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雪大兴安岭_大兴安岭

　　一 　　 　　1970年12月25日，杭州钱塘江边白塔车站，十六岁的我坐在闹哄哄的知青专列上，父母、姐姐都来送我。全车知青胸佩上山下乡光荣证，可谁都没有一丝丝光荣感，之所以都戴光荣证，完全是因为凭证乘车。
　　知青专列走了五天五夜，一车知青在硬木椅上坐得东倒西歪、鬼哭狼嚎。此前，大多知青对出远门旅行还充满浪漫幻想，这回一个个对火车有了深刻的本质认识。后来，历年回乡往返旅途，一再领教“中国特色”的火车――超载的车厢、扒窗式上下车、憋尿憋屎的必备硬功。从大兴安岭腹地至杭州，至少四天三夜，倒换四、五次车。从浪漫向往到见火车就怕，成了东北知青的集体病。本人至今仍一见火车就犯怵，一长串“恐怖记忆”。
　　过了嫩江，大兴安岭渐渐逼近，车厢里的笑闹打趣声渐弱渐停，一张张青春稚气的脸庞肃穆凝重。过了大杨树，过了加格达奇，过了林海，荒凉寂静的原始森林终于一览无余地肃立在窗外，我一下子明白了王维名句“空山不见人”的意思。黄昏时分，火车再也无法往前开了，碧水到了，这是大兴安岭南麓最尽头的森林小站。大雪封山、满目荒凉，女生再也忍不住了，集体放声痛哭，男生一片沉默。
　　不过，旅行还未结束，从车站到筑路二连的驻地还远着呢。由于拉人的“大板”有限，只得用拉货的“翻斗”拉人。翻斗车一起一伏、歪歪扭扭开在冻白道上，冻白道乃是直接伐去树木的冬季便道，未有任何修筑，二十公里跑了两个多小时。途中，车子颠簸过大，我连粮袋带人一起滑落车下，司机急忙停车：“咋掉下来了?妈呀，吓死我了!”我一点没事，跳起身掀回粮袋，然后利利索索爬上车找地方坐稳。驶抵二连，已晚上八点多了，密林深处几幢隐隐鬼火的帐篷，老工人都睡下了。摸黑中胡乱吃了第一顿高粱米土豆干，未洗未涮，两人并用一条老工人腾出来的被窝(我们的行李还在车站)，和衣躺下。一拉过棉被，立刻嗅到黑酸味，无奈困乏之至，立即睡去。第二天起来，天哪，什么被子哟，被头黑得可刮下一层腻子，起码一年没洗了。原来人可以睡在这么脏的被子里，震惊之深，成为印象最深的“再教育第一课”。
　　我在筑路一处二连干了四年半，几乎干遍所有工种：跑腿的通信员、修桥涵的小徒工、上土方的蛮力工、上夜班的烧炉工，还做过豆腐倌。不过几天，本人就琢磨出点卤的门道，拿捏住分寸，每天那片豆腐，食堂里卖得最热俏。拉磨的小毛驴和我十分亲热，清晨一准在帐篷外轻叩本人铺头，唤我起床喂它。不过，天气一上冻，豆腐就做不成了。长长一冬，全连只能啃土豆干、咽脱水菜，吃得没有一个不想家的。筑路队冬天活少，俗称“猫冬”，但大家还是盼着开春，毕竟天天有豆腐吃，有时还能吃上新鲜蔬菜!
　　1971年对苏大备战，密林深处的我们也跟着折腾。冬季清晨六点半，天还墨墨黑呢，连长就钻进帐篷挨个掀被窝，招呼列队出操。偏偏烧炉工小魏技术不行，柴木添得不勤，炉子经常熄火。帐篷易建，便于筑路队搬家，但保暖性极差。碰上炉子熄火，室温骤降，已蜷在被窝里当“团长”，还来掀被窝，真当恨不得一脚踢过去!每天干活已经够辛苦了，定额都完不成，大清老早还不放过我们!还搞基于民兵训练，又没枪的�!黑咕隆咚围着巴掌大的空地跑步，一二一!一二三四!有啥用场?苏联佬儿真当打过来，人家坦克才不会傻乎乎朝原始森林开过来；就算真当开过来，我们一支枪都没有，拿什么去跟老毛子打?1973年后，晨操终于停止，大概干部们也觉得没啥意思，实属白搭精力。
　　
　　二
　　
　　阶级斗争是最重要的第一课。首次全连新老职工大会，认识了两位“现行反革命”――上海知青顾逸波和佳木斯知青孙刚，任何一位革命群众都可以向他们发泄“阶级仇恨”。不打白不打，白打谁不打?幸好，我从未对二人采取任何“革命行动”。一则本人成份不佳，出于“阶级本能”同情两位；二则出于人类本性，人家都那么可怜了，何必再去踢一脚。
　　最初，本人因普通话较好，看起来还伶俐，当上通信员，每天徒步上筑路一处送信，往返三十余里，如有车可搭个顺风。筑路队活路繁重，通信员绝对俏活，八大员之一。半年后，通信员莫名其妙被撸，下了工班。隐约听说是成分问题，担心我会泄露机密。天晓得，深山老林里一支百把人的筑路队，有什么机密?!但阶级路线必须贯彻。力工每天都有定额，至少得刨挖挑运一立方土，遇上土质稍松的地段，三至四立方／天，学生娃很少不嗷嗷叫的。
　　为了争表现，一位上海知青大冬天清晨上河边学《毛泽东选集》。零下四十多度的隆冬，太阳还躲在被窝里，戴着皮手套都冷煞，居然还有这样的“学毛选积极分子”。真当学进去，算是佩服他!如果为求清静，哪儿不能去?四周都是只有白雪没有声音的森林，干吗专来河边采冰点?还不是大家早上洗脸都要到河边取冰，能被人看见!瞧他那双骨碌碌的眼睛――直朝连部帐篷看呢!
　　1971年国庆节过后，佳木斯知青孙塌鼻子探家归来，捎来惊人消息：林彪叛国了!我是第一批闻讯者之一。孙塌鼻子还未走到连队，路上就先到木工班，大概实在憋熬不住，也可能为了显摆，向我们“广播”了这则天大新闻，木工班几个都被震晕了。不知谁喊了一声“抓住这个反革命!”我也跳将上去摁脖子扭胳膊，押着他到连部。孙塌鼻子指天划地赌咒发誓：“真的!这是真的!佳木斯到处都是林彪叛国的大字报!……山沟沟里就是啥啥不知道……”饶是他一再辩解，连首长跟我们一样，认定他不是犯了精神病，就是在故意散布“反革命谣言”，关了他禁闭，以防“反革命谣言”扩散。连长警告我们几位知情者：“不许瞎放‘小喇叭’!”几天后，来了官方消息，孙塌鼻子走出禁闭室，一脸冤枉：“还不信呢!林彪就是叛国了嘛!”
　　1972年5月的一天，我们力工八班放炮炸树墩，引燃山火，整座山坡都烧起来了。全连紧急出动，急赴十多里外的火场。快到时，一位苏北籍女工排长学英雄状，奔上山坡抱住一棵树，回身呼喊：“同志们!战友们!祖国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像电影里一样。后来，她真拿到了党票。
　　奔向火场的路上，我竖起耳朵听老工人传授火场经验：要注意风向，以免被火包围；不能轻易撒尿，关键时刻“自来水”大有用场。八班长“老久”乃肇事直接负责人，这片作业区是他带领我们点的炮。“老久”是小兴安岭老林工，深知森林火灾的利害，这把火真烧大了，肇事者要判刑的。进入火场后，“老久”跪地求雨，一副大难临头、诚惶诚恐的模样。老天有眼，天黑之前还真来了一场雨夹雪，火势得到控制，只烧了一面山坡。我们自然全身被浇得湿透，工作服、毛衣线裤、内衣内裤，从外到里，从里到外，彻底浇透。下午心急火燎奔赶上山，用力打火，全身汗湿，一场降雪又淋得浑身冰冷，但还不能回去休整，得听指挥部命令。晚上八时，才允许撤退。大家又冷又饿，但仍一路庆幸这场及时雪，赦免了我们，否则在山下增援部队上来前，至少还得坚持十 多个小时。第二天，全连人百分之九十发烧，停工一周。这把火烧得我们对森林火灾有了感性认识，尝到了上山扑火的艰苦。说来也怪，在山里那些年，硬是没听说其他森林火灾(想来是不报灾闻)，离山后频闻森林火警，每年都会烧起来，还就数大兴安岭频度最高，1987年“五‘六”大火，居然连烧二十七天，活活烧出大兴安岭的名气。
　　
　　三
　　
　　大兴安岭只有九十天无霜期(即植物生长期)，开发之初一切给养都得靠山外运入。对南方知青来说，最大的问题是餐餐吃粗粮，每月只有百分之三十细粮(大米仅一斤)，百分之七十的粗粮中，小米、高粱都算好东西，“三年陈”的苞米面窝窝头，才叫吃得鬼哭狼嚎，苦相百出。主食如此，副食更糟，南京干菜厂出的脱水白菜、土豆干是“主打部队”，且靠水硬煮，仅起锅时泼洒一点豆油，若遇油荒，连这点油都泼洒不上。几顿下来，没有不求饶的。但不吃东西怎么行呢?每天的活又那么重，再怎么着也得硬撑着咽下几口。夏天，偶尔运来几筐黄瓜、茄子、鸡蛋等鲜菜，全连欢腾，真正的节日呵!
　　罐头倒是敞开供应，然价昂味次，一至三元／听，初尝尚可，再吃无味，三吃必腻，本人至今一见罐头仍心怵。那会儿，“嘴里淡出鸟来”，个个如饿虎。每年探亲，来不及到家，走到哈尔滨或天津，就有狠撮一顿的强烈愿望。1972年初，首次探亲，我们一大帮人在天津“登瀛楼”大吃一顿。回到家，母亲见我饭量大增，筷划带风，心疼万分：“饿狼一条，看来真把你给饿坏了!”
　　最令人无法接受的是不让知青“做小锅”。按说我们从家里扛点大米咸肉，谁都不妨不碍不沾不碰，差啥不让?可偏偏就是不让，资产阶级作风!差啥不能和老工人“三同”?做小锅就是搞特殊，嫌弃工人阶级，看不起“肇州土垃垃”。于是，有一专用词：踢小锅。后来，知青集体抗暴政，头头们想想确实没必要去管人家生活小事，南方城里娃已在此吃大苦，何苦再去管人家吃什么?
　　从总体上来看，二连两位主要领导――于世福、王思信(后均升任区委书记)，还是相当不错的。老于头1998年7月24日病逝哈尔滨，我闻讯还在心里悼念过他。王思信现居河南老家，我2006年打电话去拜问，寄呈一些作品向老领导汇报。1978年10月离山前，我最后一次回筑路一处，思信时任一处书记，早晨邀我上家喝了一顿送行酒，炒了鸡蛋(当时能拿出的最好食物)，感念至今。
　　山里的排泄甚令人挠头，类乎“工程”。冬天不仅屁股挨冻，有边无顶的高脚茅棚，每次得瞅一眼下面增速很快的屎柱，紧防戳顶屁股；夏天则有长腿蚊、瞎儿蠓的围叮，必须速战速决，耽误不起的，谁都不敢慢工出细活。
　　一开始，筑路一处设立“尼姑连”――女子连，驻地最靠近大队部。分开男女，防患于性。可仅仅一年，女子连就撑不下去了。放树、抬木、上楞、上土方，男人都不一定顶得下来，女人怎么行呢?理论上的“半边天”，终究只能与男人同酬，无法同工。于是，只能打散女子连，分别插入“和尚连”，二连分到一排。女工排来的那天，全连男工一起出帐篷行注目礼，不时起哄一二，怪叫三四。
　　女工排到来后，很怪的，男工们的言语文明起来，往日的粗野相对收敛，吃饭时都端着饭碗走出帐篷，有意无意往女帐篷嘌几眼。显然，男女合编不仅符合心理需要，也吻合生理结构。工作上，女工可以干一些轻轻活――铺路面、搞检测、抬柴禾、帮帮厨、辅助男工上土方等；生活中，调节连队气氛，收效神奇，后来才知道：“男女搭配，干活不累”，还是重要原则。此外，不到一年，女工排就被“订购”一空，各花有主。
　　1972年，后勤班来了一位“犯错误干部”――三连长袁珍，搞了东北女知青“唐大裤衩”。他那晚进女宿舍摸错了床，姑娘惊叫起来，东窗事发。那会儿的条件也忒艰苦，干点风流韵事，竟要如此冒险。后勤班的常朋久、老孙头与老袁头是肇州老乡，常常拿他的错误打趣。一次，这位前连长坐在坑上拍着裆部：“都他妈怨你!这个臭老二，都是你惹的祸!你要是消停一点，不啥事儿都没了?”一帐篷人爆棚笑翻。我与老袁头相处甚洽，他也很喜欢我：“你小伙儿咋长得这水灵!”“南方嘎子就他妈比咱北边强那么一疙瘩。”
　　那时，本人对性十分陌生，感觉既丑又脏。1977年春，二十三周岁了，此时下山进了呼中二小任教。全校春游上山采果，出校门不远，见一狗趴在另一狗身上，随口问身边的小蓝老师：“它们在干什么?”小蓝是东北姑娘，一脸嗔怪：“唉呀!你!”她大概认为我在调戏她。其实，我真不知道两只狗在干什么。
　　当时流行一句话：“一有权二有钱，三有听诊器，四有方向盘，”山里家家都得积攒过冬柴禾，非得靠车运输，而且司机点头是票，刹车是站。你可以不巴结区委书记，但非得巴结司机，他们自然最容易得到姑娘青睐。“四有”之中，南方知青一样都没有，婚恋市场上行情极低。当然，如果那会儿知道我们能回城，行情肯定不一样，但谁能有这样的先知先觉呢?
　　最有趣的是连里来了四位家属，后勤班的几位肇州媳妇。这些乡姑进山寻夫，连里没有招待所，四位家属只能共住一顶三分之一帐篷，即长度只有正常帐篷的三分之一，每家领地只有两床铺盖，中间用竹席遮隔一下，晚上绝对无法说悄悄话，这边喘一口气，那边都听得煞煞灵清，什么都得“悄悄的，打枪的不要”。每晚，全连九幢账篷里的大小老爷们，最得趣的话题就是：小帐篷里现在哪样?在干什么?四家八口，脸对脸、隔壁隔，咋整?起夜回来上错床，咋整?
　　
　　四
　　
　　刘江湾乃连里“第二高干”，父母均为十三级。1972年5月，他刚从杭州探亲回来。那天，我们木工班与他的六班同车上山，他在翻斗车里兴高采烈地说不久就要调回杭州，还说朝鲜电影《鲜花盛开的村庄》里有一位胖姑娘――“六百个工分”。林彪事件后，老干部逐渐复出，当时有权没权，看看其子女在哪里，便一目了然。
　　中午时分，接我们回点吃饭的翻斗开上去了，木工班收拾好家伙在等车。突然，那辆翻斗急速开来，司机一脸惊惶失措，杭州知青楼大良在车上向我们急切摇手，示意不停车。等我们走回驻地，指导员王思信脸色都变了，没头苍蝇一样在操场上跑来转去，方知六班出了大事。
　　那天，六班为翻斗取土场�树桩，即用炸药轰松树根，以便推土机起草皮。放完炸药点完捻，全班八人躲进坡下涵洞数炮，发现少了一炮。按林业部安全操作规定，二十四小时后才能排哑炮。六班长张俊峰乃小兴安岭南岔老林子，不知怎么想的，随口一句“上去看看”，刘江湾、王栋�及刚刚就业的一名东北知青冲在最前面，嘴里还喊着“冲啊!杀啊!”一阵山风吹来，导火索复燃，哑炮骤响!刘江湾被飞石击穿腹肠，当场归西；小东北一条腿被炸飞，因无法止血死在下山的车上；上海知青王栋�送到呼源区医院，截腿后因破伤风而死。当天下午，我参加现场拣拾遗物，一片血腥气，我从树梢上勾下小东北的“一只脚”――一只旧球鞋裹着的肉足， 我真切感受到死亡之近。
　　办丧事时，我奉命在大队部陪王栋�父母，失子之痛，自不必说。王母哭诉：“要是晓得这里介苦，随便哪能都勿会放伊来!侬介小，哪能也到这里来吃格种苦头?!”那时的抚恤金很低，死也就白死了，但三位都被追认为共青团员。
　　整理刘江湾遗物，发现他箱子里有几只避孕套。藏有这种非常不革命的东西，看来这小子已“做过人”。大伙儿心情复杂，既有一点谴责，又似乎为刘江湾高兴点什么。2006年夏，我携妻儿与山友重回大兴安岭，再去碧水筑路一处，完全不认识了，还林于山了，若无老主任王思信的指点，根本无法辨认。筑路一处2004年被裁撤，全区筑路队合并，驻扎呼源。全区山上已无居民点。刘江湾的坟墓，荡然无存。据老知青、人大严副主任介绍：1998年那场大水，冲走了这儿的全部坟墓，刘江湾是真正“忠骨埋青山”了。
　　工伤频发，源于不遵守操作规定。林业部规定采伐必须间隔七十米，连里缩短至三十五米。实际采伐过程中，为赶进度，采伐手之间往往不过十米。筑路一处年年都要死人，以伐树砸人为主。老工人说这是山神要的祭品，每年少不了的。1970年底刚去那会儿，因一年没出工伤，还没给山神上供，老工人心里都悬着，不知轮到哪个晦气鬼儿?几天后，听说三连砸死一女工，大家这才松下一口气。今年一次死仨，超额完成任务，估计山神明年都不会再要上供了。
　　工伤对男人来说是硬的、明的，对女人有可能是软的，掖着藏着在暗处。新林区女子架桥连许多女知青，或肩抬过重或冰水浸泡，大都失去生育功能。那位上了画报的指导员(上海知青)，一路升上去，当了黑龙江省妇联主任，据说亦患此疾。架桥比采伐、筑路都活重，扛挑份量超过女子极限，当时机械化程度又低，架桥对女性来说，完全属于“性别不宜”。可是，为了“半边天”理论，为了体现“文化大革命的成果”，硬是标新立异，硬叫劲搞这么一个“女子架桥连”。
　　
　　五
　　
　　十几岁的娃娃，从繁华沪杭来到只有几幢帐篷的原始森林，承受气候上工作上生活上的种种压力，不思乡不想家是不可能的。每晚，鬼火摇曳的油灯下，一帐篷前途无望的知青合唱“知青之歌”，伤感、哀怨、迷惘、凄凉……多少人躲在被筒里偷哭。什么接受再教育，明明是送我们进山当苦力。就算工资比山外高一截，但条件这么苦，衣食住行样样发愁，江浙一带农民都不愿来的。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知青都愿回城当学徒，宁愿只拿十六块的月薪。我的意愿是：只要能回城，拉大粪车都干!每天清晨，山下火车一叫，一山知青尽望乡。每个人心里都挂着一个沉重问号：真在这儿扎根一辈子么?青春就这么腐烂在大山沟里了?那些“上山下乡积极分子”，早已不好意思捋胳膊卷袖子呼口号了。他们很快发现：“积极”并未带来任何实惠，他们跟大家一样，也是最不值价的“南方嘎子”。
　　山上生活极其单调，一年看不上几场电影，赌博便成为无法避免的主旋律。受条件限制，没有麻将，只有扑克。一开始赌罐头，很快就转为更方便的耍钱。我很快就熟悉了所有牌路一“三打一”、“十三道”、“争上游”、“四十分”。好几次，输欠百余元，幸好赢家没当真，没逼我还赌债，要不连探亲的钱都没了。
　　喝酒更是一门知青必修课，不喝酒，还能干什么呢?“妖怪”周维平一口气喝了两斤“二合一”，两天两夜未醒，脚心涌出一块紫血泡，后来才知酒精急性中毒，如果抗不过来，“妖怪”就永久中毒了。进山前，我毫无酒量，很快锻炼至半斤。一次喝了八两，脑子虽还清醒，却平生第一次吐了。上海好汉施龙生赌、酒皆精，为人豪爽仗义，且不恃强欺弱。知青大返城后，他仍留岭中，一次大冬夜酒后回场，行至分岔处，坚持抄小道走近路，与惟一同伴分道，不久醉卧野外而冻死，很是可惜。
　　凡有知青的地方，必有武斗，一则继承“文革”武斗余绪，二则也缺乏文斗所需知识修养。我连最大一次武斗发生于1973年初冬，两伙上海人“内耗”。上海好汉夏百川头被“绷开”，另一伙以“白发”为首的“七兄弟”，也有挂花的。起因很小，不值一提，居然以命相搏；知青的忍耐度都很低，一语不合，辄诉武力。连里几位沪杭知青蹲了区看守所的“笊篱子”。杭州知青“妖怪”讲义气，出手相帮夏百川一派，蹲了八个月“笊篱子”。还有一位更长，蹲了年余。
　　上海知青老姚，身长一米八五，恃力拿了另一沪青老秦的板材，老秦追出去，两人在寂静的公路上打起来，无人劝架，也不知最后如何散的场。越落后的地方总是越推崇武力，谁有力气、谁能欺负人，谁就是老大，手下喽�就越多，人气越旺。
　　
　　六
　　
　　1975年5月，本人下山，借调至区宣传队。同年10月，地区会演、省里调演结束，我调入呼中二小，有了能够自修的基本环境。尤其晚上有电灯，同时有了一群能够切磋学习心得的朋友。我从杭州借回一本柏拉图《理想国》，不太看得懂，中学数学教师徐××(上海知青)亲切借走，屡催不还，拖欠至今。
　　在山里，我出席过一次文学会议。地区群艺馆的老孔与《大兴安岭报》一位剐刊编辑，下基层找作者座谈。恰好1976年9月《大兴安岭文艺》发表了本人处女诗篇(五十六行)，也算冒出来的文学青年，文教科通知我忝陪末座。那位四旬诗人编辑，刚在《诗刊》发了作品，大讲创作经验。会后，我上招待所找他们，递上自己写的诗歌，老孔说我的诗有激情，如勤勉努力，说不定日后超过诗人编辑。第一次受专、世人士如此鼓励，一脸惶然，再三表示决无可能。我的谦逊是真减的，窄浅的知识底盘使我那会儿不可能张开“想象的翅膀”。
　　1977年初，我被呼中二小精简。山里教师没门槛，科股级干部七大姨八大姑一个个塞进来，严重超编，裁来裁去，当然只能裁撤没有根基的南方知青。若讲业务、凭实力，被裁的四位知青要比那些东北老娘们儿高出一大截，不少东北老娘们只是初小生哩。这次精简极大激发了我的自强精神。此后二次高考、五次考研、五次考博，这次“被涮”一直是一块磨刀石。这次精简也使我切身体会中国社会的种种症结：不讲效率只讲权力，一切不在理而在人。
　　1978年10月，我以文科初考第一、复试第二的身份接到黑龙江大学录取通知书，大红海报贴在呼中电影院墙上，山镇一时侧目，议论纷纷：“二小咋精简了一个大学生?”全区文教界仅中学有一位内蒙师大生，主持二小精简的刘书记(高二学历)，见了我赶紧溜墙根。我没去奚落他，都考上了，证明了自己，何必去跟他较劲儿?再说，他也是执行公事，不精简南方知青，难不成去精简拖家带口的东北老娘们儿?毕竟，我们上山干活要比她们方便得多。
　　记得1977年冬第一把高考，我连初试都未过。数学完全瘸腿，“文革”初中生只学到一元一次方程，语文也只讲毛主席诗词，英语仅教一句“Long LiveChairman Mao!”二十六个字母都没教。物理只教农机基础，最基础的定理公式都被“革命化”了。好在本人此生最大的资本就是“不怕失败”，一次次考试成为人生主旋律。我利用工余时间自学，九个月从有理数认识拱到排列组合、参数方程。第二把再考，居然初试第一，具体分数忘了。复试总分三百五十五(语文六十五、数学五十九、政治七十七、历史七十六、地理七十八)，数学未拉太大后腿，语文考得较差，很丢颜面。胸口一直别着钢笔的“笔杆子”，只考这么一点语文分，使我认识到自己基础薄弱。以今天眼光，那时的自己，半文盲一个!
　　出山了，人生漫长的冬季过去了。上呼中镇文教股办手续，一位四十多岁的女干事嗑着瓜子：“咋考上的尽是南方娃子呢?”见录取通知书上写着“汉语言文学”，一撇嘴：“你这不是中文系!……别美得太早，学完了你还得回来!”我心想回不回来，可由不得你!果然，黑大开学典礼上，党委书记的一句话至今犹新：“你们毕业后，大概不会再去捏锄头柄了吧?!”至于“汉语言文学”不是中文系，正体现了这位女干事的文化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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