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逼良为腐

时间：2019-01-28 17:41:29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皇权下的官员很容易产生腐败冲动，他们的官帽是皇帝赐予的，而非百姓施给，自然不必在乎百姓的感受。但公道地说，封建时代官员的腐败有些固然是因为个人的贪婪，有些也是被当时不合理的体制逼出来的。
　　众所周知，清代官场有所谓“陋规”，就是下级官员每年都得给上司赠送礼金。“陋规”名目繁多，比如漕规、盐规、税规、驿站规、平头银、冰敬、炭敬、别敬以及“三节两寿”(三节：端午、中秋、过年；两寿：上级官员及其夫人的生日)礼等，数量惊人。一个巡抚、总督一年收入几十万两白银，不费吹灰之力。以前我一直认为所谓“陋规”完全等同于现在的贿赂，全部进了官员个人口袋。读了张宏杰《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1年2月版)一书才明白：清代官员收受的“陋规”相当一部分其实是用于公事。清官与贪官的区别不在于他们收不收“陋规”，而在于他们是否将“陋规”所得全部用于公事。正因为“陋规”是地方公用开支来源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清代著名清官林则徐、曾国藩都曾心安理得地收过这种孝敬。
　　这里不能不讲到清代奇怪的人事、财政制度。当时的总督、巡抚衙门都有一套行政班子，由幕友、书吏、仆役家丁们组成，负责办公、顾问、保卫、勤杂等事务。这些人所产生的开支本来应该由国家财政负责。但清政府规定：国家只给地方政府主要官员开工资，需要人帮忙，得地方官员自己去请，谁请谁出钱。清代的地方官员也没有职务消费，请客、住房、坐车、出差、给上级领导买个纪念品什么的，都得官员个人掏腰包。工资不敷支出，收受下级官员的“陋规”赠送，用于弥补公用经费的缺口，也就成了官场普遍的选择。
　　陋规所得是一种不能摆到，阳光下的收入，以此中饱私囊特别容易。政府财政拨款规矩一般都相对严格，用于什么、怎样去用，用了之后如何报销都有定制；官员陋规所得如何使用，完全可以一个人说了算，用其办公当然没问题，将它装进自己裤袋一样没问题。事实上，专制时代官员借陋规大谋其私的现象如野草一样普遍，所谓“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这种现象的生动概括。清代公务员的工资是非常低的，曾国藩当了许多年两江总督，官当到了顶。也没有攒下多少钱来。一个比总督低N品的知府薪金能有多高?怎么可能攒下那么多钱?唯一的解释是清代官员个人致富靠的不是工资，而是腐败收入，具体地说是陋规。
　　对于陋规，清政府也不是不知道，然而，它更知道其先天不足的体制所病――中央政府可以反腐败，但不能反得太厉害。否则，整个国家的各级地方政权立即会因无钱无人办公大崩盘。康熙皇帝曾说过：“凡事不可深究者极多，即如州县一分火耗，亦法所不应取。”不过康熙接着还有下面“善解人意”的话：“若尽以此法一概绳人，则人皆获罪，无所措手足矣。”康熙四十八年九月，皇帝在给河南巡抚鹿祜的上谕中说：“所谓廉吏者，亦非一文不取之谓。若纤毫无所资给，则居常日用及家人胥役，何以为生?如州县官只取一分火耗，此外不取。便称好官，若一概纠摘，则属吏不胜参矣。”康熙的意思非常明白：你搞腐败是可以的，但要把握一个度，不能弄得鸡飞狗跳。毕竟，腐败得太过分，惹得官逼民反，也不是一件好事。
　　一然而，官员在腐败问题上一旦开了头很难收手。纵观有清一代，固然有林则徐、曾国藩这样的清官，但和坤这种贪官似乎更多。对于官员，腐败本来就是一个无师自通的活儿，何况还有一个逼良为腐的制度陋规，你叫他如何舍得放弃眼前这一块块的大肥肉?在如此体制下，官员腐败是必然的、普遍的、没有多少个人风险的，不腐败是偶然的、个别的、充满生命的血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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