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郑国新兴地主阶级的代表_朱元璋是“地主阶级总代表”吗？
时间：2019-02-06 05:40:19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阶级的标签 朱元璋是“贫民”苦出身，乱世里从一支造反的部队中脱颖而出，最后登上皇帝宝座，其前后人生角色的转换过于强烈，这一点对特定时期的某些论史者来说，堪称利弊参半。
好处在于，朱元璋早年的揭竿而起、经略四方，可以用来论证一个革命阶级的强大能量和超迈精神；坏处在于，伴随这个人成功的，居然是一条几乎完全循环的旧路，禁不住使刚刚大赞其革命性、先进性的论者感觉有些尴尬。
为了从这种尴尬中摆脱出来，于是有了“蜕变论”。按照这种理论，早年造反的朱元璋是农民起义的领袖，是地主阶级利益坚决的挑战者和农民兄弟利益的坚定维护者，但当他一朝功成，坐上帝位以后就“蜕变”了，发生了“质”的变化，转而成为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领袖人物，成了地主阶级的总代表。
毫不夸张地说，几十年来，关于朱元璋，我们就笼罩在“蜕变论”的巨大阴影里。试翻几十年中关于朱元璋的林林总总的论文，十篇中间大概有九篇会用到“蜕变”这个词语，会运用“蜕变论”解释朱元璋人生角色的转换。专著更是如此。史学界公认，1949年后，历史学家所撰的朱元璋的传记较好的有两种，一是吴晗先生多次改写、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定稿的《朱元璋传》，一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陈梧桐先生撰写、初版于1993年的《洪武皇帝大传》。两本大著都非常重视朱元璋统一天下前夕发出的讨伐另一位“农民起义领袖”张士诚的那篇檄文。在这篇檄文中，朱元璋所列举的张士诚的八项罪名，除两项是说二者发生武装冲突外，其他六款都是张氏背叛元朝的罪状，如“占据江浙钱粮，十年不贡，其罪六也”，“兵不满万数，地不足千里，僭称改元，其罪三也”。诚如吴晗所论，“不看头尾，使人容易误会成是元朝政府的讨伐令”。檄文中还说：“凡尔百姓，果能安业不动，即我良民，旧有田产房舍，仍前为主，依额纳粮，余无科取，使汝等永保乡里，以全室家。”吴晗先生认为这一段文字极其重要，因为“这一段文字明确声明他的立场的改变，从反对封建地主突变为维护封建地主的既得利益，他的根本立场改变了……进一步宣称进军的任务是为了伐罪吊民，是为了使民庶各安于田里，使百姓永保乡里，公开地取消了阶级斗争的内容，公开地声明他对于农民起义的背叛，明确维护旧的封建地主阶级秩序，保证给官僚、庶民以和平安定的生活，这是朱元璋一生中划时代的转变，从农民起义的领袖转变为地主阶级的领袖的转变”。而陈梧桐先生也认为，“这篇檄文是朱元璋公开背叛农民起义的政治纲领，它的发表标志着朱元璋已经发生根本的质变，由农民起义领袖彻底蜕变为地主阶级的领袖人物了”。至于朱元璋为什么会有这种“蜕变”，学者们则归咎于投奔朱元璋的儒生，一本出版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论著就说：“陶安、李习、刘基、宋濂等这一地主儒生集团几年来所起的作用，到这时候明朗化了，具体化了，公开化了。”
面对朱元璋的人生剧变，“蜕变论”似乎颇能自圆其说，可是细细思考，却也有很多让人困惑的地方。所谓“蜕变”，是指一种根本的、质的变化，如果按照质变定理，任何事物发生质变之前，都会有比较长期的量的变化，那么在朱元璋“从农民起义领袖蜕变为地主阶级领袖”的过程中，他就肯定不是一下子发生质变，应该是一点一点“变坏”，一点一点累积，最终蜕变的。可是，在有关朱元璋的史料中，能不能找到这种明确的量变痕迹？哪位史学家能够告诉我们，朱元璋在哪一年变得有一点坏，然后又在哪一年变得更坏，最后终于坏得不可收拾，彻底背叛了他原属的阶级？把朱元璋的“质变”归咎于儒生集团也是非常荒谬的。这些儒生无一不是劝朱元璋在乱世中“止杀”、“安民”、恢复占领区的生产和秩序的，这有什么不好呢？难道非要乱杀、大破坏才符合农民的利益，才不叫“质变”？
我不是专业研究历史的人，但我知道，那种过去习以为常的“先贴阶级标签，然后根据这个标签去找史料”的方法已经越来越受到质疑，无他，这种方法常常在一些很常识的问题上都说不通。
讨论历史人物，还是应该首先回到史料本身，公平地对待一切史料。史料需要考辨真伪，但不能怀揣一种既定的理论，对史料根据个人好恶去挑挑拣拣，合自己口味的则取，不合口味的则视而不见，或一律施以“歪曲”、“诬蔑”的恶谥就万事大吉。
研究历史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真相，对朱元璋自也不能例外。
子虚乌有的“蜕变”
既是“蜕变”，从此事物变成了彼事物，那么就应该先把这个人在质变之前的身份厘清。
朱元璋参加郭子兴的红巾军造反，逐渐脱颖而出、自领一军后，就成为农民起义的领袖。一般，我们都是这么说的。这般定义当然会遇到一些麻烦。朱元璋究竟算“农民”还是“流民”，跟着他驱驰的究竟有多少农民，这些暂且放过不提。“义”者，不论怎么解释，都应该是一种崇高的东西，代表着正义；“起义”者，就是以一种崇高、正义的东西为号召。然而，朱元璋自己也多次承认，他造反的目的既单一又明确，就是乱世中“仅图自全”。早年，即使是在口头上，他也很少以“义”作号召，“吊民伐罪”、“救民水火”云云，都是刘基等地主知识分子加入以后对朱元璋的诱导，而朱元璋之所以欣然接受这种诱导，原因也非常简单，这让他看到了比“仅图自全”更诱人的前景。
不过我虽然对朱元璋是“农民起义领袖”这个判断有些疑惑，但鉴于任何概念都是不完满的，所以，为了叙述的方便，此处姑且从旧，先把这顶冠冕送给他。可是接下来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却不得不辨，这就是，我们通常称为“农民起义领袖”的造反者，是不是天然就代表农民兄弟的利益，一定是农民利益坚定的维护人和捍卫者？
先看动机，朱元璋自己也说，参加造反是为了在乱世中图自保，所以，如果我们居然认为，他是为了不满农民利益被严重盘剥，才决心起而维护和捍卫之，恐怕起朱元璋于地下，也会感到匪夷所思吧？再看其行动和效果。在造反、自保以及和各路群雄逐鹿的行动中，他是否真的对农民利益给予了比别人更多的关照？即使朱元璋确有此种仁人之心，事实上恐怕也很难做到。无他，这是兵荒马乱的末世，这是你死我活的战争，朱元璋的部队一样要吃饭，要征集粮草，要扩充部队，要攻城夺寨，要以杀立威，除非你愿意在此消彼长的争雄中自缚手脚，愿意眼睁睁地看着别人捷足先登，否则像刘备那样不忍舍弃难民的好戏是万万不能多唱的。所以，一个基本的常识是，于乱世中崛起、我们通常称为“农民起义领袖”的造反者，他们不仅很难顾到农民利益，而且几乎铁定是农民利益的损害者，至于区别，只能说有的损害得凶一些，有的损害得稍轻一些罢了。读者也许会问这般立论可有史料依据？太多了！关键在于，面对这些海量的史料，我们用一副什么样的眼镜去看。用有色眼镜一照，看出“诬蔑”、“歪曲”的险恶用心。把这些史料挥到一边，那是最简单的办法，然而史料就是史料，它不会因为你使用者的态度就自动消失。在你表示轻蔑的时候，它很可能躲在角落里冷笑。
具体到朱元璋，综合各家之记载，可以认为，和别的豪杰相比，他的部队军纪稍好一些，但千万要注意，对这一判断不能肆意夸大，否则跨过真理半步就是谬误。为了扩大自己的利益，朱元璋必然会损害包括农民在内的无数平民的利益，战乱之中，这两种利益绝大多数时候是不可调和的。《明太祖实录》中有一条歌颂朱元璋初起时关心民瘼的资料，说有一天他走出军营，看见一个小孩可怜，上前询问，原来其父母都被他的部队征用了，孩子没地方去，于是朱元璋发布命令，让被掳掠到军中的夫妇团聚，民皆感戴云云。这是典型的“反面文章正面做”，可惜修史者技术尚欠纯熟，在今人眼里，这何尝不能读出与修史者预期相反的意思？
“农民起义领袖”朱元璋既然本来就不是农民利益的维护人和捍卫者，那么他一旦登上皇帝宝座，即使真如论者所说，“明确维护旧的封建地主阶级秩序，保证给官僚、庶民以和平安定的生活”，也不能用上“蜕变”一说。
朱元璋只有这一个，不论是开始做“农民起义领袖”，还是后来当皇帝，都自有其一贯的内在逻辑，所谓“蜕变”，实不知从何说起。
谁的代表？
上面已经分析清楚，“农民起义领袖”时期的朱元璋并不是农民利益的代言人，而坐上皇帝宝座的朱元璋，是否就成了处处与农民利益对着干的“地主阶级总代表”？也值得探究。
先不妨从最感性的层面稍作思考：无论是胡惟庸案还是蓝玉案，被朱元璋杀掉的都高达两三万人，而如此庞大的人群中，绝大多数又属于缙绅阶层，与平民无干，试问世界上有这样当“总代表”的吗？这样的例子还所在多有，比如朱元璋的“抑豪强”历来为史家所艳称，而所谓“豪强”就是地方上的大地主阶级，这样的强力抑制，怎么会是自己的“总代表”之所为？
除此以外，如果我们硬要说，当了皇帝的朱元璋，因为要做“地主阶级总代表”，又因为地主阶级和农民的利益天然不可调和，所以，明太祖在施政上必然损农民利益而去肥地主阶级，在史料上恐怕也会遇到极大困难。因为史料清清楚楚地表明，建国后的朱元璋鉴于战乱后海内残破的现实，为稳定秩序和恢复生产，劝农桑，修水利，抑豪强，赈贫乏……这些重农的措施都是实实在在，并颇具效果的。过去人们喜欢说造反时期的朱元璋代表着农民的利益，事实却是，由于要积蓄力量夺取政权，战乱中的朱元璋代表农民利益云云，即使有，也注定只能是口惠而实不至，相反倒是当上皇帝后的朱元璋更有意愿和能力来维护农民的利益，也不乏一些具体的行动。
那么，我们能否因为现在明太祖的一些重农措施，就一下子倒过来，把当上皇帝的朱元璋称之为农民利益的捍卫者呢？肯定不能这样荒唐。哪有农民利益捍卫者还豢养那么庞大的特权集团，动辄赏赐一个勋贵几百亩良田的？
分析至此，问题荒谬之本质已经呼之欲出：就因为我们总是习惯于乱贴标签，先就把当上皇帝后的朱元璋判定为“地主阶级总代表”，认定他必然盘剥农民，大力维护地主阶级利益，所以在面对看似矛盾的史实时，便不免进退失据，尴尬起来。
为了弥缝理论的破绽，我们的史学家又制造了一个“让步论”，企图自圆其说。所谓“让步论”，意思是说，在农民战争后初即帝位的人，虽然已蜕变为“地主阶级总代表”，但因为历史的教训，不敢过分盘剥农民，所以不得不在初期采取一些安抚农民的措施，但这种表面上对农民的仁慈掩盖不了其压榨农民的实质。不知别人对这种理论观感如何？我的第一感觉是咱们的史学家真是太辛苦了！为了让天生破绽百出的理论看上去完满一些，只好勉力去东缝西补，左支右绌！然而尽管劳神费力，破绽还是一望即知。“让步”的精义应该是以初期的让一步换来随后的进两步，可是朱元璋显然并非如此，这个小农思想极重的帝王，他的一些重农政策是贯穿始终的，对缙绅阶层的高压也是至死方休，晚年时期的户部侍郎郭桓贪污一案，追赃牵连到全国各地许多大地主，中产以上地主破家的不计其数，被杀者更高达几万人，其中颇多冤滥，面对舆论沸腾，他自己只好将主审法官抛出来作为替罪羊杀掉。如果套用“让步”理论，那明太祖几乎可以说终生在“让步”，而一个终生“让步”的帝王，又怎么去做“地主阶级总代表”？
在对朱元璋身份的认定上，我现在可以说出自己的观点了。一言以蔽之，朱元璋从来不是农民的总代表，同时也不是地主阶级总代表。要说代表，他只代表皇权，代表朱家王朝和朱氏家族，他殚精竭虑所要维护和捍卫的，只能是朱家王朝和朱氏家族的利益。
认清了这一点，许多看似矛盾的现象都可以得到合理而圆满的解释。
朱元璋所代表的皇权和朱氏家族的利益，和包括农民在内的平民的利益、地主阶级的利益，这三者之间肯定不会是完全同一的，但前者和后两者之间也并非就没有丝毫的交集。专制王朝里的平民固然希望政治清明，秩序井然，贪官污吏少一些，自己日子好过一点，而一个君主，只要智商和情商不在正常线以下，不是特别昏庸，平民的这些诉求难道不同样也是他的目标？平民日子不好过，民穷财尽，他所要的赋税就会存在征缴上的困难，就会影响他王朝的长治久安，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至于朱元璋所代表的皇权和朱氏家族的利益与地主阶级利益的交集，更是一望即知，地主阶级在下希望租种其土地的都是良民，安分守己，在上希望政局稳定，以维护自己在王朝利益分配中的特权地位，这些也是朱元璋想要的。
在看待三者利益关系的问题上，我们过去有一个绝对化的倾向，即一方面总是认为朱元璋所代表的皇权和朱氏家族的利益和地主阶级利益是一致的，完全可以合二为一，另一方面，又总是认为朱元璋所代表的皇权和朱氏家族的利益，和包括农民在内的广大平民的利益是绝对排斥互不相容的。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按这种理论去僵硬界定和划分，必然碰到许多让人困惑的史料。
如果我们知道，朱元璋只代表皇权，代表朱家王朝和朱氏家族，那么事情就一点儿也不复杂了。因为朱元璋的利益和平民、地主阶级的利益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交集，所以，他也会有一些重农、发展生产的政策，会对地主阶级赋予一定的特权。然而，这三者的利益也有互不相容的时候，比如，平民如果对朱明王朝不满，抗粮抗税，不守“法度”，甚至想揭竿而起，那朱元璋除了铁腕镇压还会动别的脑筋吗？至于地主阶级，安享朱明王朝赋予的特权是没有问题的，但如果你硬要越界，比如在朝拉帮结派，结党营私，对下完全不恤民情，横暴不法敲骨吸髓，弄得天怒人怨，朱元璋也一定会痛加收拾的，因为这已经严重影响到了他的王朝的根基。
造反时期的朱元璋不是农民的代表，造反成功的朱元璋也不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他究竟代表谁，其实是个清楚不过的问题。一些与实际大有出入的帽子，该给他摘下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