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解构主义 [解构主义的后现代哲学观及文学批评意义]
时间：2019-01-29 05:39:5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一、解构的本源 上世纪末以来，以德里达解构理论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理论从东方人的角度第一次空前彻底地清理了西方从古希腊到现代的各种在场的形而上学，全方位地拆解了西方传统的文化思想，彻底摧毁了旧的文化系统，将西方文化导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即后现代主义时代。“解构”（deconstruction），原本是德里达用来消解传统哲学, 即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技巧或方法。德里达最初是从美国建筑师彼得？艾森曼关于建筑的文本中接触到“解构”一词的,“解构”是指对从属于建筑的一切内在目的和外在价值标准进行提问，把建筑放入其他写作空间（如电影摄影、文字叙述等）相关的联系中来建设，以与传统的风格、倾向和价值相背离或抵抗。德里达对建筑的“解构”进行了一系列的演绎、置换和运用，在他这里,“解构是阅读与写作的一种形式或表现。”即解构式阅读和解构式书写。解构式阅读摆脱了传统的“单义性阅读”，它对词进行多义性阐释，从原文本中心意义或显著标记中读出“异义”、读出“反义”。正如德里达所言:“每一个‘解构的’阅读都呼唤着存在于这些多样性的‘标记’中的别样的‘标记’”。解构式阅读是对文本进行随意拆解、分化、释义和重组的游戏活动。解构式书写是德里达常用的怪异的写作方法，他或者把几种规范或几种写作拼装一起(如《丧钟》和《明信片》的写作方法)，或是沿袭尼采惯用的隐喻和嘲讽的口吻，或是使用古怪甚至生造的词,或者写出一词后再擦掉它，把书写变成了重新拼接、转换符号和制造痕迹的自由嬉戏。德里达从语言入手，通过解构式阅读和解构式书写，批判了“语音中心论”,解构了所指的确定性，消除了结构及其中心，改变了西方哲学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观念。指出：语言并不是能指与所指的――对应的意义分明的结构，词义是变化不定的,词语只是一种印迹，只是“延异”：差异与变化的无限推延的过程。没有固定的到场，没有确定的中心，没有不变的永恒。几千年来西方哲学对永恒事物的追求，以及依靠概念来构筑真理体系，或者通过词语来表达真理，只是一种幻想。在此，德里达所说解构虽然超出了纯粹方法论的意义，但是他把解构解释为思考、讨论、分析和分解，仍然是停留在表层的意义上。窃以为，德里达之所以能够对几千年来人们习以为常、信以为真的哲学文本进行随意地阐释、分解和拼写，除了政治的、经济的和时代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根源于他对哲学权威的质疑。所以解构的深层含义正是这种质疑精神。质疑意为不能确定、疑惑、猜测、不信任、质问、怀疑等。这种质疑精神首先表现为对权威、传统、共识的讨论、分析、解释和背离，继之表现为反对、批评、否定和对抗。而德里达的方法或分析、讨论、分解和破坏，只是这种质疑精神的外化或外显，质疑精神正是解构的本真含义。
二、解构的后现代哲学特征
解构是后现代哲学与传统哲学的根本区别。包括二十世纪哲学在内的整个西方哲学，都是建构的哲学, 即把建立某种普遍的、明确的、统一的、永恒的理论体系作为哲学的目标。自柏拉图以来的理性哲学，都以建构理性的真理体系为己任，像柏拉图的“理念论”、笛卡尔的“我思”基础上的“形而上学”、莱布尼茨的“单子论”、斯宾诺莎的“实体说”、黑格尔的“绝对理念”体系等莫不如此。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这种以理性实体为基础的理性哲学遭到了来自叔本华、尼采等非理性主义者的否定,但是他们却在被摧毁的旧理性哲学的废墟之上建立了以“意志”、“绵延”、“力比多”、“存在”等为基础的非理性哲学大厦。即使现代反本体论的分析哲学、结构主义、现象学等也在以语言、结构、形式、意义为支点构建科学和哲学的体系。当然，二千多年来的西方传统哲学中也有解构，也有怀疑、批判和否定，但它们的解构是不彻底的。而后现代哲学的解构则是彻底的,它从根本上消解了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排除了任何支点和参照点，如德里达的“延异”，“它不从属，没有任何支持，也没有任何深度，这一无底的棋盘，存在就在其上被推入游戏。”因而也就不可能有任何建构。它以解构为目的。只是一味地、持续不断地否定、解构、消解。德里达对隐喻的广泛运用，德・曼对寓喻、换喻的热衷，布鲁姆对反讽的情有独钟，米勒对反复的特殊重视，都表明解构批评家通过比喻性语言将作者和读者引到本文的深隐的另一面，去揭示那被洞见所蒙蔽的矛盾焦点和习焉不察的自我否定意义，从而瓦解原意的向心性，打破作品形式的束缚力量，超越一切逻辑链条的桎梏，以一种全新的视界、一种自由创新的形式，使本文语言活泼起来，达到巴赫金所说的“狂欢”境界，使代表不同意识形态和文化背景的解读，真正禀有“文化相异性”和“多音谐调”的后现代性。解构主义是不断创新的。在解构主义的拆解中，哲学问题总是在被追问中敞开，在“思”中被创造出来。任何创新都带有“诗意”的风格，使人目睹一种与僵化板滞的旧事物截然不同的全新的境界。因此，哲学的创新往往给人一种强烈震撼、一种诗性的透悟感。随着更新的思想的闪现，原来哲学新境失去了先锋性，不再受到青睐，并在哲学的创新意识中“成了问题”。在这个发展的历史维度上，哲学不可能是封闭的，而是永远敞开的，当一位哲学家自以为建构了一个体系并形成一个完满的圆圈时，永远将会有某种东西伸出或溢出，永远存在有替补、边缘、空间，在其中书写着哲学本文，这个空间构成了哲学可理解性和可能性的条件。解构主义从来也不相信本文是一个孤立的世界，在他们看来，哲学本文之外不存在空白的、未被触及的、空虚的边缘，而存在有另一个本文，一个不具有当前参照中心的力的区分的织体。与这种本文间性相联系，哲人们必得思考这样一种写作，“它不具在场、历史、原因、始源和目的，这种写作绝对地颠覆所有形而上学、神学、目的论和本体论”。当形而上学、本体神学束缚了现代文化精神，而使哲学、文学、宗教、科学追求一种封闭的中心体系时，这种颠覆性的“新写作”将全面扭转文化的困境。这种写作以其自觉的无终极性、向未来敞开性、打破体系封闭性的特点，以其忠实而内在的方式思考哲学概念的结构化的系谱学，解拆了哲学与文学的对立，成为一种包括哲学在内的无限的、未分化的众多本文织体的文学。
三、解构主义的方法论及文学批评意义
解构主义在二十世纪下半叶风靡整个欧美，到80年代，这一反传统、反形而上学的激进方法论已经普遍渗透到当代文学评论和学术思维中。在解构者眼中，作品与创作者依附关系被解构，从而获得完全的独立，它开始与作者的“原意”相游离，而成为拥有一套自足符号而又受文化体系的整套符号影响的本文，它的阐释意义是多元多维的，如德・曼所说：“解构就是在本文内，借助于本文中的因素就可以测定一个问题，并取消本文内做出的断定。”解构主义在整个哲学思维上进行本体论革命的同时，在文学美学界产生了一场方法论革命，解除了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传统一元中心论，消解了人们习惯的思维定势，追求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威，一个绝对正确的标准，一个一成不变的等级模式。它的多元性、无中心、多维思路使人们超越了传统的视界，从更新的角度反观文学和自身，从而发现了许多过去难以见到的新问题和新意义。解构的重要方略是打破二元对立模式，对在场中心性进行解拆。因此，在文学与哲学的关系上，以德里达为首的解构主义，总是坚持对某一哲学本文的解读，就是把该本文当作文学作品，即当作一种虚构的修辞构体来读。而对文学作品的充分解读，却是将作品看作多种哲学意态，从众多哲学本文的对立之中抽取出意义。因此，消解哲学与文学的区别，成了解构活动的重要环节。然而，德里达这种消解活动，连海德格尔在“思想家”和诗人、创新思想家和庸俗作家之间的区别也加以取消了，这样做的结果是，使那些对人类生存处境和精神取向严峻关注的哲学精神和本真情怀，幻化成一种普遍未分化的本文世界和削平价值的语言游戏。
解构主义这种新写作方法其实面临一种双重困境：当它忘记哲学甚至以文学取代哲学时，他的写作就失去了中心焦点，而成为一种无统一性可言、无终极意义的写作，一种永远有着“裂口”标志的写作。这样，自我指涉的矛盾凸现出来，被压制的不可理解性作为可理解性的条件得以返回，德里达最终仍不得不用形而上学的话语讲述着自己的构想。因为他如果彻底，他就必然丧失其理论地基。事实上，文学批评越是哲学化，批评家们越是认识到由现代哲学家（特别是尼采和海德格尔）提供的重新描述和颠倒之激烈和彻底，他的语调就越讥讽化。文学取代哲学的意图，实际上是对文学批评附加了浓厚的政治意向。在上世纪70年代美国大学的文学系里，人们都似乎理所当然地认为，对文学本文的解构是与对不公正的社会制度的破坏携手并进的；解构可以说就是文学学者对走向激烈社会变化的各种努力的特有贡献。在这个意义上，文学取代哲学只不过是“对一种空无的不断命名”，对使先前的洞见成为可能的盲目性和使医治旧的盲目性成为可能的新的盲目性的不断发现。文学不再是不安的精神可以得到栖息和鼓舞的地方，不再是人类可以从中找到自己的最深刻本质表现的地方，而是成为导致新的永久骚动的刺激。
解构策略是一种思维换型的方法论。德里达推进了这一场消解中心和终极价值的解构策略运动。他一方面从方法论上批判了结构主义结构中心论，另一方面从本体论上批判了海德格尔寻求终极真理的形而上学观，从而通过解构“在场”而颠覆整个形而上学大厦。他将任何一种依赖于坚定的基础，高于其他法则或等级森严的思想体系统统称为“形而上学”。他的解构批评的策略可归结为：展示出本文是如何同支配它们的逻辑体系相抵牾的。解构论通过抓住“症侯性”的问题，即意义的疑难或死结来证实这一点。本文往往在这类问题中陷入危机，难以运行，并矛盾重重。德里达使用解构、颠倒、分延、播撒、踪迹、替补这些模棱两可的概念的目的在于：揭露形而上学二元对立的虚构性，打破语言中心的历史虚假执行语，以分延的意义不定取代理解的意义确定性，以播撒揭穿本文的裂缝，并从这一“裂口”中得到本文字面上没有的更多的东西，以踪迹和替补说明始源的迷失和根本的空缺。于是，德里达放逐了隐遁不彰的“存在真理”，解拆了那些从形而上学忘川之中拯救出来的“思”。但是这样一来，德里达势必在冒一种危险，即对解构施加同样的解构。因为不管怎样，德里达都不可能以极其相同的始源、目的等等来避免继续一种老的谈话，因为他已失去了中心主题。德里达不可能自认为在谈论哲学传统， 他使用的字词中没有一个与该传统使用的字词处在任何推论性关系之中。于是，德里达无疑是在沿着书页（本文、语言）边缘滑行，从而跨出了书页。同样，为了不掉进明晰性、中心性、层次性的“形而上学泥淖”，德里达使用模棱两可的词汇以逃逸形而上学的规范。这种无意义的双关语，不再按规则起作用，使用修辞法而非逻辑，使用比喻而非使用论证。但是，同时说几种语言和写作几种本文，在实践上，却因受阅读制约而难以完全兑现，因为这种既同始源又无同一目的的新写作，必然要求读者同时读几个本文。然而，当代读者都生存在一个以始源、目的、目的论或本体论编织起来的文化织体中， 人们大多仍然赞成科学性、严格性或客观性。因此，写作逃逸了意义之时，阅读也将变成无意义的活动，这大概是德里达所不愿意看到的。在我看来，人类精神历史的发展是延展与回溯、营构与革新的统一。那种一味强调差别而无视统一，甚至将每一本文当成是关于同一些古老的哲学对立项：时间与空间、可感的与可理解的、主体与客体、存在与生成、同一与差别等等的做法，事实上只会走向自己的反面。当然，更深一层看，德里达的解构方略是通过文学解构和重写文学史施行的一种政治实践。解构主义认为，人是自己话语的囚徒，无法理智地提出某种真知灼见，因为这样的真知灼见只不过是和我们的语言有关。解构是摧毁一个特定的思想体系及其背后的那一整套政治结构和社会制度赖以生存的逻辑。解构并非荒谬地试图否认相对确定的真理、意义、特性、意图、历史的连续性这些东西的存在，而是试图把它们看作更为广泛、更为深刻的一段历史的发展结果，即语言、无意识、社会制度和实践的发展结果。因此，解构主义文学理论并不能成为一种与政治无涉的纯理论，相反，它是观念形态的当代表现。然而，这种标榜多元论的解构主义却是危险的，因为这种多种理论的大杂烩，可能导致的结果并非是文学上的辉煌成就，而是精神的杂乱萎顿和无所适从。解构主义在解构欢悦的游戏中，将现代主义精神十字架卸了下来，它将现代主义负荷的焦虑、畏、乌托邦、正义、意义等彻底加以解脱，否定一切形而上学的价值论和本体论，拒斥元话语和历史主体性的说法，成为一种与商品化了的生活本身一样宽广无边的行为。
四、解构方法对写作和本文的意义的重新定义
在德里达看来，写作是在符号的同一性破裂分延时的情形下产生的。写作本身也有某种东西最终将逃避所有的体系和逻辑。语义中总是存在一种闪烁不定、蔓延扩散的东西。后现代写作追求的是一种巴尔特式的“零度写作”。小说已经自我消解了叙事而成为非小说，批评已成为没有尺度的消解游戏，诗歌放逐了情感和韵律之后，发现自己消逝在它追求本质的页码里。它将自己转化成这样一个中介或契约：为一个怪诞、虚伪的“文学家族”进行调合的消逝感作证。解构方法是一种彻底的虚无主义方法。实际上，解构方法的正负值都相当明显。就正面价值而言，解构批评热衷于在文学本文中探索世界本文的潜隐逻辑，它不为表面的中心、秩序或二元对立所迷惑，而是从边缘对中心的消解、从“裂缝”对秩序进行颠覆，从表象中弄清事情本来的面目，从本文的无字处说出潜藏的压抑话语。在这个意义上，文学解构是一种把读者带进本文内部的捷径，是主题批评的又一个变种。只不过这个“主题”或“本文逻辑”，不是早就存在在本文里而等待人们去发现的，而是对某种阅读或批评目的来说是一种重新描述本文、解读甚至误读本文的方式，并通过这种发现和创造式的“阅读”重新书写文学史。反过来，本文也有能力“颠覆”先前的阅读而不断等待新的创造者。就解构批评负面价值而言，解构批评以过激的言辞和调侃的态度，彻底否认秩序、体系、权威、中心，主张变化、消解、差异是一切，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语言暴政”。这种充满政治意味的解构使整个文学评论界的兴趣离文学本身越来越远，以致于有人认为解构主义正在毁灭文学，使整个文学研究和评论界陷入危机。所有的理论层面上的喧哗和骚动，都将会在历史长河中刊落一切表面的东西，而以属人的真理形式还给人类。在这个意义上，不存在一些被称作“解构的形而上学”的所谓迫切任务，也不存在哲学的封闭性和文学的敞开性之间的绝对的对立。
解构批评作为一种流行的、实用的文学批评理论，已经越来越广泛地被文学批评界所接受，但要真正理解解构主义还要挖其根源，探其本质。虽然批评界的理论也是多姿多彩，但无疑解构主义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从它的哲学特征来探究其积极意义在文化美学和文化批判中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二十一纪的学术文化研究中，如果不掌握解构和建构这两种方法，那么，以任何理论为前提的批判都是没有意义的。解构理论的思想观念和策略深深触及并改变了新一代批评家们的批评理念和方式，他们以之为基础从不同的角度去审视和解读文学话语文本，创立了各种新型的批评理论和方法，深刻影响了人们的批评理念和方式，为各种后现代主义批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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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孙伟民，男，汉族，宁夏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