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倾向事实感批评 明代《金瓶梅》批评的两种倾向
时间：2019-02-11 05:46:07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摘要：《金瓶梅》是中国古代世情小说创作的里程碑式作品，历来备受关注。明代对《金瓶梅》的批评虽未形成一定体系，但可以归结为两种倾向：从感性认识出发的推介性批评和从思想内容甄别出发的伦理学批评。前者注重发掘小说独特的艺术趣味，后者强调小说的内容即社会影响。
关键词：批评艺术性伦理
《金瓶梅》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文人独立创作的白话长篇小说，尽管艺术上不乏粗疏之处，却并不影响它的历史性贡献及其里程碑式的意义。
今人就文本研究《金瓶梅》，多导源于鲁迅先生所撰《中国小说史略》将《金瓶梅》归人“世情书”一类。“小说涉及世情，自可溯源到魏晋以前，但从晚明批评界开始流行的‘世情书’概念来看，主要是指宋元以后内容世俗化、语言通俗化的一类小说。”在鲁迅那里，“世情书”又叫做世情小说或者人情小说，从内容来看主要在于“记人事”，即所谓“描摹世态，见其炎凉”，“其取材犹宋市人小说之‘银字儿’，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态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在概述《金瓶梅》小说文本内容的基础上，鲁迅进一步分析了以《金瓶梅》为代表的世情小说的艺术成就：“作者之与世情，盖诚极洞达，凡所形容，或条畅，或曲折，或刻露而尽相，或幽伏而含饥，或一时并写两面，使之相形，变幻之情，随在显见，同是说部，无以上之……”相对于思想内容而言，世情小说的艺术成就意义更深远些。
文人创作自觉摆脱史传束缚，有意识地将市民生活引入小说艺术，并且不仅限于“描摹下流言行”，而是有所针对地“加以笔伐”，是《金瓶梅》之所以能够在小说史上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原因。在这一观念明确之后，《金瓶梅》研究的基本命题逐个凸现，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平民文化与以俗为美、暴露社会矛盾与剖析扭曲人性、性爱描写与文学趣味，以及倾向于小说结构和技术的人物性格的立体化、网状结构和语言通俗化等。与积极发现文本价值相对应，针对《金瓶梅》的批评也越来越趋于深入。小说以冷酷和绝望代替理想和希望，最终呈现出因果报应的宿命论思想；取材方面精芜不分，不必要的描写和笔墨占据了篇幅，尤其是露骨的性生活的描绘，影响了作品应有的艺术美感；与明代淫风日盛保持着若隐若现的关系的自然主义倾向，夸大了性欲和淫秽，客观上形成了艺术美感与道德伦理之间的矛盾。从正反两方面来看，《金瓶梅》研究已形成的基本框架是稳固的且富有弹性的，因为它建立在以“文学性”为核心概念的文学基本规律之上。
科学的批评亦即尊重文学基本规律的批评，往往建立在“文学性”研究的基础之上。“好文学则自有标准，不专在其能通俗、大家能懂而即便成为好文学。”钱穆强调文学自身的规律，肯定对文学规律的尊重关系着复兴中国文化。王国维将《三国演义》中关羽释曹和《水浒传》之写鲁智深、《桃花扇》之写柳敬亭并举，指出文学的基本特征就在于从“毫无意义”中生发“人生无限之兴味”。康熙乙亥年(1695)张竹坡点评《金瓶梅》正是从文学欣赏和文学批评的角度出发，在深人解读文本的同时，也极大地丰富了小说的文学性意味。由此看来，文学研究中的“文学性”核心似乎不言自明，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仅以《金瓶梅》为例，小说自身的文学价值伴随着传播与批评的跟进和深人，逐步展开深化，最终形成基本轮廓并呈现出来。这一过程在明代表现得并不显豁。
一、感性认识出发的推介性批评
现在可考证的最早给予《金瓶梅》以关注的文字材料见于袁宏道笔端。万历二十四年(1596)，他在写给书画家董其昌的书信中，连连追问《金瓶梅》一书从何得来。袁宏道看到的《金瓶梅》是抄本，且只有数卷，但是他对《金瓶梅》的评价却是非常之高。“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其中并未明确指出内容如何，更多的是以高妙细腻的文笔写市井生活，却并不堕人鄙俗。在当时给予《金瓶梅》极大关注的不止袁宏道。在袁宏道写给谢肇涮的书信中，他询问对方：“《金瓶梅》料已成诵，何久不见还也?”经董其昌，袁宏道借阅了数卷《金瓶梅》抄本，又转借与谢肇涮。不仅袁宏道非常喜欢《金瓶梅》，谢肇涮也很喜欢。袁宏道推崇《金瓶梅》，不仅限于他对这部小说的简要评价和他向友人积极推介，他还把《金瓶梅》和《水浒传》并列入“逸典”，显示出了他宽容睿智的文学观，同时也暗示了对《金瓶梅》小说内容理解不应简单地直观文字，而是要深入地把握文面之下隐含的深层次意义。
与袁宏道相比，袁中道、沈德符和屠本睃等人的批评则要深入具体一些。袁中道较早地对《金瓶梅》的内容进行了尝试性的总结。指出小说“大约摹写儿女情态俱备，乃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小说题目暗含着三个主要人物的名字，“金”即潘金莲，“瓶”即李瓶儿，“梅”即婢女春梅。其中不乏针对小说艺术成就的肯定。“琐碎中有无限烟波，亦非慧人不能。”所强调的仍然是小说及其作者，将琐碎芜杂的日常生活引入文学并加以成功表现。这与袁宏道对《金瓶梅》的评价保持着潜在的一致性，从更为深入的层次上显示了公安派在接受李贽学说的同时，以“性灵说”为核心的文学主张，肯定文学真实地表现人的个性化情感和欲望的重要性。在袁中道关于《金瓶梅》的批评中，还有另外一点值得重视。他针对董其昌认为应焚毁《金瓶梅》的说法，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他认为，对于《金瓶梅》既不必焚毁，也不必推崇，最好是“听之任之”；原因在于“焚之亦自有存之者，非人力所能消除”。客观地讲，袁中道的见解一方面包含着以文学的基本规律，反对当时名教对小说发展的束缚，这是积极的。另一方面，相对于文学规律自身的独立性以及小说发展的历史趋势．他又表现出了一定的矛盾，亦即不能完全摆脱诲淫诲盗等道学批评的窠臼。
沈德符有《金瓶梅》全书抄本，因此他的评介也更全面些。”与二袁相比，沈德符的小说观狭隘且陈旧。有人劝说他将所藏《金瓶梅》抄本拿出，让书坊刻印刊行，遭到了他的拒绝。理由是“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诰始祸”，无法开脱。但是，沈德符对于《金瓶梅》批评仍然是有贡献的。首先，指出小说原本缺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后有陋儒补写，这可以从文本中的方言使用、趣味和结构推断得出。其次，他指出小说出自嘉靖年间一大名士，小说的本意在于“指斥时世”，批评当时朝政混乱，世风靡靡。最后，他转述袁宏道剥。《金瓶梅》续书的介绍，即《玉娇李》，“亦出此名士手，与前书各设报应因果”；他认为续书内容“骇怪”，但“笔锋恣横酣畅，似犹胜《金瓶梅》”。显然，沈德符对《金瓶梅》的认识是有误区的，他忽略了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本身所具有的特殊性。与此相对应的是屠本�，他认为《金瓶梅》“语句宛似罗贯中笔”。在小说观念尚未完善时，屠本唆继袁宏道将《金瓶梅》与《水浒传》并列“逸典”之后．开始有意识地从经验中发觉小说相对独立的审美趣味，并将此应用到《金瓶梅》的创作中加以省察。这是有着积极意义的。因为缺少观念体系的解释和印证，具体的文学实践作为鉴赏标准不仅对于小说本身是有益的，对于理论的形成在客观上也发挥着累积的效果。 袁宏道、袁中道、沈德符及屠本唆等人对《金瓶梅》的批评，属于较早接触文本一类。他们往往从感性认识出发，有力地促进了小说文本的传播。因为批评者往往具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和较为进步的文学观念，能够客观地看待小说的艺术成就并给予了高度认可。一种从罗贯中小说创作实践衍生出的小说观念，以李贽为代表的抨击伪道学、重视个性精神的进步思潮，公安派肯定文学真实表现个性化感情和欲望的文学观念，在此相互渗透、影响，构成了接受《金瓶梅》的内在准备。针对小说的性爱表现，批评者或有意无意地予以回避，或就社会影响提出批评，但最终仍不免肤浅简单，因此对小说的思想内容价值没有进行深入讨论，也为后来围绕性爱表现展开的伦理学批评理下了伏笔。同时，正是因为并未深入至小说的思想内容，使得这一类型的批评大都局限于小说传播层面，将这种有限的解读称为“推介性的批评”可能更准确些。
二、从思想内容甄别出发的伦理学批评
袁中道和沈德符等人已经指出了《金瓶梅》在内容上存在诲淫的问题，董其昌大概也注意到了这一点。但他们于此都未深入讨论，对小说的“诲淫”这一问题，并未完全置于社会伦理的范畴中去大加挞伐，而是抱有一定的宽容。但自嘉靖后期开始，一种抨击《金瓶梅》诲淫的声音渐次兴起，且愈来愈趋于强烈。于是，“秽书”、“淫书”的说法成为人们对《金瓶梅》的一般看法，焚之毁之也随之成为人们对《金瓶梅》所持的一般态度。这既与进步社会思潮和文学观念的衰落有关，又是《金瓶梅》拥有更多读者――尤其是缺乏一定文学修养的读者――的必然结果。围绕着某一部作品，一定的接受群体的形成是深层次批评展开的前提。当然，这里的批评不一定客观、公允，即使这对作品本身的解读没有明显效果，或者根本就是失效的，但对于批评史和传播史却是有意义的，因为它首先提供了一个方向或角度。这个角度和方向在当时即体现为以名教作为潜在的理论资源，对《金瓶梅》展开有关伦理学的批评。
薛冈《天爵堂笔余》可以看作是对《金瓶梅》进行伦理学批评的一个较好的例子。先是薛冈本人在解读小说的过程中，由最初因为内容淫秽而对其鄙视厌恶，至后来发现其中荒淫之人都不得好死，因而领悟所谓劝诚的意味；以至认为西门庆病死不足以显示罚恶，非“当受显戮”不可。再者，所转引的《金瓶梅》序文，揭示了一种十分普遍的从伦理学出发的接受心理：“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畏惧心者，君子也；生效法心者，乃禽兽也。”在署名弄珠客的《金瓶梅序》中，有着颇为近似的说法。所谓菩萨心、君子心与禽兽心都是要将小说的阅读，引向以儒家道统为核心准则的简单伦理学批评，使其潜在地脱离文学范畴。鉴于此，袁宏道等人对《金瓶梅》的偏爱，就难免沦为“导淫宣欲”。否定了小说表现市民生活的积极意义，否定了小说作为通俗文学的根本属性，否定了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审美功用和价值，反而以实用功利的标准去省察《金瓶梅》，无论其结果怎样，都于作品本身意味的开掘没有太大意义。
与薛冈、弄珠客意见相近的另外一类批评，从伦理学的角度进一步深入下去，直至开辟出关于人性的讨论，对《金瓶梅》的思想内容做了正面的阐述和肯定。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对小说作者抱着十分的同情心，深入地分析、评价了小说的思想内容，在当时很是难能可贵。一方面，序文从人情忧郁的派遣消解这一角度出发，认为小说“语句新奇，脍炙人口”，其思想内容无非是通过小说艺术这样一种特殊方式，以“明人伦，戒淫奔，分淑慝，化善恶”，借轮回报应暗喻人世之盛衰消长，让读者“一晒而忘忧”。另一方面，序文反驳了认为小说存在“语涉俚俗，气含脂粉”的观点，通过对“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进行重新阐释，指出人之追慕富贵、嫌恶哀怨，很难做到不淫和不伤，因此爱欲作为人的真实性情和文学表现的对象，没有理由必须接受世俗伦理的刁难。《金瓶梅》这样一部小说，不仅把市井、闺房拢人笔端，而且摹写得晓畅明了、淋漓尽致。从这一角度来品评《金瓶梅》，它显然优于《剪灯心话》《莺莺传》和《水浒传》。事实上，小说自有小说的标准，伦理自有伦理的尺度，各有所属，互不相涉。遗憾的是，弄珠客将人性的爱欲和作为文学表现对象的爱欲相等同，客观上只是片面地强调了小说应该表现真实的人性，却忽略了表现真实人性不能影响文学的美感。
廿公《金瓶梅跋》认为小说曲折地表现了人间丑态，并有意将此与孔子删诗而不去《郑》《卫》相比，指出这是因为以刺时世的缘故；其中暗伏因果报应，是作者的大慈悲心的体现；《金瓶梅》流布于世“功德无量”，不能因为误读而视之为“淫书”。谢肇涮《金瓶梅跋》同样对“淫书”说提出了反驳，理由除去详细阐明小说以刺时世的立意和孔子删诗不去淫声之外，还以袁宏道喜读《金瓶梅》说明文人接受的合理性。另外，谢肇涮客观地指出了《金瓶梅》不及《水浒传》是因为“猥琐淫媒，无关名理”，但就其他方面来讲，“信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这样的批评是十分恳切的，也很富于理性和思辨，不仅指出了《金瓶梅》的特殊性，同时也为我们理解数百年来小说始终毁誉参半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与薛冈、弄珠客、欣欣子很相近，廿公和谢肇涮对《金瓶梅》的批评也有超越文本的一面，即除了对文本进行必要的解读之外，总是将文本的思想内容与读者和社会的接受联系起来考察。这样的考察并不十分关注文本本来是什么，但很重视读者对文本的解读结果。因此，是否“淫书”成为这一时期《金瓶梅》批评的焦点。薛冈、弄珠客在本质上都认为《金瓶梅》有淫亵的倾向，区别在于面对文本的读者是否具有能动性：薛冈认为读者面对淫亵的文本内容具有能动性，且能动地表现为以因果报应惩戒淫亵；弄珠客则认为在面对淫亵的文本内容时，读者是无所作为的单纯接受者，因而必然受到淫亵内容的污染。欣欣子和廿公没有轻视读者的意思，而且在他们的批评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们理想中的读者都是具有较高文化素养的接受者。在欣欣子那里，理想的读者源于李贽的个性解放，并与公安三袁表现真实性情保持着切近的联系。在廿公那里，理想的读者在儒家济世载道的土壤里孕育成长，却最终又不以此为窠臼。与前面四人相比，谢肇涮自觉地将“名理”单列出来，以明确读者和接受的真正对象是小说文本，不应盲目被动地受伦理道统的束缚，因此，他对文本的解读和评价较前者更为积极有效。
就小说的思想内容甄别展开的伦理学批评，往往表现为三个向度：社会接受，文本呈现和读者解读。社会接受往往表现为既有的伦理准则和稳定的接受准备，它先验的判别作品优劣的尺度，以此展开批评，将会拒绝文学的创造性及其所预示的可能性，结果只能是失败。文本呈现的根本意义不在于文本呈现了什么，关键在于文本可能呈现什么。读者接受的过程是文本呈现的可能性通过主体的能动性最终得以实现的过程。传统文论历来重视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所谓“意境”的生成就是主体和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就小说的思想内容甄别展开对《金瓶梅》的伦理学批评，以社会接受的角度开始，但并未进入文学性和小说文体的基本规律，至文本呈现和读者解读并举才真正深入文学与小说。
虽然明代针对《金瓶梅》的批评有诸多不足，但值得重视的是仍有不可否认的积极意义。从感性认识出发的推介性批评促进了小说的传播，加快了小说从文人走向一般读者的进程，并为更广泛的解读文本提供了客观条件。从思想内容甄别出发的伦理学批评为小说批评引入了新的角度，较早地将小说解读自觉地与社会生活联系起来，为小说批评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理性基础。从康熙乙亥年(1695)张竹坡点评《金瓶梅》开始，《金瓶梅》批评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文学鉴赏和文学批评的观念在这里已十分明确和清晰。文学性的观念确立的过程中，小说自身的规律也与此进一步固定下来。一种相对成熟的小说批评就此展开了，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中确实离不开前一段时期的准备。尽管明代的《金瓶梅》批评无论从哪方面讲都不免幼稚，但作为一种较为成熟的批评的前期准备，从方法和思想上无疑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