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探《一个女人的史诗》中田苏菲的女性意识】一个女人的史诗田苏菲
时间：2019-01-28 17:52:10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2006年，著名旅美华人女作家严歌苓推出了长篇小说《一个女人的史诗》，书写了红色年代里一个普通女人的浪漫爱情传奇，一个带有喜剧色彩的爱情悲剧。亲历了那个红色年代，如今严歌苓行走在异国的土地上，濡染着欧美女性主义文化、带着深刻女性关怀的她再次回望那个崇尚宏大叙事、习惯以政治事件遮蔽个人、以革命史诗淹没私人情感、以男性视角观照一切的“红色经典”的书写惯例，她的《一个女人的史诗》呈现了一种颠覆性、解构性书写意味，一种对高度一体化的革命话语规范与渗透男权意识的传统女性话语规范的双重裂解，在这裂解的隙处呈现出被遮蔽的女性经验。一个具有懵懂女性意识的人――田苏菲穿越历史的迷雾展现了她的生存之真。
《一个女人的史诗》故事时间跨度比较大，从1948年至1980年，贯穿了国共内战、大部队进城、土改、四清、反右、三年自然灾害、文革、粉碎四人帮等重大历史事件。历史上，这一时期在国家主义的笼罩之下主流意识形态逐渐在思想领域确立了绝对权威的地位。集体主义思想和革命性、阶级性话语规范的神圣性不容侵犯，所有私人的欲望、情感在宏观历史与时代叙事面前都被迫消隐。同时这也是一个“男女都一样”的时代，但正如戴锦华所说，这里的“男女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那种通过消灭差异而实现的个体对群体、百姓对代表全社会成员利益的政权的统一隶属方式在性别上的表现……这场未经触动性别这个字眼便似乎实现了的‘妇女解放’并非性别解放。回避性别的结果只能是男性视点、立场，男性的主体――主人意识在文化心里层面的继续统治”。一方面女性和男性都“平等”的无条件的服从于政治权威，另一方面政权的更替并没有颠覆几千年来男权的顽固统治现实，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弱势地位、“第二性”的隶属身份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传统的性道德，尤其是性道德对待男女两性所实施的双重标准没从根本上受到质疑与挑战。陈顺馨在分析“十七年”文学时指出，“红色经典”中塑造的无数“女英雄”们在事业上尽可以豪迈英勇的改天换地，在性道德上却必须恪守纯洁、忠贞、含蓄、被动、服从的传统女性道德规范。可以说，既要服从显在的主流意识形态规范又要服从潜在的传统女性道德规范，构成了这一时期女性生存的硬性政治环境与软性文化语境。《一个女人的史诗》作为一部写实性小说，真实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环境，女主人公田苏菲的爱情故事就是在这样的话语背景中展开的。
性格本真消解双重话语规范压力
在政治原则至上的红色年代，意识形态标准往往与社会道德标准相挂钩，革命觉悟的高低、阶级情感的深浅、生产劳动的先进与否往往成为对一个人政治上的善恶、道德上的美丑、伦理情操上的高尚与否进行划分的重要标准、甚至是绝对标准。革命英雄、政治精英们代表了最高的社会道德准则。追求政治进步、革命先进成为红色年代的时尚，抛弃个人情感爱好、超脱本能私欲，是主流意识形态对革命战士的“超我”人格期待。借用佛洛依德的三重人格学说概念，我们发现田苏菲绝不是一个拥有“超我”人格的人，在她身上“本我”和“自我”人格占了更大比重。本应神圣、崇高、无私的革命信念在田苏菲这里是具有喜剧性的讽刺意味的：她的革命动机并不崇高――因丢了一件毛衣怕母亲责罚而“离家出走”，演好革命戏的目的很私人化――博得心上人的好感与重视，天真、单纯的小女孩思维主宰了她对革命的全部想象。田苏菲也不具备深刻自觉的阶级意识――“土改”时无法对可怜无依的地主婆产生阶级仇恨，“文革”时不愿与“反动学术权威”的丈夫“划清界限”。朦胧的革命意识、阶级意识从来不曾变得清晰、理性，更不要说转化为自觉的行动，她的本我、自我始终没能转化为超我。政治思想的进步、阶级觉悟的提高从来不曾成为她追求的重点，她甚至始终无法弄明白这些概念的真正含义，淳朴、善良、美好的人性情感之真在她心里始终占据压倒性分量。主流意识形态的政治压力在她的不自觉中被消解。
红色年代地火暗行的传统女性规范，构成了战争年代女人们依然要遵守的伦理道德准则。男权思想仍然沉淀在集体无意识深层，女性被要求温柔、纯洁、含蓄、被动、依附，压抑个人本能情欲，追求道德完满。田苏菲的妈妈年轻守寡、勤俭持家、绝意不再嫁、力保贞洁、一心养育女儿，可谓传统道德楷模。她也以此种标准去教育女儿，惜之，传统性别伦理的超我人格始终没能在田苏菲这里养成，本我、自我人格又一次在她心里占了上风。田苏菲性格的最大特点是“不怕羞”，而“母亲认为小菲不怕羞这一点是致命缺陷”显然是因为它对传统女性规范的遵守构成了潜在威胁。果然，田苏菲不仅在演戏方面“不怕羞”，真哭真笑不懂含蓄，在爱情方面亦是不懂掩饰，完全依照本心而行，头脑中完全没有传统女性美德的概念。“不怕羞”与她的性情之“真”是分不开的。青春少女田苏菲因性本能而对年轻英俊的男性产生了爱慕之情，按照传统道德她应该朝超我发展，即克制、含蓄、掩饰、被动，退守客体位置，等待男性的主动，但她最终听从了内心的呼唤，在本我、自我的“快乐原则”、“现实原则”推动下背离了传统女性规范，反客为主，成为了爱情的主动追求者。母亲说她“人搀着不走，鬼搀着直转”，这“鬼”想必就是她不加掩饰的潜意识情感欲望的流露吧，被这个“鬼”搀着，她脱离了被遮蔽、被压抑、被剥夺言说权利的传统女性的被动状态，完成了对男权意识主导的传统女性道德规范的拆解。
懵懂的女性意识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引入，“女性意识”的概念开始被提出，它的基本涵义是指女性对自己作为人的独立性和创造本质的确认和坚持。它反抗父权制文化对妇女的压抑和迫害，反对妇女的屈从地位。以此为关照基点，我们发现，在那个红色的“无性化”年代，女性自身的性别经验和性别差异被强大的主流意识话语和传统女性话语所遮蔽，绝大部分女性的“女性意识”都混沌未明。在高度一体化的年代，或许只有那些不按“规矩”办事或者不懂“规矩”的女人才能或多或少打破这遮蔽，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女性意识吧。田苏菲就是这样的一个女人，得益于本真性情对双重话语压力的消解，她的懵懂的女性意识开始显露。
(1)忠于朴素的生命直觉体验，流露出朦胧的独立精神和反抗意识。“小菲对美男子是有要求的：头发要多，眉毛要整齐，眼睛要多情，个头要高挑”，对美的相貌和情感的本能渴望使得田苏菲对欧阳萸一见钟情。欧阳萸“集狂狷、柔弱、放荡不羁、细致入微于一身”倾倒了无数女性，但“她们大部分归于现实后会放弃他，做起长远打算来，他没有实际用处”。不难理解，在特殊年代里有“实际用处”的应该是像都汉旅长那样政治前途远大的革命首长，但田苏菲内心深处真正看重的偏偏是爱情而非政治。在艰难的婚姻抉择面前，她“一个人对抗一个独断的首长，一个强横的母亲”，多么需要欧阳萸的支持――“只要你一句话，我都扛得住”，可惜他让他“独立思考”。爱情保卫战中，本应并肩作战的男人却是个“在场的缺席 者”，获救的希望不能寄托在男人身上，田苏菲只能依靠自己，她憨直而任情任性，独立行动。都汉旅长一人有两重身份：代表意识形态权威的革命首长和得到了女方“父母之命”支持的合法男人，双重话语的优势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场，但拥有纯真性情的田苏菲以不懂其中利害的混沌给自己解了压，通过不计后果的反抗，她终于突破了“首长是革命基石，别说奉献青春，奉献生命也该爽爽快快”的话语围剿，傻大胆的的拒绝了自己不爱的、强势的都汉旅长，“万死无悔”的选择了挚爱的欧阳萸。
(2)对平等、自由情感的潜在诉求。田苏菲爱上了一个不爱自己的人，为他奉献了一生，用生命的力量爱他至死而无怨无悔，也许你会说这个女人奴性十足，受男权思想危害太重，把男人当做全部却唯独没有自己。但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事实似乎并非如此。历经世事沧桑、经过无数岁月的淘洗，在“白发丛生”的晚年，田苏菲终于“对自己真正悟透”，明白了支撑她“执爱一生”的关键因素是“怜爱”。“怜爱”使她在内心深处视自己为两性中平等的爱情主体，而非盲目的仰视男性、依附男性、消泯自我的“第二性”。“怜爱”使她获得了平视、甚至俯视男性的视角，消解了光辉的男性神话，看到了男人勇敢背后的软弱，坚强背后的无奈，精神上与男人站在同一地平线上。她不再被动的等待爱情、请求赐予爱情，而是主动争取爱情、给予爱情。思想上，虽然她不够深刻，却一直渴望能成为欧阳萸的谈话对手，走进他的心灵深处；事业上，她红极一时，但真正关心的却是欧阳萸是否认可她的能力与价值；生活上，她全心全意付出，甚至越艰难越高兴，乃是因为这艰难给了她证明爱情的机会，给了她承担爱情的平等责任的机会。田苏菲爱的忘我，却并非没我，小说结尾处她说“真爱得识货”，是的，这才是她爱的底色，懂得对方的价值、明白自己的不足、使出全力填平这不足，才能最终两性平等的、肩并肩的走完这生命的旅程。
(3)性别主体意识的复苏。在传统男权话语中“女性作为客体的被动性被充分宣扬，而作为主体的自主性和超越性则得不到起码的表现”，女性被认为“不是一个能够承担现象、思想和行动的人”，女性是被阐释和规定的客体。但我们发现田苏菲却不是这样的一个女性，她的性别主体意识在复苏。在都汉旅长“宠爱的眼光里”，她泪水汹涌却无法说出心中不愿，在“总是魔高一丈”的母亲面前，她所有的话语都被驳回，失去了话语权的田苏菲通过行动显示了自己的存在，并经由这种行动进入了主体位置。她是爱情中的观察主体、选择主体、行动主体、拯救主体。爱情意识萌发的田苏菲通过仔细观察，选定了爱情对象，继而采取了“女追男”的行动模式。十六年后对女儿谈起当年的恋爱情形，田苏菲坦承“我追他的”，而且说这话时“她心里竟是甜蜜的”。可以说田苏菲的行为具有某种程度的必然性。她一改传统女性在爱情中的被动心态，主动、大胆的追求心中所想。当爱情遭遇逼婚困境，得不到心上人行动支持的她，勇敢扮演了独立拯救爱情的角色。在实际婚姻生活中她也绝不是一个依附性、从属性角色，她不再只是男人身上的责任，而是责任的承担者。在那个特殊年代，丈夫身心受到巨大打击，精神几度崩溃，是她拿出所有的智慧与勇气挑起重担，成为了家里的精神支柱，成为了丈夫心灵最大的安慰。可见，这是一个兼具“情爱主体性”与“婚姻主体性”的女人，她的性别主体意识在岁月的磨练中逐渐生成并不断强化。
《一个女人的史诗》描写了红色年代一个“不在乎历史，只在乎心里的情感史”的女人的情感故事，在“无性化”的年代，这个女人以似傻实“真”的性格消解了双重话语规范的压力，憨直而勇敢的追求心中所爱，也许她“爱的太笨”，但却爱的很真，不聪明却也不被动，懵懂的女性意识在她的潜意识中慢慢呈现，在一体化的大时代里，从某种程度上，她活出了属于女人的色彩。
参考文献：
[1]戴锦华，浮出历史地表[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7)
[2]陈顺馨，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4)
[3]严歌苓，一个女人的史诗[M]，湖南文艺出版社，2006
[4]李斌，别样的“史诗”――论对革命叙事及史诗情结的解构，华文文学，2009(3)
[5]侯婷，论的女性视角，安徽文学(下半月)，200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