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让道德走开?]道德与法2018全集视频

时间：2019-02-02 05:34:44 来源：千叶帆本文已影响人

　　在最后一份遗嘱中，诺贝尔希望把他的钱奖给那些“在前一年里曾赋予人类最大利益的人”。这样的表述看起来不仅没有问题，而且很漂亮。但一般而论，漂亮的话要真正去落实它的时候，我们往往都会发现它空洞而且含混，缺乏可操作性。何谓“最大利益”?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客观标准。不过，不管人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有多大差异，从诺贝尔的人生经历来看，可以确定地是，如果把他的钱奖给一个刚刚把有史以来最恶毒的武器(之一)引入战争的人，他决不会认为这符合他的意愿。
　　
　　“从空气中获取面包”
　　
　　在今天，稍微具备常识的人都知道氮肥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直到20世纪之前，氮肥的生产和使用的规模都很小，因为可以直接使用的含氮的肥料并不多。人们很早就知道，大气中含有丰富的氮元素，只要能将它们固定下来，制作成农作物可以吸收的肥料，人类的农业生产就将发生一场翻天覆地的革命。然而，这个问题的困难程度远远超过了人们的想象，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人们进行了种种尝试，但没有一种能够实现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改变这一切的人，是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1868－1934)。
　　哈伯对于化学的兴趣也许有些家学渊源的关系。他的父亲是一位成功的化学颜料生产商，从小的耳濡目染使得他自青少年时代就对化学有着发自内心的热爱。按照父亲的规划，完成高等教育之后的儿子应该子承父业，接管家族生意，但儿子却有自己的打算。在尝试了一段时间之后，哈伯发现自己并不合适做一个商人，自己最大的爱好是在科学探索上的冒险。由此，他的人生轨迹发生了巨大的转折。
　　1896年，哈伯成为卡尔斯鲁厄技术大学的编外讲师――一个没有固定薪水的教师职业。凭着过人的天赋和勤奋，哈伯在同行中迅速赢得了口碑，4年之后，即晋升为卡尔斯鲁厄技术大学副教授。哈伯不仅具有深厚的理论功底，更具有出色的动手能力，并且敢于挑战权威，这使得他成为世纪之交化学革命的领军人物。
　　1904年，哈伯的研究重心转向氨的合成。氮气的化学性质非常稳定，空气中的氮气并不能直接利用，而氨是一种用途非常广泛的化工原料，特别是在氮肥制造方面更是不可或缺，因此如果能将空气中的氮气制备成氨并大规模生产，那将是人类一次伟大的胜利。氨合成的难点是，氢气和氮气只有在高温高压下才能发生反应生成氨，但在这种条件下氨本身又极容易分解为氮气和氢气，因此氮气的转化率很难有效提高。哈伯和合作者经过一系列艰难的探索――单就为了寻找高效的催化剂，他们就进行了多达6500次实验，尝试了2500种不同的物质，最终在1908年制造出了一个实验室设备，每小时能生产几百毫升的氨，极大地提升了氮的转化率。尽管实验室中的小型生产看起来令人鼓舞，但以毫升计的实验室生产和需要以吨来计的工业化生产完全是两回事。又经过数年的努力，工程技术人员按照哈伯提供的方法，在工业生产中实现了氨的量产。
　　鉴于氨的工业化生产在人类生活中的重大作用，有人将哈伯誉为“从空气中获得面包”的人。哈伯的学术地位也在这个过程中蒸蒸日上，1906年升任卡尔斯鲁厄技术大学教授，1912年成为德国威廉皇帝物理化学及电化学研究所首任所长。
　　
　　从魔瓶中放出魔鬼
　　
　　有人曾经感叹说，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但科学家是有祖国的。这句话有着超过字面意思的深层内涵。在理想的状态，我们可以赋予科学最美好、最高尚的词汇――为了人类的福祉、寻求真理等，但在现实的生活中，科学可能与此相距甚远，甚至背道而驰。归根结底，科学活动只是人类社会活动之一，因此，它几乎不可能逃脱价值观、意识形态以及利益的驱使。在哈伯身上，这有着深刻的体现。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人类历史的进程，也让哈伯以另外一种方式永久载入了史册。
　　随着战争的全面爆发，德国的一切迅速被调动起来，构成了庞大战争机器上的一个个零部件。哈伯和他的研究所也不例外。化学工业不仅能够提供农业生产所需的肥料，也能提供战争需要的军用物资。因此，很快，哈伯就被征召，成为了德国军队后勤物资供应的顾问。
　　出于对祖国的忠诚，哈伯能够意识到自己肩上的重任。自己的国家卷入了一场必须赢的战争，那么作为国家的一分子，而且是有智慧、有能力的一分子，用自己掌握的知识和技术，帮助自己的国家赢得胜利，当然是责无旁贷的。有志于此，哈伯认为化学在战争中应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他意识到，如果能寻求到一种更加有效率的办法杀灭敌方的有生力量，战争很快就能结束，人们所承受的痛苦也将更小。
　　当这种使命感与自己所掌握的知识合二为一之后，答案就呼之欲出了。哈伯和他的同事们在战争开始之后不久，就大胆地提出了一个设想，在战场上使用有毒物质杀灭敌人，应该能够收到奇效。关键的问题是，要寻找更有效、更方便使用、更容易制备的有毒物质。这一点，对哈伯和他的同事们来说，当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
　　经过精心的准备，1915年4月22日傍晚时分，一股黄绿色的烟雾飘向比利时伊普利斯的协约国军队，瞬息之间，15000多人死伤，新型杀人武器的效率和能量甚至超过了最乐观的预期。这股黄绿色的烟雾学名是氯气，在哈伯看来，它符合一种理想武器的预期：施放容易、制备简便。哈伯初战告捷，“化学武器之父”或者说“毒气之父”，他当之无愧。文明和野蛮之间，不过一根细细的红线。
　　魔瓶已经打开，魔鬼再重新钻回魔瓶中的故事，只可能在神话中才有。一战之中，双方都使用了大量的化学武器，所造成的人员伤残，惨不忍睹。即使在今天，它们仍旧是最令人痛恨、最令人色变的魔鬼。
　　由于出色的表现，哈伯得以晋升上尉军衔，对于一个有犹太血统的人来说，这基本上是在德国军队中所能获得的最高荣誉。
　　
　　错置的桂冠
　　
　　对于哈伯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不是所有人都能容忍和理解，即使是如妻子般最亲密的人；当然，也不是所有人都认为有必要大惊小怪，即使是当时也算得上万众瞩目的权威机构。哈伯的第一任妻子无法承受丈夫坠入邪恶的深渊，她采取了最极端的一种方式――吞枪自尽来表达内心的绝望和痛苦。而诺贝尔奖的评委们，则在一个敏感的时机，将一顶桂冠戴在了哈伯的头顶。
　　1918年，战争已经进入尾声。由于战争的干扰，1916、1917连续两年，诺贝尔化学奖均未颁出，到1918年，诺贝尔奖的评审机制基本恢复了正常的运转。在当年屈指可数的几个候选人中，诺贝尔化学奖评审委员会没费多少工夫就锁定了目标――哈伯。在委员会出具的报告中，浓墨重彩地赞扬了哈伯在人工固氮中取得的非凡成就，及其在解决粮食问题上无可置辩的巨大贡献。至于哈伯在战时全身心的付出，报告中轻描淡写，而且实事求是地说道，哈伯不是一个人在做这样的事――他的敌人们同样在使用他发明的方法做同样的事。这份报告的核心观点并未遭受多少有力的抵抗，在经历过必要的程序之后，报告获得通过，哈伯成为了1918年诺贝尔化学奖的获得者。
　　宣布一个刚刚被认定为战犯的人获奖，需要足够的勇气和智慧，也不可避免地会在舆论中激荡起争议。有人在当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假设哈伯是一个协约国的科学家，事情会怎么样?他会不会也能够获得一个诺贝尔奖?不过，假设终归只是假设。它既不需要回答，也不会有人为此负责。对于诺贝尔奖的评审机构而言，关键是它认为自己遵循了传统的程序和原则。
　　有人可能会热衷于猜测哈伯获奖背后的政治动机，但这虽然是一个有吸引力的话题，却很难找到确凿的实证材料。另外，有人会对这种行为嗤之以鼻，哈伯能够获奖没什么好惊讶的，因为科学就是科学，对科学的评价就事论事就已经足够，完全不用顾忌政治立场和道德观念。
　　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没有那场该死的战争，如果哈伯在1914年获奖，如果诺贝尔奖只是奖励一个具体的科学发现或技术发明而不是颁给个人，有关哈伯获奖的争议肯定会少得多。遗憾的是，历史就是历史，上面的“如果”没有一项成立，所以，在我看来，哈伯在1918年获奖，也许是对诺贝尔遗愿的最大嘲讽。
　　战后的哈伯仍然保持着他的创造力和领导力。不过，造化弄人，他为之付出一生的祖国最终抛弃了他。纳粹上台之后，有着犹太血统的他成为潜在的清洗对象。这对他是一个巨大的打击。1934年，一场心脏病夺去了他的生命。对于后来者，他那令人唏嘘、发人深省的一生，值得认真、反复地品味。
　　
　　(本文编辑　宋文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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