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语境下底层书写的反讽与悖论|大众文化
时间：2019-02-11 05:42:41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在后现代主义消费时代，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大众文化在中国发生变异，占大多数的底层不但和它割裂，而且受其影响，当前底层文学的书写呈现许多反讽与悖论。主要表现为欲望狂欢与苦难主题的悖论、伪底层的反讽以及形式主义的陷阱等。
关键词：大众文化语境 后现代主义 底层书写 反讽与悖论
一般来讲，大众文化是以大众传播媒介为手段、按商品市场规律去运作、旨在使大量普通民众获得感性愉悦的日常文化形态。大众文化来自最广大的人民，以通俗化为大众所消费，这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遗憾的是，在后现代主义消费时代，逐渐从边缘走向中心的大众文化，在当代中国发生变异，占大多数的底层不但和它割裂，而且受其影响，当前文学的底层书写呈现许多反讽与悖论。
一、大众文化的变异与底层割裂
我国目前盛行的“大众文化”，与西方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的奠基于大工业生产方式之上的消费文化有很深的渊源，“大众文化”直译自西方“Mass Culture”一词，一些人将西方消费文化移植过来的同时，也将“Mass Culture”一词直接拿来为这种文化形态命名。在西语中，我们可以把“Mass Culture”理解为“大多数人的文化”，也就是通常所说的 “中产阶级”的文化。在西方社会中产阶级是一个极为庞大的社会群体，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定义为中产阶级的群体大都可以占到人口总数的70%以上，加上以西欧国家为典型的西方市民社会相对进步的市民意识和法治意识、科学思想和现代科技知识信息技术的普及，使西方“大众文化”的话语语境与我国大众文化所处的文化话语语境呈现出许多的不同。
我国文化批判话语中的“大众”有其传统的内涵，此大众文化非彼“大众文化”。《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中关于“大众”词条的解释是：“群众；民众；大众化；要变得跟广大群众一致；适应广大群众需要。”①但在我国，到目前为止，单纯从物质财富的拥有量来看，能够符合西方社会中所谓的“中产阶级”标准的人数其实非常少。由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我国目前存在大量底层弱势群体，他们文化水平和文化消费水平处于相对劣势。这些人在现代传媒“编码―成码―解码”的文化传播过程中，不具备文化信息接受的主体性。因而，这种在西方可以被冠以“大众”的文化形态，在移植到我国之后，则是一种“小众文化”了。
大众文化通常依托于大众传媒，这是大规模生产和形成产业链的基本条件。而从报纸、杂志到电视、互联网，底层均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进行驾驭，底层的文化生产能力相当薄弱。而这些从西方“中产阶级”文化移植过来的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在权力日益提升之时，从事符号生产的传播专家也正在成为新型的统治阶层，他们将自己定位在所谓“中产阶级”的趣味与消费之上，通过大众传媒的运作，种种话语实践着一种形成之中的阶级文化，但除却幽雅宜人的中产阶级趣味与生活方式，处于弱势的底层却成了一个不可见的事实，他们因为庸常无奇而成为无足轻重的背景。由资本和市场支配操纵的大众传媒轻而易举地完成文化话语霸权。在这种话语霸权的统治下，文化的场域被瓜分，凡与此不能建立关系的文化与文学被排斥在外。底层并没有成为大众文化的掌舵人。那些表达工人、农民以及其他底层生活的写作，不止是“边缘化”，而是逐渐被淹没，文学的“第三世界”处于沦陷的危险境地。即便有很多底层书写的表象，在这一语境下，也呈现许多悖论和反讽。
二、欲望狂欢与苦难主题的悖论
苦难一直是文学艺术表现的生活本质。底层是孕育苦难的天然场所，苦难自然就成了底层书写的常见主题，书写底层女性苦难的作品方兴未艾。这类作品又有个共同点：所写女性大多从事三陪等活动，以此来突出底层女性的苦难境遇。也许，在这些作家看来，底层意味着苦难，弱势首先是女人出卖身体。我们当然钦佩这些作家在官场大款、小资白领的一片喧嚣中直面底层女性的勇气；但在大众文化消费语境下，这些作品不像是一枚揭示底层艰难的苦果，倒像是一颗让人难以咂摸的怪味豆。
首先，这些出卖身体的底层女性虽然具体原因各异：有为了走出贫困农村，有城市下岗无业人员，有刻苦攻读的女大学生……但至少有一个共同点：虽然大多为生活所迫，但严峻的现实并未到“小东西”、“月牙儿”等被逼为娼的地步。她们大都年轻漂亮，有的甚至还有知识和学历，并未完全丧失通过自己正当劳动挣钱糊口的能力。被动的表象实际掩盖了内心深处的主观欲求：她们渴望更好的物质生活和更快捷的致富方式，而依靠正当劳动则很难达到，况且她们本人也大多不愿从事这些艰苦的劳作。于是，在这消费社会里，出卖身体就是这些女性的一条捷径了。底层苦难并非与生存的底线发生联系，而是与欲望的驱使有关。也许，作家们意在言说因为个人的私欲导致底层女性的苦难。然而，即使私欲也并非空穴来风，其背后往往有更深刻的动机。正如马克思所说的:“人物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②个人私欲固然可能成为悲剧的直接原因，但也可能不是根本原因。可惜的是，一些小说仅仅局限于展示如何制造悲剧之上，一味地暴露和谴责个人的私欲，没有深入追究这种个人欲望的来历，没能引起人们的思考。更有甚者，一些作品连起码的悲剧意识都没有，只是借此展示欲望而搭上当前大众文化的趣味快车而已，而作者却以为这样就表现了人性的真实欲求、对生存的真实关切、对人性的合法性表达，其实不然，相反底层女性的苦难却成了无根的浮萍。
底层苦难既然和三陪女挂上钩，那么性的话语就堂而皇之地涌入文本。为满足大众文化语境下的消费欲望，底层成了消费文本，大众文化的商品性使这些底层有了被猎奇、被窥视、可利用的资本。“女性身体在打破了文化的道德的禁忌后已成为纯粹商业性的欲望符号，在男权话语中女人变得越来越性感并因此越来越显示着消费意识形态在后革命时代的‘优胜’。性事场面的‘现场化’渲染、合乎快乐原则的欲望化书写终于填满了一个个空虚的心灵。”③底层书写中这些不适度的性话语，其本身的审美浸染作用往往会影响文本积极健康的主旨。因为“健康而优美的性描写应该体现出含蓄、内敛的美学特征，应该以表现人物的心灵体验和道德痛苦为核心，应该通过彰显包括在性行为中的人性内容，引起读者的具有诗意情调的情感反应和精神升华”④。我们大概不会忘记：作为一个妓女，《复活》中玛丝洛娃身上显示出人性被蹂躏后的不屈光芒，而没有任何对“身体解放”获得快感所发出的尖叫。因为托翁知道，人之本对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一个被社会关系逼成的妓女，她的人性需要和人道主义权利不是情欲，而是人的自由与尊严。同样，《羊脂球》写妓女而很少涉及到身体与性；劳伦斯写性却能创造出一个诗化世界；傅雷先生有言：“情欲而无深刻的勾勒，便失掉了它的活力，同时把作品变成空的僵壳。”⑤所有这些都应该对我们有所启发。
三、伪底层的反讽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以“现实主义冲击波”为代表的直接揭示改革进程中基层民众生活困境文学被人称道，它们难能可贵地在都市白领覆盖文化市场、成功人士招摇过市的时代将笔触从灯光变幻的舞厅移至困境丛生的基层农村，从金碧辉煌的酒店转到濒临破产的工厂，这些改革进程中底层民众的艰难被有力地推到读者面前。但这些小说的真正主人公通常并非社会苦难的直接背负者――底层的普通工人或农民，而大多是中层或基层干部、行政或企业的管理者：厂长、市长、乡长、村支书、车间主任等。而实际上，文本中所谓的“艰难”也就是他们所面对的改革困境。作品虽然也都多少涉及了底层民众的苦难生活，但都是作为“孔太平们”艰难分享的背景而存在，对于真正底层民众的艰难境遇的书写总给人隔靴搔痒之感。作者以劳动人民“代言人”身份要求社会底层民众和一些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对象，对邪恶的人性、糜烂的欲望甚至是非法的丑行采取宽容、忍让、姑息、放纵也就是所谓“分享艰难”的态度，实际上是思想深处一种“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理念的支配下对现实生存产生的一种深度的臣服心理。小说虽展现出现实生活中的一些艰难状况，但在叙述态度上却对造成艰难的原因或者视而不见或者无可奈何，这种“伪底层”的书写使小说丧失了应有的深思和批判。
另有一些作品虽然也直接书写底层，但停留在生活的表层，没有用“心”拥抱生活，用“美”烛照生活，让作家的主体精神穿透日常生活，形成价值判断，构成精神品格。而“自我”叙述的强化和大众文化流行趣味的影响，导致小说对底层民众生命关怀的严重匮乏，缺少一种对生命的负责精神，存在一种精神懒惰现象。借写底层之名，实际是将底层劳动者的艰难境遇，按照流行的市场元素和主流意识形态的倡导进行配制，打造成合乎流行趣味的消费性文化产品。精英文化、主流意识形态与大众文化发生奇妙的交汇，共同遮蔽底层的真面目，形成对底层文学书写的反讽。
还有一些直接描写底层乡村生活的，在挖掘地域文化底蕴与传统、寻求恒常之美和原始生命力的创作思想指导下，把底层生灵的生命状态当做了一种文物考古式的观察和剖析对象而丧失了可贵的时代感和现实性。要么无视底层民众的生存艰难，一味陶醉于悠久的文化传统与美丽的自然风光，想当然地把底层乡村描写得如世外桃源，奏起一曲曲遥远而虚幻的田园牧歌，这仅仅是过腻了都市浮躁生活的城里人对乡间的一种向往而已；要么执著地挖掘地域传统，展示其文化痼疾，满纸都是乡民的愚昧与顽固不化，揭示其令人窒息的劣根性，与其说这是对人性复杂的体察，不如说它恰恰体现出作者对于底层民众真实心态的隔膜。所以，这些作品似乎是在揭示底层生活，但实际上揭示的却往往是古老的已经失去生命活力且与底层现实缺乏联系的侧面。当今社会瞬息万变，底层也远非恒久不变的真空。它必然会呈现出种种复杂的新信息、新内涵。而我们却怠于重新深入观察新的社会现实下底层民众的生活和生存状况，包括他们的变化、他们的艰难、他们新的困境与挣扎，从而丧失了底层文学可贵的现实性品格。
四、形式主义的陷阱
大众文化要求通俗，按理说应由底层自己生产，拥有通俗的形式，喜闻乐见的风格，但定位于中产阶级的各种传媒使底层也无法成为自己文化的消费者。在艺术形式上，中产阶级的审美趣味加上后现代的解构浪潮，使宏大叙事、现实主义以及与之有关的崇尚深度的审美经验，正在被感性化、表面化、零散化的感知方式所替代。作家侧重于形式层面的翻新求异，忽略内容层面的深度开掘；营造能指层面的喧哗与狂欢，却忽略所指层面的深入思考。文学逐渐龟缩于形式的物质外壳之中。技巧、形式、语言成了写作的重心，意义、价值、主题成了被人嗤笑的文学因素。
马克思说过：“谁要是经常亲自听到周围居民因贫困压在头上而发出粗鲁的呼声，他就容易失去美学家那种善于用最优美谦虚的方式来表达思想的技巧。”而当前的一些底层书写，为了与当前的前卫艺术接轨，突出作品的“艺术表现力”，以显示作家中产阶级的艺术品位与文学修养，把所谓的艺术表现力的追求放在本来就不太熟悉的底层书写中，把后现代技巧强行拼贴进底层世界。这就造成了一部分底层书写“并没有对现实社会确定无疑的本质性理解，艺术表现并不服从事先设定好的本质规律，而是对现实的反映与对人物性格的刻画服从于艺术表现”⑥。很多作品少了对底层现实困境的真切反映，多了对人物性格的极端化描写；少了完整的情节结构，而多了让读者摸不着头绪的心理结构、零散结构；少了和底层相通的朴素纯净的语言，而多了能淹没文本内容的爆炸性语言。我们钦佩这些作家艺术创新的勇气，但如果形式的意义压垮了历史现实的本来面目，底层民众的生活情态也就只是形式实验的副产品了，底层民众的精神状态要么被忽略，要么就过于模糊而难于辨认了。
追求形式的新奇和技巧的完美，提高作品的文学性本无可厚非。但是，形式主义和创作者的自叙性写作毕竟只是一种狭隘的自我关怀。如果作家把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文学性”上，无视底层苦难与拯救等重大问题，仅仅追求所谓的文学价值是不可能创作出伟大的作品来。“文学话语是一种历史性的存在，文学话语的结构镶嵌在历史演变之中，普适的、经久不变的文学性仅仅是一个幻觉。”⑦马尔库塞式的观念更富于启示：自律的艺术形式不是回避现实，而是打入现实，并且以抗拒现存关系的方式成为现实的“他者”，从而开启另一种可能的维度。作为“新的感受力”理论的倡导者，马尔库塞虽然提倡自由性的艺术形式，以清算实用主义观点，但他反对纯形式，强调艺术真实。所以，我们只有把形式的追求与底层生活的现实、底层人物真实的精神状态很好地结合，以此来提高底层书写的艺术品位，才不失为当前文学底层书写的出路。
真正的底层文学，不仅是反映底层民众生活、表达他们的情感和精神状态的文学，也是可以让底层民众阅读的文学。如果底层书写的追求不是为了底层生活的广大民众，而是制作“文化标本”以引起中产阶级的兴趣，那它的发展空间到底有多大呢？令人担忧。我们不要因为形式主义的需要而使底层生活进入话语文本，成为作家一厢情愿的书写；也不能让底层民众仅仅成为作家的一种表述策略而已；更谨防那些底层文学的生产者，利用底层生活的艰辛与苦难是为了艺术实验，甚至是为了赢利获名。文学的底层书写如果因为形式的“高贵”而离开了广大底层民众的关注与阅读，那就多少有点名不实至了。 “民众必须拥有一种他们自己的文化，一种反映了他们作为大众的状况与趣味的文化”⑧，大众文化语境下的底层书写应该做到这一点。
①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②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344页。
③孙长军：《大众文化语境与文学的感牲化写作》，《江汉论坛》2003年第4期。
④李建军：《为什么是库切》，《小说评论》2005年第2期。
⑤金宏达、于青：《张爱玲文集》（第4卷），安徽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405页。
⑥陈晓明：《表意的焦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版，第418页。
⑦南帆：《后革命的转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47页。
⑧斯特单纳蒂:《通俗文化理论导论》，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4页。
作者：丁智才，广西财经学院文化与传播系副教授。
编辑：赵红玉E-mail：zhaohongyu69@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