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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轨迹【生命轨迹的逆向言说】

    时间:2019-01-28 17:49:4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

      王安忆是新时期以来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80年代初她以“雯雯系列”登上文坛,清新纯美。她的初期作品白描“文革”以后中国内地生活的变化,平实细腻又充满感伤,颇能体现又一辈年轻作家的心声。王安忆以惊人的潜力和韧力写作不辍而勇于创新,以十足的“自我”意识一次次的超越自己的创作而获得文坛“常青树”的赞誉。80年代中后期她涉足“寻根”写了《小鲍庄》,注目于市民生活创作了《米尼》,她也大胆写性有“三恋”系列。直到90年代相继推出《长恨歌》和《纪实与虚构》等长篇。王安忆到目前为止整个创作是饱满而富硕的,纵观她的所有作品其中的《流逝》和《长恨歌》极具特色,本文要探讨的就是王安忆所讲述的这两个故事以及故事的女主人公。
      《长恨歌》是王安忆于90年代创作的长篇,曾有人评价它是当代文学史上的“半部经典”,抛开对“半部”的深究,“经典”应当是相当高的评判了。近年来随着《长恨歌》改编的电影电视剧的热潮,原著也日渐“行情看涨”。而另一部王安忆在80年代写的《流逝》虽然也是获奖作品却知者甚少。也许是因为《流逝》少了一点“传奇”多了许多“世俗”,少了某种韵味多了些刺目,又或者是因为它讲述的是一段我们不愿重提的历史。《长恨歌》则在跨越半个世纪之后演绎了我们平凡人不能经历的海上繁华梦,暂且不管梦醒后将如何继续,先紧握住这繁华才是最实在的。本文将从环境,人物两方面进行比较同时将这几个方面纳入“虚实”对比的关系中,试图从这个角度更细致的剖析两位女主人公的深刻寓意。
      
      一、环境的虚与实
      
      论及“环境”这个词时至少要在两个层面来考虑,其一是生活环境,其二是历史环境。生活环境是比较浅层次的,它就是指有关我们日常生活的一切事物之间的关系所构成的环境。《流逝》的欧阳端丽的生活环境是“赤裸裸”的,从菜市场,学校,火车站,从寄售商店,医院到街道工场,她已然是彻彻底底的暴露在阳光底下了。由于特殊的阶级身份解放后的欧阳婆家成为被改造的对象,抄家,没有任何预警的将家里翻个底朝天。这不仅是对物质财富的剥夺更是对个人最后隐私场所的曝光。也就是说王安忆给端丽安排的空间――生活环境是公开的,她不属于卧房的小天地,而对于一个公开的环境作者就必须以实的手法来处理。相反再来看王琦瑶,王琦瑶是弄堂深处的女孩,王琦瑶是去片场的中学生,王琦瑶是被包养的“金丝雀”,王琦瑶是在邬桥避难的外孙女,王琦瑶是平安里的护士,王琦瑶是私生女的妈妈。这一连串的定义已经足够清楚地表明了王琦瑶的生活环境――隐蔽。王安忆用隐蔽封闭来设置王琦瑶的生活环境所以就必须以虚的方法来对应这种隐蔽。这一切都是虚化的结果因为“虚”,读者无从考究所以作者可以用春秋笔法避重就轻来讲这么一个她想讲的故事。除了生活环境,虚实的对比还体现在历史环境上。何谓历史环境?就是潜藏在生活环境表象下的历史的趋势。读过这两部作品的人会发现《流逝》比《长恨歌》有更加强烈和明显的时代感。在《流逝》里可以寻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变革:1953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张家搬出大宅财产没收,1966年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使张家的子孙三人纷纷走上知青道路,1978年文革结束环境好转张家开始平反逐渐恢复往日的生活。《长恨歌》始终都是一个与政治无关的故事,小说通篇都难以寻到一点政治的痕迹哪怕主人公的一生横跨40到80年代,对于这么一个多事之秋的时代作者不肯浪费一点笔墨去表现。情,爱和恨是小说由里到外的底色。
      
      二、人物的虚与实
      
      关于两部小说人物形象的处理也可以从虚实的角度切入,应该说两个主人公的塑造都是很成功的,一个是被成功改造的资本家少奶奶另一个则是最后一个上海小姐。但是也许是因为作者个人经验的原因王安忆对于“改造对象”更加熟悉而对于旧上海的旗袍淑媛相对陌生所以她笔下的欧阳端丽比王琦瑶要真实很多,倒不是说王琦瑶这个角色不如欧阳端丽,可能王安忆就是冲着“虚”来写王琦瑶的所以才导致两人有着虚实的差别。王琦瑶是一个符号化,象征化的人物,这种特征的表现之一便是王琦瑶是千万上海女性之一,没有王琦瑶也会有张琦瑶李琦瑶来唱这曲长恨歌。再来看《流逝》的欧阳端丽,这个人物的真实更多的来源于作者对她的物质生活描写之细之真,前面已经讨论过小说的物质生活描写这里就不再赘述。欧阳端丽的真实感还来源于她自身性格的发展。大学时代的端丽美丽高贵毕业时分到甘肃,她选择嫁给翩翩公子文耀。结婚后她是标准的少奶奶。文革中张家变得一无所有,刚开始她是小心翼翼的不敢招惹任何人只求全家太平,后来因为现实生活的教导她知道了“人要凶一点,不然就要受欺负”,她由一个不敢过马路的矜持闺秀变成一个敢吵敢争的妇女。
      《长恨歌》是王安忆有预谋的一次写作,是为了粉碎海上繁华梦而特意编写的一个故事,她说她知道现在的读者爱听故事,那她就讲这么个“小传奇”。这部小说写于九十年代,在社会文化领域正值“上海怀旧”热潮,期间既有影视方面的呼应如电影《最后的贵族》又有作家程乃珊推出的一系列寻访旧上海的书籍。但是王安忆却看到了这股热潮背后的畸态,她借助这么一个传奇又好看的故事,重建了一个人们热切渴望的世界,主人公的一生充满故事正是按照读者所期望的那样“上海式”地活着,但是王安忆在隆重而华丽的铺陈后却让这么一个寄托着无数人梦想的上海女人死在一个混混手里,荒谬至极。同样是时代和社会的动荡巨变,它带给王琦瑶这类人的是腐烂和虚无却使是端丽们在大变动中获得了新生,两相对比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的创作动机和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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