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微杂记 末世杂记

　　一、又见造神 　　 　　览报,西部某高校新立毛泽东特大雕像一座,高近四十米,重达四十六吨,新闻照片上,一留影者高度仅与毛像之皮鞋齐。天府之国,向以乐山大佛炫世,今又添一新景矣。此像之高,可与毛主席纪念堂、人民英雄纪念碑相比肩,诚为神州毛像第一高也。
　　推倒“两个凡是”,造神之风渐颓,孰料弹指间故态复萌,真不知今夕何夕。遥思新中国成立之初,沈阳市曾有铸毛泽东铜像之议,毛泽东于请示函上批曰:“只有讽刺意义。”又批曰:“铸铜像影响不好,故不应铸”(《百年潮》2008年第11期第三十五页)。领袖头脑甚为清醒。今再阅此批示,颇疑造此新像,亦“只有讽刺意义”矣。毛曾认可个人崇拜,以致有水井处皆有雕像。后毛晤斯诺,表露“讨嫌”之意,进而又有“你们在家睡大觉,让我(雕像)在外面风吹雨淋”(李先念传达)之幽默语。“文革”后,雕像锐减。今再铸此巨像,岂非拂逆最高指示乎?
　　校方谓,“塑毛主席像是大学传统”。此乃虚假无理之强辩。大学塑毛泽东像,仅为个人崇拜年代之特有现象,谈何“大学传统”?况塑毛泽东像乃当时社会共有现象,又岂止大学?姑且作“大学传统”论,然此“传统”优乎?劣乎?不言自明。小平同志八大曾做修改党章报告,力陈反对个人崇拜,新定十七大党章,更有“禁止各种形式的个人崇拜”之条文,莫非校方皆作耳边风乎?校方又谓,塑像是“为激发学生对民族精英的敬仰,激发爱国热情”。此又为似是而非、唬老百姓之诓语。民族精英多矣,岂可只夸大一人作用,只崇拜个人?列宁早有教导,政党由领袖领导,领袖乃一群体。小平、叶帅皆强调列宁此意。此唯物史观之常识。斯大林背离列宁教导,开个人崇拜之恶例,延及吾国,演为浩劫,教训至惨至痛也。领袖者,尊敬可,神化、迷信则不可,此乃马克思主义与封建主义之一大分野。所谓“激发爱国热情”,方法甚多,何须求助个人崇拜?以拜神法激励爱国,德、日皆曾行之,虽有效于一时,然结局甚糟糕也。
　　“为了打鬼,借助钟馗”,伟人慧眼之所见也。立此巨像,究竟意欲何为?吾百思而终未得解。当局者清,局外者迷,不猜也罢。闻建此雕像耗资竟达五百万元之巨,不胜惊诧。若将此款用于改善教学,或捐于民生之需,岂不善哉!当年佞人为领袖大盖别墅,至今物议不绝,实小人害我伟人也。今之智者能不警觉乎?
　　2008年11月24日
　　
　　二、文死谏,文谏死
　　
　　古人云:“文死谏,武死战。”是提倡?还是事实?我说都是。
　　单说文死谏。古人也明白,君王再圣明,也会有失察处,所以,倡言臣子谏言,且设了专职谏官。文官冒死而谏,以致谏而死之,儒家便赞之为大丈夫。“宁鸣而生,不默而死”,谏官视此为职业道德。不谏,不算好文官;不死,算不上至佳的谏官。
　　“文死谏”,可不是虚话,是要践行的。比干谏纣王,死之。箕子谏纣王,装疯被囚,半死。伍子胥谏夫差,死之。孔融谏曹操,死之。毛泽东说,党员应该像海瑞,抬着棺材进谏(《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至2000杂文卷》第一百七十九页)。但吴晗写了《海瑞罢官》,没真进谏就死了。彭德怀庐山进谏,种下祸胎。马寅初进谏,批了个不亦乐乎,若非周总理保护,至少半死。老舍,以投湖抗议“文革”,诚聂绀弩所云“君以一尸谏天下”。韩非子目光犀利,写了《说难》,陈说游说谏言之难。此人乃真正了解帝王之心理者。
　　偶遇明君,“文死谏”便成了不用落实的豪语。齐景公说,“敢谏者诛”,晏子仍谏之,却未见诛。李斯写《谏逐客书》,谏后也安好,且文章成为名篇。魏征谏唐太宗,成千古进谏之佳话。然明君有几何?屈指古来三、四百皇帝,虚心纳谏者能有几人?便是唐太宗,也曾萌生过斩杀魏征之念。
　　文死谏,终究不是凭空骇人之词。为臣者,必须思量好:是进谏,还是要命?命运决于统治者。魏征敢谏,实则无危险,故魏征不该算是英雄。彭总为民请命,犯颜进谏,终遭灭顶,乃大英雄。张志新明知巨祸在前,也要死谏,终遭惨绝人寰之刑,更是大英雄也。
　　2009年9月20日
　　
　　三、唬人蒙人
　　
　　唬人蒙人不独江湖上常行之,党内亦常见。张国焘吓唬工农干部说:“马克思说,‘无风不起浪。’”(《中国新文学大系1976至2000杂文卷》第一百八十八页)毛泽东说,王明用马列词句吓唬人。王明确实动辄搬经典。毛又说:“二十八个半统治了四年之久,打着共产国际的旗帜,吓唬中国党,凡不赞成的就要打”。(叶永烈《四人帮的兴亡》第一千一百九十四页)中国党在四年之久的时间里确实被吓唬住了。毛泽东批陈伯达说,此人用马列词句骗了二百多中央委员,一说马列,就举出第几版第几页。陈伯达岂止如此呢,他一个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蒙骗了多少红卫兵,又害了多少人。张春桥、姚文元曾被毛泽东称为“红秀才”,其实张、姚也不过是拿马列词句唬人蒙人。有人说毛泽东也批评过张、姚,话是:“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同上一千一百九十一页)。但话中并没挑明是张、姚。本来只懂些马列词句,却拿来“训人”,此即拉大旗作虎皮唬人蒙人也。康生号称“大理论家”、“肃反专家”,实则唬人蒙人了一辈子。那些工农出身的中委,被他蒙住的不少。但康生有时也被人看破和耻笑,如在1966年的一次中央临时会议上,康生指着陆定一说:“我一看你就像一个特务”(《世纪》2009年第5期何殿奎文章)。想唬住陆定一和蒙骗参会者。结果,不但陆定一没被唬住,还引来会上一片讪笑。李锐言,毛主席常用一大堆历史典故把事情说得云遮雾罩(大意)。意思是有点唬人。李亲聆毛泽东多次讲话,有切身体会。证之已出版的毛泽东的一些讲话和文稿,亦可知此言不虚。毛泽东曾告诫子女,别拿自己是毛泽东的子女唬人,要靠自己的本事。这个教育好。小平同志与戈尔巴乔夫会谈时说,当年论战,双方都说了不少空话。检视“九评”,空话就颇多,其中不少话实际上不无拿马列词句唬人的成分,如拿马列条文批铁托;但“铁托真是铁”(毛泽东语),没唬住,人家依然我行我素,倒是我们后来也学起南斯拉夫来了。中、南和解后,小平同志曾向南斯拉夫同志做自我批评说:“当时,我们自己也犯了一点指手画脚的错误”(《作家文摘》2010年5月4日摘王学亮文章《毛泽东缘何四批铁托》)。康生、陈伯达、王力是“九评”的大写将,康、陈具体主持写作。搞“两个凡是”实际也是唬人,拿伟大人物唬人,不是拿真理服人,此与王明动辄搬出老祖宗唬人一样。但遇上了邓小平、胡耀邦,没唬成。爱唬人的首长比较喜欢工农干部,张国焘即如此。
　　2009年9月20日
　　
　　四、再思“两个凡是”
　　
　　当年“四人帮”开动宣称机器,非说毛泽东有个临终遗嘱:“按既定方针办。”这当然是捏造,是阴谋,但也强烈表达了“四人帮”的一个愿望:一切按毛泽东搞“文革”的那一套办。审判“四人帮”时,姚文元对何以拼命宣传“按既定方针办”有个解释,说:“我认为它(“按既定方针办”)表达了这样的意思,即‘过去决定的东西都要照办’”(叶永烈《四人帮的兴亡》第一千三百二十六页)。什么是“过去决定的东西”呢?看看张春桥是怎么说的。毛泽东去世后,张春桥与王洪文的秘书萧木有一段对话,萧说:“毛主席逝世后,处处都感到毛主席不在了,有一种失落感。”张春桥说:“毛主席处处不在又处处在,毛主席虽然逝世了,但他老人家的路线、制度、政策都留下来了”(同上第一千三百三十三页)。这些,便正是姚文元所说的“过去决定的东西”。张、姚的愿望是,一切仍要按毛泽东生前制定的那一套干,“文革”还要继续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绝不能停止,冤假错案不能平反,改革开放更谈不到。“四人帮”自己则获取最高位,继续祸国殃民。
　　“两个凡是”实际上与张、姚的“按既定方针办”的意思也差不了多少。姚说,“过去决定的东西都要照办”,张说,照毛主席留下的路线、制度、政策办,而“两个凡是”又与此相差多少呢?就差在没了“四人帮”几个人而已。难怪耿飚同志说:“如果按照‘两个凡是’办,那实际等于没有粉碎‘四人帮’。”这话算是说到了实质,“一剑封喉”。试想,若按照“两个凡是”,文革能停止吗?停了也要七八年再来一次。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能废止吗?悼念总理反四人帮的天安门事件能平反吗?大量冤假错案能平反吗?小平同志能出来工作吗?能有三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吗?肯定都不行,都没有。所以,我要说,“两个凡是”与“按既定方针办”――“过去决定的东西都要照办”,本质上,内在逻辑上,是相通的。否定了四人帮,否定了他们企盼的“过去决定的东西都要照办”,也就必然要否定“两个凡是”。
　　主张“两个凡是”的人,一般都是我们的同志,他们与“四人帮”也是死敌,这是无疑的。但他们的思想主张却与“四人帮”有一致之处,这是令人遗憾和悲哀的。
　　今天再思“两个凡是”,是因为有人又怀念起“两个凡是”来了。现在有人不赞成改革开放,不便明说,便又搬出毛泽东晚年的错误理论,甚至搬出毛泽东“文革”前夕写给江青的那封著名的信来说事儿,意思是,右派已经上台了,走资派还在走,甚至还想“批邓”。在网上,他们还拿出毛泽东的一些话来含沙射影。其思维完全没有跳出张姚的“按既定方针办”,也没有跳出“两个凡是”。
　　2009年9月20日
　　
　　五、笑区区,一桧有何能?
　　
　　君王无错,错在臣子,乃古来朝野之惯有心理。君王为龙种,为天子,永远圣明,焉能有错?岂可认错?因之,臣子便有“代君受过”之责任。岳飞冤狱,人皆骂秦桧,无人问责赵构。西湖岳庙铸跪像,有秦桧,无赵构。实则,秦桧固然奸坏,然“笑区区,一桧有何能?”(文徵明《满江红・拂拭残碑》)杀岳飞实为赵构之决策。但世人顽固地认为,就该秦桧跪在岳庙,哪有君王下跪的?晚清李鸿章一向被斥为大卖国贼,然细考史实,此人除确有应负罪责之外,所负之骂名大抵也有“代君受过”之成分也。
　　七千人大会,林彪说,主席的主意都是对的,是我们没执行好才遭受了损失。主席闻此语,甚欣慰,嘉许林彪再三。林彪是颇懂得“代君受过”之理的。江青则不大懂。她咆哮公堂,动辄抬出领袖说事儿,曰:“我是主席的一条狗,让我咬谁我咬谁。”结果大伤领袖面子。主席哪会有错?明明是你们“四人帮”想咬谁就咬谁,却偏偏诿过于伟大领袖,实大谬也,实可恶也。“代君受过”的观念也浸入到当代史书中。如《炎黄春秋》杂志曾载文,谓“文革”中极左的“青岛夺权”,本是当时的中央所支持的,但有些“文革”史著作却硬说是康生个人所为。这是想让康生“代君受过”。余揣测,康生若是活着,也未必会认账的,大概也会说自己只是一条狗。
　　2009年12月2日
　　
　　六、“革命的同路人”
　　
　　同是造反、革命,起因、动机、目标和理想可能大不相同,因之革命者也有类别之分。“自利型”和“理想型”便是两大类。
　　“自利型”革命者造反、革命的初因,纯粹是为了脱贫翻身。这当然有天然的正义性。“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彼可取而代之”,“打江山,(为自己)坐江山”,乃是他们造反、革命的目标和理想。刘邦、朱元璋,皆如此。共产党里也有此种革命者。如当年当兵入伍者中,大批人起初就是为了脱贫,“当兵吃粮”,为了将来自己能坐江山。但其中很多人后来升华了,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懂得了打江山不该是为了个人坐江山的道理。这部分人已不再自利,不属于“自利型”革命者了。但也仍有不少“自利型”革命者顽固地坚持“打江山,坐江山”的自利思想。
　　“理想型”革命者参加革命,完全不是为了自己“打江山,坐江山”。他们中许多人本是富家子弟,参加革命并非因为穷困所逼,他们的革命目标也不是为了脱贫。他们革命纯是为了国家民族的利益,为使天下人都得到解放,为使社会变得公正、合理。他们不惜抛家舍业,抛头洒血,为的是公利,不是为了自己坐江山。所以,江山打下后他们仍能继续前行,提出种种为把社会建设得更加公正、更加合理的新主张,而绝不以打下江山为终止。孙中山、邓小平、胡耀邦,皆是此类革命者。
　　然而吊诡的是,居然有不少“自利型”革命者和他们的理论家,竟常常指斥“理想型”革命者是所谓“革命的同路人”,是“民主派变成了走资派”。张春桥、姚文元也很爱这么说。近年,有些对改革开放成见很深的人士又续上了“批走资派”、“批邓”的香火。那么,究竟谁是谁的同路人呢?衡量的标准其实也简单:谁在半道上不走了,谁就是继续走的人的同路人。依此标准,“自利型”革命者无疑是“理想型”革命者的同路人。“自利型”革命者是守旧势力的重要来源和支持者。他们停在半道上不走了,他们才是所谓“革命的同路人”。
　　2010年3月20日
　　
　　七、未庄评定是非的标准
　　
　　阿Q在未庄虽然常“优胜”,但赵太爷打他嘴巴却是平常事,而且,明明是阿Q挨了打,未庄的舆论却总是向着赵太爷,总是不加考量地认为:“错在阿Q,那自然不必说。”原因何在呢?迅翁写道:“就因为赵太爷是不会错的。”(《阿Q正传・续优胜纪略》)
　　赵太爷不会错,阿Q便是错的,错了就活该挨打。这便是未庄的逻辑。赵太爷何以就不会错呢?《阿Q正传》里没有说明。但迅翁在一封信里做出了解释:“我们的乡下评定是非,常是这样:‘赵太爷说对的,还会错么?他田地就有二百亩!”(《集外集・通信》)原来如此!有田地就有理,田地愈多,理就愈足。其实,此类逻辑世间多矣。某某说的,还会错么?上边说的,还会错么?书上说的,还会错么?
　　斯大林写过一个批示,其中写到“爱情”一词时少写了一个字母。批示需要传达,怎么办呢?于是,主事者请两位教授在《真理报》上撰文,论证这种少写了一个字母的写法是如何的正确。于是,便有了如下妙文:“世界上存在着腐朽没落的资产阶级爱情,以及健康新生的无产阶级爱情,两个爱情截然不同,拼写岂能一样?”文章的清样送给斯大林过目,谁知斯大林大笔一挥批道:“笨蛋,此系笔误!”(《文史参考》2010年第七期《历史散叶》)教授的逻辑是,斯大林写的还会错吗?少写了一个字母,是因为那当中蕴含着一种伟大的思想!“文革”中,张春桥必欲定陈丕显为叛徒,但专案组调查后却没发现陈有叛变行为。张春桥怒曰:“不可能,江青同志都宣布了,怎么不叛变?”(陈小津《我的“文革”岁月》第一百四十页)也就是说,江青同志还会错么?还能瞎说么?她可是夫人!“两个凡是”其实也是此种逻辑:那可是伟大领袖说的,还会错么?
　　陈云同志主张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这极正确,极有胆识。何以要“不唯”呢?因为,上不一定就对,不一定都对;书,亦然,而且,书上即便本来说的是对的,但时空一变,情况一变,有的对的也就只是历史意义上的对了。
　　未庄评定是非的标准应该改一改。要知道,赵太爷虽然地多,但不一定言必在理。阿Q没地,却不一定都错。地多其实跟有没有理没有必然联系。要打破“地多崇拜”、“赵太爷崇拜”。最终,还是要看实践,要实事求是。
　　2010年3月20日
　　
　　八、“历史的被歪曲史”
　　
　　历史的被歪曲,被篡改(主观故意极强的歪曲),是常见的现象。研究历史,也应该研究“历史的被歪曲(包括被篡改)史”。被歪曲的历史不是真史,但歪曲历史之史却是真史。这就像传说,其内容可能为假,但传说过程即传说史却真,如孟姜女哭长城,梁山伯与祝英台,内容为假,但传说过程为真,反映历史和反映人心为真。假史没有意义,但造出假史之史却有意义。研究“历史的被歪曲史”,很有用处。
　　胜利者握有历史的书写权,他们有条件歪曲历史,正所谓“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但胜利者未必都歪曲历史。但胜利者也未必都不歪曲历史。史家操史笔,有条件歪曲历史。失掉史德便会歪曲历史。有史德的史家不畏权势,只忠于史实。“在齐太史简”,太史兄弟不怕杀头,前赴后继,非写上“崔杼弑其君”不可。
　　错误的乃至邪恶的史观、不良的乃至卑劣的需要,才会使有条件歪曲历史的人干出歪曲历史的事。日本右翼分子歪曲历史天下第一。这是他们的邪恶的史观和卑劣的需要所致。封建史书总是把造反者称为“贼寇”,这是具有专制本性的帝王眼里的历史。蒋介石想让陈寅恪把他写成唐太宗式的人物,陈不干,这是权势者想歪曲历史而未遂。《联共党史》,斯大林主编,大量歪曲历史,把十月革命说成是列宁和他领导的,列宁已死,实际是想说是他一人领导的。其目的是为从肉体上消灭其他十月革命领导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等制造根据(李凌《勇破坚冰的未定稿》第二百七十七页)。赫鲁晓夫曾追随斯大林搞“大清洗”,大量批捕材料上有他的签名,后来他发起“非斯大林化”,便亲自下令将一切能证明自己犯罪行为的档案销毁(《文摘报》2010年5月4日摘彭华文章《赫鲁晓夫建议搞“红场公开处决”》)。斯大林说一不二,赫鲁晓夫是第一书记,都是“说历史是啥样就是啥样”的权势人物。所谓“十一次路线斗争史”、“儒法斗争史”,皆是“左”倾权势人物杜撰的伪史。江青为抹去自己的沪上丑史,大施淫威,销毁材料,迫害知情人。
　　“好心”(其心虽好,然情形复杂,故需加引号)也能做出歪曲历史的错事。许广平《鲁迅回忆录》原稿说:“鲁迅虽然在上海,但每每说‘周作人的文章是可以读读的。’”1961年正式出版时,凡鲁迅认可周作人文章的内容,悉数删去。这实际是在歪曲鲁迅先生的崇实、厚道的品格。丁玲日记原有“毛主席说,茅盾的东西,不忍卒读,看不下去”的话,陈明认为毛语不太严谨,对茅公过苛,便做了适当修改(陈明《关于修改丁玲的作品及遗物的处理)。伟人一言既出,便是历史,不论对错,都应如实记录,岂可擅改?况且那句话一定是在特定语境下说的,极而言之罢了,绝非是对茅公的全面评价。近有某“大事记”写到动乱岁月时,不写苍生厄运,只写卫星上天,取舍之间,历史已经“不真”(借用古董商行话),至少已非全史。
　　历史本身不是那个样子,却非要写成那个样子,为什么?这便是“历史的被歪曲史”要研究的内容。具体些说,歪曲历史都有目的,但每一桩歪曲的目的又不尽相同,说清楚它,就是“历史的被歪曲史”要研究的内容。是谁在歪曲历史,谁参与了歪曲,谁主张的,谁写文章歪曲的?这些都是“历史的被歪曲史”所要研究的内容。“历史的被歪曲史”,在史学史上我看是应该记上一笔的,政治史和意识形态史的研究也应将其纳入视野之内,人物史研究也会涉及到它。四人帮的“影射史学”是“历史的被歪曲史”的一个著例,既应该记入史学史(作为伪史学),更应该写入政治史和意识形态史。
　　2010年3月23日
　　
　　九、朱元璋・顾顺章・“四人帮”
　　
　　“盖明祖一人,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实兼而有之者也。”(赵翼《陔余丛考》)清代史学家赵翼对朱元璋的这句评价,相当精彩。朱造反倒元,创建大明,确不愧是英贤豪杰人物,然而,他又是个“盗贼之性”入骨,痞气甚重的帝王。吴晗写《朱元璋传》(初版本),就称他曾是个“小流氓”(后来遵旨将此称修改掉了)。人们常言刘邦有流氓气,实际上朱元璋的流氓气远比刘邦厉害。
　　朱元璋心狠,嗜杀。一次打仗间隙进一大庙休息,山僧没有好好招待,朱发怒。山僧问姓名,朱题诗于壁上:“杀尽江南百万兵,腰边宝剑血犹腥。山僧不识英雄面,何必哓哓问姓名。”(《翊运集》第三百五十二页)其凶悍暴戾之气溢于字里行间。朱惩办贪官,立意甚好,但手段毫无人性,把人皮剥下,塞上草,挂起来示众,谓之“剥皮实草”。朱曾做诗给敢于直谏的大臣茹太素:“金杯同汝饮,白刃不相饶。”(见《书屋》2005年第7期第七十七页)一副凶残且无赖的嘴脸。谢缙曾上书:“天下皆谓陛下任喜怒为生杀。”(《“帝王观念与中国社会”论文集》第一百三十二页)朱一听了事,丝毫不改嗜杀本性。史载朱也曾诫部下“勿嗜杀”,但正如一位史家评论的:那是需要,嗜杀才是本相。
　　朱元璋“打劫”观念甚重。初起兵时,他并无推翻蒙元的宏图,自然也谈不上为穷哥们打天下。传闻他黄袍加身后曾对刘基说:“本是一路打劫,谁知弄假成真。”(同上第二百二十三页)
　　朱元璋对士大夫很刻薄,经常语带讥讽。他曾奚落、嘲弄耿直的大臣危素:“真谓文天祥也,乃尔乎!”又讥斥大臣袁凯是“东海大鳗鲡”。此为市井语言,老滑头之意(同上第一百三十、一百三十二页)。
　　中国几百个皇帝,儒气重的皇帝很多,乾隆说,“朕一书生皇帝耳”。浑身佛道气的皇帝也不少,李唐崇拜李老君,梁武帝信道又佞佛,朱元璋的后代嘉靖帝是个道教迷。朱元璋则儒气甚少,佛道气也少,而痞气很浓。
　　顾顺章是个老革命,也是个大叛徒。然究其骨子里,实为一流氓无产者。他革命,图的是富贵,叛变,图的也是富贵,哪个更能富贵,就干哪个。他若是赶上革命成功,大概也会如朱元璋口吻:“本是一路打劫,谁知弄假成真。”对于顾顺章的流氓无产者本性,钱壮飞之孙钱弘曾评论说:“顾顺章是一个老党员,党的高级领导,但他又是流氓无产者的典型。他老是拉帮结派,用他手下的一帮打手,搞一些极端的个人恐怖行动。”电视剧《陈赓大将》里就演了顾顺章拉帮结派,搞个人恐怖的情节,完全是写实。有件事最能反映顾顺章流氓无产者的本性。据有关资料,有一次,上海天蟾舞台老板顾竹轩与另一家戏院老板常春恒火并,请顾顺章帮忙,顾竟擅自行动,带上中央特科的红队队员帮顾竹轩打死了常春恒,一时间轰动上海滩(叶孝慎《劳动报》2009年9月6日)。一个堂堂的中共高级领导干部竟带领党的武装力量去帮人打架,如此流氓行径真是令人瞠目结舌。
　　四人帮一伙,无法无天,无信无义,无德无耻,既是政治流氓,也带有社会流氓气息。“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王洪文,既可说是“政治流氓”,也可说是“流氓之政治化”,因为他原本就有极重的流氓气。王当上了中央副主席还热衷于钓鱼打鸟,而且居然调侃毛泽东:“谁说钓鱼台没鱼钓?我这不是钓了一条大鱼吗?”(毛泽东曾说过“钓鱼台无鱼可钓”的话)王洪文的一班小兄弟陈阿大之流更是满身流氓习气。姚文元是“文痞”,痞子即流氓,“文痞”即舞文弄墨之流氓也。张春桥受审时耍死狗(不愧是“狗头军师”),滚刀肉,颇有一点天津混混的死扛气概。江青更是个女光棍,女泼皮无赖。其流氓行径擢发难数,早已国人共知。吴德《十年风雨纪事》一书披露毛主席曾说过:“江青是个大女流氓,有野心。”有网文说,谢静宜说毛没说过这话。但我想,如此重要的毛主席语录,吴德是不会记错,不会瞎编的。更关键的是,毛主席教导得对,江青确实就是个大女流氓,确实有野心。
　　2001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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