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满的“自我”】
时间：2019-02-10 05:40:4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丁玲小说 女性 本我 自我 超我 摘 要：丁玲一生创造了许多文学作品，在她的笔下形成了一个女性形象系列。这些小说中女性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本我”原发冲动阶段、“自我”抉择／摩擦阶段和“超我”拔升阶段，丁玲借此探讨了女性人生道路选择的意义。
与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说的“自我”不同，基于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学说，“自我”是处于“本我”和“超我”之间的一个部分。“本我”由无意识构成，代表人最本能的欲望。“超我”则代表外在的社会道德准则，对人的言行进行各种规范化和合理化的制约。而“自我”就是生存在“本我”与“超我”的夹缝中的一部分，它一方面具有自然而然、与生俱来的原始欲望，另一方面又要受外在准则的束缚，正如弗洛伊德所说，“自我”实在是很可怜，它要不断协调“本我”和“超我”的矛盾，要协调这一对矛盾，必然要花费很大的力气。
现在，我们都习惯把自“五四”以来的文学称为新文学，但只有追寻到新文学与旧文学所具有的异质性，我们才能从根本上把握“五四”新文学的新质。我认为，“五四”文学的新质之一就是我们在笼统吸收西方各种思潮和进行实践的过程中慢慢发现了“自我”，从过去一心营造唯美主义与象征主义的逃避遁世的理想境界中走出来，不然，何以有新文学确立之初的问题小说，何以有风靡一时的“人”的文学。
当然，不管对人的关注有多少切入点，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只有关注人的“自我”的文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的文学。“自我”从外在的表现来看，是个人在客观生存环境下，压抑“本我”和受制于“超我”的最真实的存在；要发现大写的“人”，就不能不关注“自我”。总观丁玲的小说，女性对人生道路的选择大抵经历了三个阶段，与之相对应的，是人格结构中“本我”、“自我”、“超我”三部分此消彼长的阶段。
一是“本我”原发冲动阶段
丁玲的早期作品很多都可以归入这类，从《梦珂》和《莎菲女士的日记》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除此，还包括后来所写出的《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在这一阶段，丁玲笔下的主人公尽管都做了与命运抗争的搏斗，都选择了出走，但这种出走是基于“个人本位主义”之上的，难怪有人说这样的作品是抒写小资产阶级情调的。“本我不受逻辑、理性、社会习俗等等一切外在因素的约束，仅受自然规律即生理规律的支配，遵循快乐原则行事。”①大致可以这样说，他们更加顺从了发自内心的欲望，这种欲望不管是弗洛伊德说的“性欲望”或是扩大到更大范围内的广义的欲望，这都是一种“本我”凸现的象征。只有当个人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对个人的定位还存在可以游移的空隙时，才可能有“本我”抬头的机会。比如，奴隶制社会中，在被当作商品交换的奴隶身上是不可能呈现“本我”凸现阶段的，反映在他们身上的只能是“超我”垄断阶段。为什么丁玲的早期作品中还为像梦珂和莎菲这样做着“个人主义本位”梦想的女青年提供了足够展示个性化情绪的空间呢？这和丁玲本身远离革命和时代的洪流不无关系。大革命之时，丁玲曾有过南下的念头，但始终没有付诸行动，一味地因循，蛰居北京。造成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正如丁玲自己的反思：“我那时候的思想正是非常混乱的时候，有着极端反叛的情绪，盲目地倾向于社会革命，但因为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又疏远了革命的队伍，走入孤独的愤懑、挣扎和痛苦。”②
梦珂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的青年女学生，她挣脱了封建家庭到上海读书。在学校里，梦珂为了替受侮辱的女模特出头，得罪了“红鼻子先生”，不得不退学。退学后住在姑母家的梦珂，结识了姑母家各色青年男女，当梦珂把一腔寄人篱下的幽怨和少女纯洁萌动的感情寄托到对她呵护有加的表哥晓淞身上时，却发现表哥和另一个有夫之妇关系暧昧。接着梦珂又偶然听到了表哥晓淞和澹明的谈话，这使她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晓淞的卑劣灵魂。失去了爱情的信仰，梦珂毅然出走，但究竟走向何方呢？向后，是家里指定的旧式婚姻；向前，是投入社会的激流之中……梦珂选择了拥抱社会，可社会却又让她如此委屈：“她也不明白为什么她竟然这样的去委屈她自己，也等于卖身以至于卖灵魂似的。”③小说的结尾不能不让人越发痛心：“以后，依样是隐忍的，继续着到这种纯肉感的社会里面去，自然，那奇怪的情景，见惯了，慢慢的可以不怕，可以从容，但究竟是使她的隐忍力更加强烈，更加伟大，至于能使她忍受到非常的无礼的侮辱了。”④也就是说，不管梦珂的处境如何艰难，可她宁愿隐忍也不愿回家，这样的选择表明了梦珂 “宁为玉碎，不愿瓦全”的非此即彼的价值取向。她从内心向往自由平等，她拒斥旧式的婚姻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即堕落来实现的。这或许也正是丁玲的矛盾，提出了问题却无从解决问题，这又回到上世纪二十年代初“问题小说”的老路上了。
《莎菲女士的日记》是《梦珂》的一个延伸，更准确地说，这是“本我”膨胀的延伸。我以为，《莎菲女士的日记》里最核心的、也是最能展现“本我”的便是莎菲的爱情观，而在这种爱情观里有一个特立独行的东西，那就是“性”。千百年来，中国文学总的呈现出一种温文尔雅的面貌，爱情虽然是一个亘古常新的主题，但很少有人能把“性”赤裸裸地写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丁玲和郁达夫产生了一个并不遥远的共鸣。莎菲不住在心里“忍受那感情的鞭打！为什么不扑过去吻住他的嘴唇，他的眉梢，他的……无论什么地方？真的，有时话都到口边了：‘我的王，准许我亲一下吧！’……”⑤虽然后来莎菲也认清楚了“使我爱慕的高贵的美型里，是安置着如此的一个卑劣地灵魂……”⑥莎菲从人与生俱来的自然属性上升到社会属性而南下时，我们仍然不能否定人类原初的欲望，作为欲望中很大的一部分的性的欲望是如何地主宰着人的喜怒哀乐。莎菲最后决定：“我不愿留在北京，西山更不愿去了，我决计搭车南下，在无人认识的地方，浪费我生命的余剩；因此我的心从伤痛中又兴奋起来，我狂笑的怜惜自己：‘悄悄地活下来，悄悄地死去，啊！我可怜你，莎菲！’”⑦莎菲的出走比起梦珂的出走显然是不同的：梦珂是一个悲凉的结局即在堕落中隐忍，而对于莎菲，我们可以抱有美好的希望，文本的张力在这里安慰了那些在黑暗中行走却迷茫的人们。同时我们还会发现：同《梦珂》一样，作品的时代背景是模糊的，我想这并不是丁玲有意遮蔽，而在于作家的视野仍然没有扩展到更广阔的时代大背景中去。这个问题的解决，也就是本文所要讨论的女性人生道路选择的第二个阶段。
二是“自我”抉择／摩擦阶段
大革命之后，丁玲看清了社会现实，一九二八年参加了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群，一九三一年在丈夫胡也频遇害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丁玲的创作风格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时期的代表作如《母亲》《阿毛姑娘》《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都鲜明地体现出了这一时期的特点，其中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作家走出了个人的狭小圈子，把关注的目光放到了投入社会中挣扎、拼搏的女性。在我看来，这是“自我”协调“本我”和“超我”最成功的一个时期，这里所说的成功并没有参照艺术上的标准。人类社会是经过漫长的优胜劣汰进化而来的，倘若我们一味地“本我”，那整个社会将毫无秩序可言；相反，如果我们一味“超我”，那就失去了个人存在的意义，因为到了那时，所有的人都是社会规范下的木偶，人类社会的发展将不止是失去生机这么简单。只有当“自我”最成功地协调好“本我”和“超我”时，人所呈现出来的生存状态才是一种最理想的生存状态：既有个人欲望的满足和个性的张扬，又有道德礼法对个人必要的约束。曼贞、贞贞等女性对自己人生道路的探索都展现了将个人理想与社会结合的可能性和可行性。
《母亲》是丁玲的一部力作，虽然没有全部完成，但仍可独立成篇。曼贞本是一位封建家庭的大小姐，有别于莎菲是个有知识的文化青年，在辛亥革命前的维新思潮影响下，曼贞毅然走进了女学堂。这在她来看，是个艰难的抉择，也正是这个抉择影响了她的一生。她凭着自己的毅力和勇气，克服种种困难，终于从一个封建家庭的少奶奶蜕变为一个新女性。曼贞为何要选择读书？她这一人生选择意味着什么？应该说，这不仅仅是社会思潮的影响这么简单。从漫长的历史进程看，女性解放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经历了家道中落的曼贞从自己的切身经历体味了世态炎凉，如果没遇上兴办女校的契机，她的命运将是另一种情形。但若她没有做过心理准备和思想准备，即便兴办学校，也可能不会对她有任何影响。只有当个人的愿望与社会的需要一拍即合时，许多不可能便有了向可能转化的现实性。曼贞的这一选择实质上是对长久以来社会对女性地位设定的一个否定，长期处于弱势的女性群体在有了一个又一个曼贞之后开始发生质的变化。
《我在霞村的时候》讲述的是一个叫贞贞的女孩子的故事。“贞贞”这个名字本身就是一个莫大的隐喻。“贞贞的形象让我看到傻了，原来一个女性可以是那么屈辱、苦难、英勇、善良、无助、热烈、尊严而且光明。”⑧很多人都觉得她不贞洁，“听说起码一百个男人总‘睡’过，哼，还做了日本官太太，这种缺德的婆娘，是不该让她回来的。”⑨贞贞为了给游击队送情报，忍辱偷生，把自己被日本鬼子凌辱的悲哀藏起来，想在革命事业中获得重生。可人们不理解她，说她是破鞋，说她染了脏病，在本应是最亲爱的家乡父老面前，贞贞遭受着被鬼子凌辱还残忍的打击。所谓隐喻，“是在彼类事物的暗示下把握此类事物的文化行为。”⑩按照隐喻的类别来划分，这里的隐喻是一种相异性的隐喻。说“不贞”则暗示着“贞”。程朱理学便说女子“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在新文化运动后的中国大地上，这种腐朽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面对如此悲哀的事实，贞贞何去何从呢？任何一个善良而有血性的中国人都会为贞贞设想种种可能的美好的结局。最后贞贞说：“这次他们既然答应送我到延安去治病，那我就想留在那里学习，听说那里是大地方，学校多；什么人都可以学习的。”[11]贞贞是一个如此有个性有渴望又如此为了民族大义而忍辱负重的女性，在最恶劣的生存条件下，她却把“自我”发挥到了极致。几经挫折后的贞贞依然对生活怀有热情和渴望！在这里，丁玲就不仅给我们提出了问题，更重要的是已经给笔下的女主人公指明了出路，这与丁玲自己人生道路的延展是有很大关系的。
三是“超我”拔升阶段
“超我代表社会道德准则，压抑本能冲动，按‘至善原则’活动。”[12]对于丁玲而言，当时“超我所代表的社会道德准则”应是左翼的话语观念和行文方式。由个人到社会，对应的是极易产生的两种极端，即“有我”和“无我”。按照字面意思理解，这个“无我”是个人个性的埋没，只见大家，不见小家。
从丁玲创作《水》开始，文坛上便有了两种对丁玲的不同评价：“有的研究者特别指出，丁玲不同于一些青年左翼作家，在转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以后，仍然较好地坚持了现实主义创作道路，作品时代气氛浓郁，生活实感强，在当时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果。另一种观点便截然相反，认为《水》等一系列作品是失败之作，存在着左翼文学的通病……”[13]一直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评论家对丁玲作品的评价也是褒贬不一。但无论怎样，丁玲这一阶段的作品已很少有个人感伤的抒情色彩，更多是对翻天覆地的社会巨有了宏阔的描绘。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丁玲重写了《杜晚香》，发表于《人民文学》。《杜晚香》不仅塑造了杜晚香这个人物形象，同时多侧面地展示了众多北大荒建设者的风貌。从某种程度上说，《杜晚香》向我们传达的是一个具有时代共鸣的声音：不管生活如何对人类的命运悬置考验，劳动人民最终都怀着对党和祖国的由衷热爱建设和开拓家园。在这里，无数的“杜晚香”是众多勤恳人民中的“一个个”，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思量集体和他人，个人的情欲需求完全“内化”，以至于我们根本看不到。“超我”便通过这“一个个”发挥了主导力量，凸现为了集体和国家利益。
作为男性的对立面，女性人生道路的选择问题已不仅仅是个人的问题，更是时代和社会的问题。哪怕我们摒弃女权主义的立场，谈论这个问题仍然具有必要性，因为不管如何，女性始终是在男女二元对立的社会中的二分之一。从人文关怀的角度看，意大利画家波提切利似乎在他的画作《维纳斯的诞生》中给了我们更为温情的回答：“女性美的化身维纳斯诞生于水中。那柔弱无骨，毫不着力的纤足似乎在暗示世人：女性生来不易在尘世中行走。”[14]丁玲终其一生，给我们勾勒了一幅女性探索自身道路的巨幅，这无疑是文学史上一笔宝贵的财富！
（责任编辑：赵红玉）
作者简介：刘 勤，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2006级硕士研究生。
① 陆 扬：《精神分析文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8页。
②[13] 邹午蓉：《丁玲创作论》，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5页，第79页。
③④⑤⑥⑦ 丁玲：《丁玲短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7页，第42页，第74页，第66页，第81页－第82页。
⑧ 汪洪编：《左右说丁玲》，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版，第212页。
⑨[11][14] 黄会林选编：《丁玲 女性小说》，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页，第166页，第2页。
⑩ 季广茂：《隐喻理论与文学传统》，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页。
[12] 朱立元主编：《西方文艺理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