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解构主义视角再读张爱玲小说中的“母亲”】 解构主义名词解释
时间：2019-02-11 05:40:23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 要：从解构主义视角研读张爱玲的小说，我们会发现张爱玲执著于颠覆和解构传统男权文化所赋予母亲的形象内涵和象征意义，用冷酷、细腻的笔触直抵母亲灵魂的最深处，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与主流母亲形象相去甚远的“另类”母亲群体，还原了母亲作为女人的生命本真。
关键词：解构主义 张爱玲 母亲
母亲，是传统文化认可的最完美的女性，也是文学文本中被经常描摹和书写的女性形象。“五四”以后，随着女性文学的兴起，很多女作家把关注的视角转向了“母亲”，在她们的文本里，母亲是最值得赞叹和歌颂的女性，母爱成了世界上最神圣纯洁的感情。这种基于男权文化和伦理道德的价值认同到了张爱玲这里却被无情地颠覆了，她用冷酷、细腻的笔触深入母亲最为隐秘的精神领域，挑开传统道德、封建伦理等附加在母亲身上的美德和品质，以人性为观照点透视母亲的一切，还原了母亲作为人和女人的本来面目。
一、解构主义概述
“解构”是20世纪雅克・德里达提出的一种反本质主义的理论，力图通过对语言与文本深层结构的解构，瓦解逻各斯中心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二元对立。这一理论强有力地冲击了西方形而上学的传统思想体系。解构主义者倡导去中心、去权威，对现行意识形态、既定秩序、人们的思维定势等，甚至是人类现有的一切知识体系均持有一种怀疑、否定的态度。解构哲学这种反传统、反本质的批判意识与张爱玲的个人认识与气质在某种程度上是完全契合的，我们从她的创作、她的衣着、她的为人处事以及她的爱情和婚姻似乎都能读出一种解构的意味――对传统的颠覆。受解构主义理论的启发，女性主义文学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有了更进一步的拓展，女性主义学者以崭新的女性书写的方式颠覆传统文本中固定、僵化、具有恒一性的女性形象以及男权文化所赋予的模式化的女性特征，打破女性地位、命运以及生理之间的本质联系，强调时代、种族、信仰等向对女性产生的不同影响以及由此生成的多元化类型，消除男性创造的意识形态神话，给予女性以“人”的真实性书写。张爱玲不是典型的女性主义者，在特定的时代和环境下，在新旧思想的撞击中，囿于思想认识与人生经验，张爱玲无意也无能力去建构符合时代潮流的新女性，但是她从自己的客观认识和主观经验出发，本能地去颠覆传统意义里最美的女性――母亲，从而实现了对男权意识形态下母亲形象的解构。
二、张爱玲解构方式
“面对母亲，女性写作可以有两种话语趋向：一种是将母亲上升至超伦理的个人化与审美化叙述对象，从而达到对伦理化主流话语的反叛；也可以在社会伦理结构中以反向的话语方式来重新结构母亲的伦理内涵，从而树立女性特有的价值标准。”显然，张爱玲的话语方式属于前者。
千百年来，男权社会的统治者用母爱的名义掩盖了对女性长久以来的残虐和不公，男性文本不断地向女性灌输男权文化为女性定制的附属角色，并且使女性认同自己的无权地位和不公待遇，母爱是男权文化为女性制造的一件美丽外衣，它使女性相信母爱就是牺牲、就是奉献。这成为主流话语对母爱的统一界定。但随着女性意识的觉醒，父权制附加在女性身上的种种不约而同地遭到了质疑和否定，母爱就是其中之一。正如著名的女性主义者西蒙・波伏娃所说：“母爱不是直觉的，天生的，在任何情况下，天生这两个字眼均不适应于人类。母亲对小孩的态度，完全取决于母亲的处境以及对此处境的反应。”张爱玲的小说便是这一观点的有力注解。张爱玲有意识地将母性、物欲、情欲等人性的基本元素放置在“母亲”不同的生存状态之下加以审视，各种元素相互碰撞、冲击，抑或是取代，暴露出母性在现实环境中的利己性和排他性，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母性只是一种母亲性质，仅仅是有别于“男性”和“女性”之外的“第三性”，并不存在父权制所赋予的特定含义。因此，在张爱玲构建的人生舞台上，出现的是一群“另类”的母亲，例如任由女儿自生自灭的白老太太（《倾城之恋》）、怕暴露私房钱而眼睁睁看着女儿悲惨死去的郑夫人（《花凋》）、把女儿作为牟利工具的姚太太（《琉璃瓦》）、眼看女儿受难而独善其身的顾太太（《十八春》），拉着儿女殉葬的曹七巧（《金锁记》），等等。
三、母女关系看张爱玲解构
由于特殊的成长经历，张爱玲最为关注的是母女关系。到了张爱玲的小说里，解构主义充分发挥了作用，从某种意义上说，解构理论不是一个武断地消解意义的过程，而是在文本之内仔细阅读并呈现意义生成的冲突力量的过程。在解构与重建的过程中，有别于传统的母亲形象在这里生成，要么懦弱无能，要么自私自利，更有甚者成为男权社会统治者的帮凶，把女儿们一步步推入“没有光的所在”。白流苏（《倾城之恋》）离婚后，在娘家受尽了兄嫂的欺负，跑到母亲那里哭诉，本想得到母亲的安慰和支持，没曾想母亲全然不顾女儿的委屈和处境，反而一味地避重就轻，变相帮助兄嫂把流苏推出门去：“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你跟着我，总不是长久之计。倒是回去是正经。领个孩子过活，熬个十几年，总有你出头之日。”明知婆家是火坑，但母亲却执意要女儿回去，表面上是为女儿着想，实则是自私心理占了上风。白流苏在她母亲床前凄凄凉凉跪着，白老太太弃之不顾，反而兴冲冲地跑去张罗庶出的宝络的婚事，只为着担心人家说宝络不是亲生的而耽搁了她。由此看来，白老太太真正关心的不是别人的婚事，而是在乎自己的形象和名声。恍惚中，白流苏“迷迷糊糊向前一扑，自己以为是枕住了她母亲的膝盖，呜呜咽咽哭了起来道：‘妈，妈，你老人家给我做主！’她母亲呆着脸，笑嘻嘻的不作声”。虽是梦境，但却是白流苏内心的真切感受，母亲不闻不问、轻描淡写的态度让她绝望，她意识到“她所祈求的母亲与她真正的母亲根本是两个人”。曼桢（《十八春》）被祝鸿才强奸并幽禁起来，顾太太知道事情真相后完全有机会救女儿于水火，但是却被曼璐那一大叠钞票堵住了嘴，“钱这样东西，确实有一种奥妙的力量”，“人的理智，本来是不十分靠得住的，往往做了利欲的代言人，不过自己不觉得罢了”。而受了欺负的曼桢心里也很清楚，“指望母亲搭救是没有用的，母亲即使知道实情，也决不会去报告警察局”。身为母亲，竟可以置受难的女儿于不顾，反而为自己的逃避与漠视套上传统道德的精美说辞，冷漠得让人不寒而栗。
四、生育牺牲看张爱玲解构
在张爱玲之前，文学历史在向读者展示一系列母亲形象的同时，传达出了母亲与众不同的象征意义，深沉而厚重，但当她与母亲渐行渐远，蓦然回首的时候，她洞悉了梦想与现实的差距，看到了生活的残酷。她毫不留情地抬起脚，把母亲所背负的象征架构踩得支离破碎，也以此来消解男权文化对母爱近乎完美的诠释。
在母爱的标题下，生育和养育是母亲生活的主要内容。母亲十月怀胎，忍受着分娩的痛苦生下孩子，而后又含辛茹苦把孩子抚养成人。这种自我牺牲的美德在张爱玲看来却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这种美德只不过是一种我们兽祖先遗传下来的，我们的家畜也同样具有的――我们似乎不能引以自傲。本能的仁爱只是兽性的善。”由此，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我们完全感觉不到女人生育的痛苦，也感觉不到母亲养育孩子的艰辛，一种嘲讽调侃的意味充斥在字里行间。《怨女》中的冬梅“像养猪一样，一下就是一窝”；《琉璃瓦》中的姚太太一连生了七个女儿，被亲友们唤为“瓦窑”；《花凋》中的“郑先生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生孩，没钱的时候在家里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居多，因此家里的儿女生生不已”，孩子如同工厂的产品，都是批量生产的，一大堆一大堆地存在，失去了缔造生命的可贵与美好。孩子的养育过程更是随意和缺乏责任感，任其自生自灭，完全按照动物界适者生存的自然法则，像川嫦这样柔弱的女子只能被生活所淘汰和埋没。张爱玲总是处于一种对既定观念和思想的否定之中，否定似乎是她与生俱来的惯用方式，冷冷地、不屑地，似乎事不关己，实则痛彻心扉。从她的成长历程以及与母亲屡次的交往危机中，我们可以窥见一斑。长期以来，女性书写对于性以及性道德是处于本能回避甚至是抵制状态的，但是张爱玲却反其道而行之，《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就是典型。精神的空虚、生理的煎熬使她陷入了极端变态和疯狂的深渊之中，她变相地占有儿子，变着法儿地逼儿子说出他们夫妻之间的床笫秘密，画饼充饥式地满足她对性的渴求；用儿媳的房事说事，羞辱媳妇，以满足她得不到正常性爱而畸变的心理；见不得女儿享受恋爱的幸福，用女人可怕的嫉妒之火活活烧毁了女儿的幸福。
只要有母亲出现的地方，就有张爱玲肆意解构的身影。母爱是符号也好，象征也好，到了张爱玲这里，就如同折断了翅膀的天使，失去了爱的力量。张爱玲对母亲形象和象征意义的解构，并不是完全出自对自己的母亲黄逸梵的怨恨，我认为她更多的是从自己母亲身上读出了女人的本真，她用她的解构之笔无情撕毁了男权文化所包装出来的所谓母亲应有的功能和品德，还原了母亲作为一个女人的生命本能。她虽无解构之意，但却行了解构之实，让我们看到的是母亲的真实、人性的真实。
参考文献：
[1] 西蒙・波伏娃．第二性[M]．桑竹影，南珊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2] 张爱玲.省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