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被动为主动构建网络治理机制

时间：2020-05-18 05:20:04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当前，网络虚拟世界日益壮大，与现实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紧密。由网络政治参与带来的极速放大的民主意识和政治风险相连，公众自由表达的快感与政府回应的尴尬并存，对“文革”的政治恐惧和对社会转型中出现弊病的痛恨交织在一起，视网络如洪水加以阻挡或用它随心所欲地冲击一切究竟孰是孰非……等等，给人眼花缭乱、不得要领之感。《网络政治参与与政治稳定机制研究》（王金水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这本新书试图为我们理出一些头绪，给出一副药方。

该书作者立足本土化研究，借鉴西方比较成熟的理论与方法，聚焦信息化背景下中国政府治理的特殊性，揭示出网络事件如何通过公共领域衍变为网络舆论的某些规律，厘清了网络舆论与政府决策生成的内在逻辑，找到了变被动为主动、化风险为机遇的线索，创造性地构建出以“机制整合、过程系统、多元治理”为原则的维护政治稳定的长效机制，规划了政治发展、民主进程、网络治理的理论蓝图。

研究网络民主必须与网络经济联系起来，才更有广度和科学性。研究网络对国内民主政治建设的影响不能局限政治本身，而要通过对信息革命所产生的“极化效应”的分析发现在国与国之间信息技术和知识所创造的“新经济”的价值，以及新经济与“新政治治理”的关系。新经济必然导致“富国现象”——少数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搭上了信息革命的头班车，在“知识权力”集中过程中，通过技术创新、产业重组和全球垄断获取“先行优势”，已经牢牢占据了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的制高点，而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尚处于工业化阶段，部分国家尚处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时期，信息革命和知识经济的到来，使发展中国家肩负双重发展重任，部分国家不堪重负，已经有被边缘化的趋势。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使得信息、知识和人才成为生产函数中最为重要的内生变量，这客观上弱化了发展中国家所拥有的普通劳动力、土地和资源优势，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国际竞争力和南南合作的潜力。知识和人才具有流动性和集聚效应，发展中国家由于知识创新体制落后、创新能力不足，从而导致本国人才特别是高科技人才严重流失，在全球科技和人才竞争中愈益处于下风。信息技术和产业在发展初期需要高投入，背负重债和财政困难的发展中国家无力承担大规模的信息基础设施建设，而普通民众也无力支付高额教育和通信技术费用，发展中国家在与信息秩序相关的规则制订过程中失去了发言权和影响力。因此，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和穷人被隔离在信息“孤岛”。南北国家“数字鸿沟”的问题是南北经济差距的产物，同时反过来又加剧了这一差距，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本书在这方面给读者的启示就是要通过网络民主政治建设，解决“数字鸿沟”问题，这一研究对于国内政治发展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

研究网络民主必须与网络行政联系起来，才更有力度和针对性。在作者致力于研究网络政治问题的时候，对行政管理系统的创新同样做了有创意的协同性思考。在网络化公共行政背景下，由于公共管理界域的多维性、相对性和权衡取舍标准的差异性，必须抛弃传统的界域管理理念，政府才能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随着传统行政管理的转型，公共管理理论倍受理论与实践界的青睐。公共管理理论强调管理主体的广泛性、多元化和参与式，管理主体间的密切合作是履行公共管理职责、推动公共服务发展、建设服务型政府的基本要求。因此，随着行政管理理论体系的丰富和治理理论的兴起，将公共危机管理基本理念进一步演化成一种相对长期和更加宽泛的制度化行为——治理，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互联网背景下政府管理的现实需要。因此，为了有效控制网络虚假信息的传播，引导网民和媒体从容应对网络危机，需要国家和社会及公民个体的合作共治。这就是本书搭建的预警机制、分级响应机制、决策机制、应急联动机制、多元治理结构及资源、技术和机制的有效整合的框架，以及将这些机制与政治社会系统作连接，建立关于网络突发事件诱因的监测、评估、预控、自动应对、动态跟踪、预判、决策、分级响应和联动、信息共享和资源技术互补等一系列管理流程和制度，构建跨地区、跨部门的网络突发事件应对体系，以有效应对网络危机的尝试。作者在对政治、文化、行政、社会多个系统进行通盘设计的基础上，提出的抢占网络传播制高点、形成国家与社会和公民的合作共治格局的思想，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作者单位：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北京100017）

（责任编辑方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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