找生活的意义。这样的问题,在各色宗教的迷宫中都可流连一番,只不过根植于东方文明的佛教的神秘感,尤其令他好奇。对他来说,生活的目的就是生活本身,生活比佛理错综,也比教义纷乱。他的谈佛谈禅,其实只是在谈自己:从各种角度看到生活的不同侧面。解决自己的人生疑问。求学问道从来不是只有我们东方文化主流中正襟危坐这一种模式,强调个人价值,追求个人自由才是美国文化的根基,达摩流浪者们修禅也并不是要彻底拒绝社会,而只是拒绝随大流的社会,以寻找一种自然的社会,他们心中没有必然要成佛的执念,没有为摆脱烦恼和生死而刻意修行的挂碍,他们所求的不过是禅宗思想给予他们的自由和宁静,他们只是想从个人体验之中获取人生的意义。在这一点看来,以凯鲁亚克为代表的“垮掉的一代”是很严肃的,并非充满敌意和不负责任的。然而,身体的自由和心灵的自由恰成反比,这使得他们藉以拯救自己的禅同时成为其逃避和堕落的借口,虽然禅宗作为返璞归真的生活哲学对西方人有着很大的作用,但对于他们来说。重建按照智力标准来规范的生活,却始终是其不可磨灭的需要,禅宗思想终归会被西方人重新纳入自己新的辩证法和新的轨道。

    责任编辑 肖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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