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叛的大魔王 眷恋与反叛
时间：2019-02-11 05:33:46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长期以来，对沈从文小说《边城》的解读都倾向于“人性美＂的一面，边城这个词在许多读者的心中，已经凝定为“湘西人性美”的文化概念，认为《边城》是一幅描绘人性的风俗画，一首讴歌人性的赞美诗。但透过“人性美”这一特定的美丽光环，对作品的思想内蕴作进一步的探究，作品中人物的非正常死亡、离家出走、爱情的破灭往往被人们所忽略。文章从翠翠的爱情悲剧角度入手，分析作者在翠翠的爱情题材展开的过程中所显示出来的深刻的矛盾和冲突，在这种矛盾和冲突中隐含着作者对记忆中的湘西世界的眷恋与反叛。而把这种眷恋与反叛寄托在傩送这个人物形象身上。傩送的出走，预示着人类在走向文明的过程中所必须付出的巨大代价。进一步揭示了 “重造民族品德的思想”的重要性。
关键词：人性美 矛盾和冲突 眷恋与反叛
在宁静的夜晚，疏风残月之际，品读沈从文的小说《边城》，一股幽远深邃的湘西之风扑面而来，那风中有湘西人的梦幻、忧郁、多情和善感。但随着这股清新优美之风略过之后，在耳边不断回响着的却是湘西人生活中沉重悲怆的命运交响曲。交织着眷恋、超脱、无奈和反叛等多种情愫。
这就是我们在解读沈从文的《边城》时所获得的深层感受。长期以来对沈从文《边城》的解读都倾向于“人性美＂的一面，边城这个词在许多读者的心中，已经凝定为湘西“人性美”的文化概念，认为《边城》是一幅描绘人性的风俗画，一首讴歌人性的赞美诗。但透过人性美这一美丽的光环，对作品的思想内蕴作进一步的探究，作品中人物的非正常死亡、离家出走、爱情的破灭是否潜隐着一股无法消除的人性悲哀呢？这正是我们对这一作品需要作深入阅读的原因。正像沈从文所说的：“文学的功能不止于社会道德的观照，更在于能使读者从作品中接触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这也就是通常说的文学的特殊功能，可以唤起人的感觉、想象，让人能重新体验、思考和发现生活。在沈从文看来，所谓“生命的明悟”，“明白了人生各种形式”，“激发生命离开一个动物人生观”，这正是文学所要达至的最高境界。
在这里，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更有特殊的审美价值，更能让人了解另一种“人生形式”，从而获得“生命的明悟”。
首先，我们从小说《边城》的故事情节来看，作品中处处洋溢着湘西地区所特有的“神性”，这里的神性就是“爱”与“美”的结合，而作品中所赞美的“爱”与“美”都上升到人性的极致。地处湘黔川三省交界处的茶峒小山镇船总的两个儿子同时爱上翠翠，翠翠虽对两人都产生好感，但内心深处却深爱着傩送，天保自知爱之无望，为了成全弟弟，坐水船外出不幸遇难。哀伤悲痛的傩送随后也出走了。在一个暴风雨之夜，经不起打击的老船夫溘然长逝了。留下了孤独的翠翠和渡船，这也是一个悲剧的故事，但是在沈从文这里简朴的受偶然命运支配的人生形式尽管带有悲剧性，仍然是一种“健康、优美、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形式”。作品中所描写的人性之爱、朋友之爱无不烙上湘西人所特有的那种淳朴和善良，作品中祖孙俩相依为命生活在山清水秀的茶峒，靠撑渡船为生。“渡船”是他们唯一的生活寄托。爷爷对孙女的爱极其无微不至，从每一个眼神，每一句话语中都可以触摸得到。端午节看龙舟竞赛，爷爷答应翠翠一起去看龙舟竞赛，却又觉得不放心，就对翠翠说：“人太多了，站在这里看，不要动，我到别处去有事情，无论如何总得赶回来伴你回家。”平时看见翠翠凝望天空若有所思时总会问：“翠翠，想什么？”“翠翠，你正在想什么？”每当翠翠在渡船上焦急地等待到河街去购买节日货物的爷爷时，爷爷总是说：“翠翠，你急坏了，是不是？”“翠翠，你不上来，难道要我在家做媳妇做饭吗？” “翠翠，吃了饭，同你爷爷去划船吧？”在这相依为命的祖孙关系中，透露出人性中最真挚的“爱”与“关怀”，对于“生命”“土地”“山水”的无比依恋之情。到了小说的结尾，爷爷因翠翠爱情的失败而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离开了人世，可是对翠翠爱的延续却由城里的老友杨马兵来承担，杨马兵是个五十多岁的人，说故事的本领比翠翠的祖父高一筹，加之凡事特别关心，做事又勤快又干净，因此同翠翠住下来，使翠翠仿佛去了一个祖父，却新得了一个伯父。
在这个动人的故事情节中所有的人物都以自己的言行演绎出人性中的美和善，哥哥天保可以为了弟弟的爱情而出走闯险滩，弟弟在失去哥哥之后毅然远走他乡。表面看来，似乎没有任何冲突，但在这和谐优美的背后，潜伏着的却是人性的悲哀。人性的阴暗面导致的悲剧在作品中首先体现为翠翠的爷爷和大老天保、二老傩送的矛盾和冲突上。但作者在处理这种矛盾冲突时处理得较为委婉。只不过这种细节被淡化处理而不易被读者发觉罢了。在爷爷身上体现了传统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和心性结构：勤劳善良、对土地的无比眷恋、对养育他的这方山水的无比依恋。他十分珍视祖孙俩在长期生活中所形成的默契关系，而又为翠翠的将来担忧，这种担忧中夹杂着太多的小心，以至于原来好端端的一件事搞得异常复杂。对于翠翠的婚事又要走车路（媒妁之言），又要走马路（唱情歌求爱）。人家走了车路之后，他又觉得这样不好，又要去征求孙女的意见，甚至从来不把话说清楚，他明明知道大老走的是车路，并要城里的杨马兵做保山可爷爷又不给他一个明确的结果。这样弄得大老根本不知道爷爷的用意是什么？“是呀，一个结巴人话说不出还唱得出。可是这种事轮不到我了。我不是竹雀，不会唱歌，鬼知道那老人家存心是要把孙女嫁个会唱歌的水车，还是预备规规矩矩嫁个人！”爷爷人性中“善”的一面始终隐含在他的一切言行中，他有庇护他孙女的一面，但这种庇护显得格外的小心，以至对大老天保怀有一份戒心，傩送为了表达对翠翠的爱慕之情，有一天晚上在对溪高崖上唱了半夜的情歌，可爷爷认为是天保所唱，第二天在河街碰到大老，就一把拉住小伙子，很快乐地说：“大老，你这个人，又走车路又走马路，是怎样一个狡猾东西！”并且拍了大老一下轻轻地说：“你唱得很好，别人在梦里听着你那个歌，为那个歌带得很远，走了不少的路！你是第一号，是我们地方唱歌第一号。”大老望着弄渡船的老船夫涎皮的老脸，轻轻地说：“算了吧，你把宝贝孙女送给会唱歌的竹雀吧！”语气之中明显的有一种对老船夫的鄙视和厌恶。老船夫既没有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告诉给大老天保，又没有把翠翠的心意告诉给大老，使得大老的自尊心受到伤害。大老驾船远行，可不幸的是掉下茨滩下漩涡里就淹坏了。这样看来，翠翠理应嫁给自己喜欢的傩送，况且傩送也喜欢他，可为什么两人的爱情又以悲剧而告终呢？对于傩送没有迎娶翠翠，历来人们的说法都是这样的：哥哥走车路婚姻不成，走马路求爱又不是弟弟的对手，娶翠翠是不可能的，只好告别亲人，下桃源闯险滩去了。而弟弟对大哥的死始终怀有一份歉疚的心理，好像是自己的原因而使哥哥遇难似的，所以不愿迎娶翠翠。似乎翠翠没有嫁给傩送只是纯粹兄弟俩的亲情纠葛造成的。此种看法表面看来似乎有一定的原因，但深究一下并未见得，固然亲情是人伦关系中最为重要的一环，但人死不能复生，活着的人依然要寻找自己的幸福，弟弟对哥哥的怀念也会随着时间的消逝而淡忘，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傩送远离故乡下辰州呢？显然作者在塑造这个人物形象时寄予着自己强烈的人文理念，同时在这个人物形象身上渗透着强烈的反叛性。沈从文在他的小说里明显地浸润着进化论的思想，融进了生活竞争的理念，从每年沅水流域端午节的龙船比赛，他仿佛看到了湘西民俗类似于两千年前楚国屈原时期的场景，这种永恒不变的美使他希望在湘西建立一座希腊的小庙，里面供奉着“爱”与“美”的信念更加坚定，但同时他又时时担忧湘西世界的未来。湘西世界的未来靠谁来征服，湘西人懂不懂得他们的命运呢？沈从文在他的小说《边城》中把这种精神寄托在年轻人身上，作品中的天保和傩送两个人物形象都有理想化的特征。沈从文一方面十分眷恋和神往湘西那种原始古朴的美，那种和谐没有功利冲突的人性美，然而现实并不像他所想象的那么美好，湘西在走向现代化进程的过程中难免泥沙俱下，人性的阴暗面和世俗物质化的趋势使作品中人物性格发展的轨迹背离了“圆满”而走向了反叛。面对令人痛苦的现实，沈从文没有如同废名式地从对人生的绝望走向“厌世”，也没有如同鲁迅式地走向决绝的反传统主义。他所寻觅的，是存在于前“现代文明”中的具有共有价值的因子，并希望让他笔下的人物正直与热情，“保留些本质在年青人的血里梦里”（这里所说的是本质，而非具体的存在方式与形态），以实现民族品德的重造。《边城》中那座白塔的重建，傩送的出走便是他的这一思想指向的象征性书写。傩送以他自己的正直与热情向充满了世俗功利的湘西世界进行挑战，他不接受碾坊不愿意娶王团总的女儿作妻子，又摆脱不了父亲身上那种强烈的天命观，而选择离家出走独自闯天下。显然小说中傩送这个人物形象代表了作者理想化的色彩。小说中这样写道：中寨人有人来探口风，在河街顺顺家中住下，把话问及顺顺，想明白二老是不是还有意接受那座碾坊，顺顺就转问二老意见怎么样。二老说：“爸爸，你以为这件事为你，家中多座碾坊多个人，你可以快活，你就答应了。若果为的是我，我要好好去想一下，过些日子再说吧。我不知道我应当得座碾坊，还是应当得一只渡船，我命里或许我撑个渡船。”话语中明显表示出对他父亲所决定的婚事的反对，那么又为何不娶翠翠呢？实际上顺顺在这里也充当了悲剧的制造者。小说中这样写道：船总性格虽豪爽，可不愿意间接地把第一个儿子弄死的女孩，又来作第二个儿子的媳妇。顺顺身上那种在长期生活中养成的思想陋习――天命观在不知不觉中毁了儿子的爱情，而儿子在金钱和爱情的抉择中选择了爱情，但又为什么不向翠翠再靠近一步呢？这里所说的傩送身上所具有的反叛性，它的内涵是极其深刻的，它涉及到人的理性、情感、心性、道德等人文要素，而作者极力要寻求的是湘西的出路，这是人类社会向现代文明发展的必经之路，人们总向往着更加开放的文明世界，寻求自己的理想和人生寄托，但是随着理性和意志的发展往往伴随着纯真和感性的失落，傩送告别亲人，告别翠翠，告别故乡，意味着对过去岁月的告别，意味着对家乡几千年封建专制压抑下所形成的依附心理的反叛。面对现代文明的发展，人类的情感也面临着新的困惑，爱情在现代文明的发展中充当了牺牲品。沈从文是明了全部事变中的悲剧因子的，但他对“人间向善的发展”的追求，又使其不忍心痛揭人性的阴暗面，不忍心将人物的命运推向悲剧的结局，他渴望他笔下的小女儿能够获得一份合理的人生安排，因此不惜花费大量笔墨来表现人性人情美的一面。他让翠翠去等待……给悲剧的结局留下一丝情感的慰藉。
在作品中傩送和老船夫的矛盾冲突被多次写到：一次老船夫在渡口碰到了二老时说：“二老，听人说那座碾坊将来是归你的！归了你，派我来守碾子，行不行？”对二老的意思完全领会错了，二老对这个老船夫也有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他有意在那里耍心机，过不久，傩送又过川东去办年货，过渡时见到老船夫，老船夫看看那小伙子，就同他说话。“二老，大六月日头毒人，你又上川东去，不怕辛苦！”“要饭吃，头上是火也得上路！” “要饭吃！二老家还怕没饭吃！” “有饭吃，爹爹说年轻人不应该在家中白吃不作事！”“你爹爹好吗？”“吃得做得，有什么不好。”“你哥哥坏了，我看你爹爹为这事也好像也萎悴多了！”从这一席话中可以看出作为普通的边城人民所具有的人性弱点，这种弱点在农民身上世世代代都存在着，这一席对话使得作为个体的傩送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从爷爷的思想深处来分析，他要孙女儿嫁给船总顺顺家，看中的却是他家的家产，另一方面，他又觉得没有什么可陪嫁给孙女儿而感到自卑，由于长期的封建文化统治，使得人性的弱点在生活的细节上暴露无遗，这些细节不知不觉地影响着孙女儿的婚事，可老船夫却浑然不觉，而从年轻人傩送身上却看到一种自食其力自强不息的民族美好品德。老船夫十分看重船总顺顺家的家产，所以十分希望翠翠嫁给大老天保，同时又自卑于王团总的那座碾坊，所以又觉得傩送不可能娶翠翠，这种矛盾的心理在一定的程度上弱化了翠翠的自主性选择。老船夫身上潜伏着的人性的阴暗面，使得翠翠追求爱情的心灵意识始终没有被唤醒。这些细节的描述，体现沈从文作品更深刻更细腻的“思想价值”，“重造民族品德的思想”在作品极力张扬人性美的同时发出熠熠的光辉。
作品中体现出来的另一种矛盾冲突是功利和义气之间的矛盾冲突。小说在塑造爷爷这个人物形象时，多次写到了他到河边去看那座碾坊，在看碾坊的过程中，流露出对碾坊的赞美和羡慕。分析老船夫产生这种心理的原因有两点：其一是从作者写作这部作品的时代背景说起：《边城》写于一九三三年秋，这年冬作者因探望母病回湘西，看到了故乡“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是：即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素朴的人情美，几乎快要消失无遗，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来实际社会所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的庸俗人生观”。这就更坚定了他写《边城》的信念。我们不难看出，“碾坊”实际上是一种象征，是一种重功利的观念，与边城传统的重义轻利的淳朴民风截然不同。小说中多次写到了边城淳朴善良的民风重义轻利的人情美，作品中写到老船夫五十年如一日，撑船摆渡，不管刮风落雨，白天黑夜，忠于职守，勤恳工作，但从不要人摆渡钱，渡头属公家所有，过渡人本不必出钱；有人心中不安，抓了一把钱掷到船板上时，老船夫必然一一拾起，依然塞到那人手心里去，俨然吵嘴时的认真神气：“我有了口粮，三斗米，七百钱，够了。谁要这个！”他上街，请人喝酒，“从不吝啬”。在这个小小边城，人们以诚相待总是相互的，“水手，商人送红枣，送粽子”，作为对这个忠于职守的划船夫的一点敬意。这时他知道多少领点情，但另一时又非常固执：“他想买肉，人家都照例不愿接钱。屠户若不接钱，他宁可到另外一家去，决不想占那点便宜。”
可是湘西毕竟不是一个世外桃源，到作者回到故乡那时，唯实唯利的思想观念已经悄然进入湘西，也侵蚀了在边城生活大半辈子的老船夫，像老船夫一样的众多边城人民他们那种平凡卑微的生活也再难以维持下去了。作者的笔调是忧郁感伤的。当端午节来临，几乎所有的男女老少都去看龙船竞渡，可老船夫却被熟人拉到河上游半里路这个远近，到一个新碾坊看水碾子去了。那熟人用脚踢着新碾盘说：“中寨人自己坐在高山砦子上，却欢喜来到这大河边上置产业，这是中寨王团总的，大钱七百吊！”老船夫转着那双小眼睛，很羡慕地去欣赏一切，估计一切，把头点着，且对于碾坊中物件加以很得体的批评。老船夫的心中已留下了世俗功利的阴影，乡民之间的平等朴素自然和谐关系被功利玷污了，老船夫为自己没有这样的碾坊而痛心，又因翠翠没有碾坊作陪嫁而感到自卑，他想要摆脱这种不幸的命运，却又觉得这一切都是天命，无力去摆脱。外在的物质条件的差异造成了精神上的极度痛苦，在小说中多次提到“碾坊”，碾坊在一定的程度上成了一种物质功利的象征，成了老船夫心中的一方隐忧，既不能摆脱又无力挣扎。
再次，作品中的矛盾冲突体现在老船夫对待“翠翠爱情”的矛盾心态上。由于十五年前，翠翠母亲的那一桩婚姻的悲剧，老船夫始终对翠翠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矛盾心态，他既希望翠翠将来有一个很好的归宿，又希望翠翠得到她喜欢的爱人。所以船总顺顺家托城里杨马兵来说媒时，显得不知如何是好。他希望翠翠自己处理这个问题，又希望翠翠嫁给大老天保，他说：“大老是个有出息的人，为人又正直，又慷慨，你嫁了他，算是命好！”但同时又把婚姻的自主权想交给翠翠本人，希望喜欢翠翠的人“在日头下唱热情的歌，在月光下唱温柔的歌，像只洋鹊一样一直唱到吐血喉咙烂！”自从那天晚上二老在碧溪咀对面的高崖上唱情歌之后，就再也听不到二老的歌声，这使老船夫很失望。由于天保大老走车路，婚姻不成，下桃源，掉到茨滩淹坏了。而二老又因为天保的死而不向翠翠唱情歌求婚。老船夫在双重打击下病倒离开人世，剩下翠翠一个人孤独地守着渡船等着二老傩送的归来。在这看似合情合理的纯自然的结局中，实际上隐藏着人为的因素的掺和，那就是老船夫的矛盾心态和不坦率行为，这里除了老船夫以外，一切的人和事都是自然的、朴素的、本分的、原始的。翠翠的天真、机灵聪慧，天保和傩送的真率坦白，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都可以加以细细地品味。可是现在有了一个人，总在那里耍心机，造成了莫名其妙的误解，他明知道二老傩送喜欢翠翠，却一次又一次地去试探二老到底对翠翠是否真心，结果使傩送不喜欢他，认为大老的死跟他有关。由于猜疑、误会而产生了隔膜，甚至最终酿成了悲剧。沈从文有一个观念：“一个自然的世界当中不应该有一种人为的心机在中间起作用，有了心机就不自然，不自然就把事情搞坏。最后导致了一系列说不出来原因的悲剧。老祖父枉费了心机，最后什么都没做到，郁郁而死。”
作者简介：陆孝峰，湖州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浙江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
参考文献：
［１］沈从文：《沈从文文集》（第１２卷）［Ｍ］，花城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７月版，第１１４页。
［２］ 凌宇：《沈从文创作的思想价值论》，《文学评论》［Ｊ］ ，２００２年第６期，第１６页。
［３］吴立昌：《沈从文――建筑人性的神庙》［Ｍ］，复旦大学出版社，第２７－２８页。
［４］陈思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名篇十五讲》［Ｍ］，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１２月第１版，第１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