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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国藩家族与近代中国的儒耶对话

    时间:2020-04-23 05:17:2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摘 要:曾国藩家族成员作为曾子后裔,一直以捍卫儒学为己任。但是,在太平天国运动之后,基督教却逐渐嵌入以儒学为治家之本的曾国藩家族。辛亥革命之后,曾国藩家族出现了第一批“叛教者”,他们背离儒教,纷纷受洗入教。他们利用自身扎实的儒学背景,使得曾國藩家族内部出现儒耶合流与互补的现象。此举既是基督教本色化的表征,更是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的典范性尝试。

    关键词:曾国藩家族;基督教;儒耶对话

    以孔门弟子自居的曾国藩家族,为秉持儒家学说、塑造清廉家风,曾立下祖训:“不信僧道,也不许唱戏饮酒,赌钱打牌。”①曾国藩也曾以“八字三不信”教育子弟:“八者曰:早、考、扫、宝、书、蔬、鱼、猪;三者:曰僧巫、曰地仙、曰医药,皆不信也。”②但是,在辛亥革命前后,曾国藩家族中出现了一股背儒入耶的风潮,不少成员纷纷受洗入教,由孔门弟子转身成为耶教门徒。因此,曾国藩家族成员与基督教接触甚至受洗入教一事,堪称是近代中国儒耶对话的经典案例。

    一、曾国藩、曾纪泽父子的基督观

    中年以前的曾国藩志在修习义理之学,并不热衷于洋务,遑论当时被视为“洋教”的基督教。1854年2月25日,曾国藩发表《讨粤匪檄》:“粤匪窃外夷之续,崇天主之教。自其伪君伪相,下逮兵卒贱役,皆以兄弟称之。谓惟天可称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农不能自耕以纳赋,而谓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买以取息,而谓货皆天王之货;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新约》之书。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原!”③因此,曾国藩甚至告诫曾国荃等人:“既已带兵,自以杀贼为志,何必以多杀人为悔?此贼之多掳多杀,流毒南纪;天父天兄之教,天燕天豫之官,虽使周孔生今,断无不力谋诛灭之理。既谋诛灭,断无以多杀为悔之理。”④

    当然,《讨粤匪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曾国藩有意歪曲基督教的产物,其意在争取当时的士绅以对抗太平天国运动。因此,1862年,曾国藩去函王家璧时特意检讨其在《讨粤匪檄》中文过饰非的问题,并进一步批评反教者借助《讨粤匪檄》制造教案:“昔年所作之檄文,偶及粤匪之教,天父天兄,昆父祖母,大紊伦纪,文字粗浅,不足称述。近乃有好事者,为檄痛诋天主教,词旨鄙秽,展转传播,颇滋事端。璧意我苟求胜于彼,不必锱铢较量,尤不在语言文字——今审时量力,茫无足恃,一时快意,不过扬汤止沸,将来招侮,仍不免掩耳盗铃。”⑤

    随着曾国藩对基督教认识的不断加深,其逐渐分清天主教和基督教之间的差异,甚至对于世界大势(佛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源流与现状)都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但仍未曾丝毫改变其作为孔门弟子的立场。1867年,曾国藩写道:“查天主教之始专以财利餂人,近日外国教士贫穷者多,彼之利有所不给,则其说亦将不信。自秦汉以后,周、孔之道稍晦,而佛教渐行。然佛教兴于印度,今日之印度,则所从回教,而反疏佛教。天主教兴于泰西,今日之泰西,则另立耶稣教,而又攻天主教。可见异端之教,时废时兴,惟有周孔之道,万古不磨。”⑥同时,曾国藩建议朝廷改革,使“修政齐俗,礼教昌明”。如此,纵令传教士如何开拓传教,终难有信奉者。不过,紫山川崎三郎却据此认为曾国藩对于来华传教士“持不偏不倚的见解”,持论最为平正⑦。

    晚年曾国藩承认天主教的教义在于劝人为善,并在奏折中特意指出:“天主教本系劝人为善,圣祖仁皇帝时久经允行,倘戕害民生若是之惨,岂能容于康熙之世?即仁慈堂之设,其初意亦与育婴堂、养济院略同,专以恤穷民为主,每年所费甚巨,彼以仁慈为名,而反受残酷之谤,宜洋人之忿忿不平也。”⑧因此,此时的曾国藩对于基督教的认识已经日益客观化,也是一种典型的“去妖魔化”的渐进式过程,而远非《讨粤匪檄》中所折射出的儒、耶冲突。纵然如此,曾国藩的认识水平也仅停留在反对传教士庇护教民,干涉中国内政和司法主权的行径,并未关注基督教教义及其精神内核。当然,其作为孔门弟子的身份认同也始终未曾改变。因此,在华洋杂处的中西对视之下,曾国藩既维护了传统又超越了传统,既保守旧物又冲撞了旧物⑨。

    与乃父不同,曾纪泽年轻之时,即已醉心西学,并在守制期间依靠英文词典和《耶稣书》等自学英语⑩。出使期间的曾纪泽,则多次参观教堂、教会学校和教徒的婚礼。在他看来,教堂在西方所承担的角色类似于中国的宗庙,“自天子至于庶人,典礼仪文皆举行于教堂。升冕之典,盖合教庙为一礼也”B11。他在参加法兰亭(法国人,信仰天主教)婚礼之后,在日记中指出:“教师祈祷,手舞足蹈,秉铎挥塵,默诵经咒,间以乐歌,与中华僧道大致相同。或言天主教缘饰佛教,殆有据也。”B12曾纪泽认为基督教与东方佛道相似,并承续佛道思想与仪式,老子西出流沙之后上古三代的思想西传之说亦不无道理。为了比对中西文化,曾纪泽还特意“将二十八星宿、生肖禽兽写记一图,以证西洋礼拜七日分配日月五星之恰相符合也”B13。曾纪泽也曾阅读传教士所赠之基督教经典,如他就曾详细翻阅传教士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所赠送的《福音书图说》一书B14。同时,曾纪泽对于民教冲突也有了一些新的看法:“各省难办之案,常因民教不和,若能撤去邀誉于绅民,阳遵条约,暗拒教士之成见,专论其事之有理无理,不问其人之是教非教,则棘手之事,亦当减少。”B15

    此外,曾纪泽也与李佳白(Gilbert Reid)、德贞(John Dudgeon)、樊国梁(Pierre Marie Alphonse Favier)等传教士过从甚密。曾纪泽将梅辉立(William Frederick Mayers)、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艾约瑟(Joseph Edkins)和德贞并称为“四君子”B16。虽然曾纪泽频频与传教士交往,亦曾阅读基督教义书籍,但其并不认同基督教,甚至认为《旧约》“可笑之至”B17。但是,他在论及基督教时却又指出:“教者,所以束缚凡民,使不为恶。贤智拔萃者创其说,而邦国之君师,因之义劝惩百姓。举天下为天堂、地狱之说者,立旨虽异而本源实同。上智不为教所缚,然亦不肯昌言攻之,以其有益于政治,可以补赏罚之不足也。”B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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