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男人说曾经沧海难为水
时间：2019-02-11 05:46:5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竹山房》 小说主题 解读 摘 要：吴组缃短篇小说《�竹山房》，历来被认为是一篇反封建礼教的作品。立足于文本自身，从作家所讲述的故事内容及所营造的氛围、运用的意象入手进行分析，还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即其所着力刻画的二姑姑是一位至情至性、对爱情忠贞不渝的传统女性形象，文本以二姑姑的经历表达了对纯洁、真挚、永恒爱情的礼赞、向往和追求。
《�竹山房》是吴组缃20世纪30年代创作的一部短篇小说。历来的论者都认为这是一篇反封建礼教的作品。《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认为，“二姑姑守寡终身，为礼教殉葬，但内心藏有爱火。”{1}《中国现代小说史》对于小说主题，也提到了传统礼教对人性的吞噬{2}。《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言“批判了封建伦理对人性的戕害”{3}。
但事实上，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其意蕴往往是丰厚的。文学语言本身具有的一定模糊性、文学特殊的形象表达方式也使形象的含义含蓄、多义，富有弹性，加上作家思想的复杂及故意隐蔽或模糊其意义等原因，也导致作品意义的多义、含混与相对性，从而为作品的多种理解提供了可能。{4}何况，“某种意义上说，接受者对文学作品的理解总是一种‘误读’。因为它不可能与作者的原意完全重合，它总是作品潜在的多义性、不确定性的一种选择……”正如霍拉勃所言：“曲解――或径用布鲁姆自己的词汇：‘误解’――被看作是阅读阐释和文学史的构成活动。我们绝不可能像传统批评相信的那样去复述一首诗或‘接近’于它的本意，我们最多只能构成另一首诗，甚至这种系统的再阐述也总是一种对原诗的曲解。”{5}而从《�竹山房》文本本身来看，故事的叙述者“我”采取的始终是一种相对客观冷静的叙述姿态，基本不存在情感价值倾向。还有，小说中原有一个不被人注意的结尾:
朋友某君供给我这篇短文的材料，说是虽无意思，但颇有趣味；叫我写写看。我知道不会弄得好，果然被我白白糟蹋。十一月二十六日戏记
这段文字说明，《�竹山房》呈现的世界与现实生活之间并无对应的指涉关系。以上两点使文本的多角度解读成为可能。
文本说，“二姑姑的故事似一个旧传奇的仿本”，阿圆听了“感动得红了眼睛长叹气”，觉得“有趣得如同线装书中看下来的一样”。这些句子似乎更多地在暗示我们，《�竹山房》所描述的就是一个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
首先，根据文中所述，可从二姑姑一生的经历做一阐述。
二姑姑的恋爱。红颜时代的二姑姑有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那时，二姑姑是一位擅长女红、人人夸说的小姐，对方是一位聪明年少、叔祖常常夸说的门生，二人因为一幅大云锦上的蝴蝶刺绣结缘，两情相悦，以致私定终身。在此，作者只是粗略插叙了故事的蛛丝马迹，至于两人交往、感情发展的细枝末节却只字未提，以大量的留白给读者无穷想象的空间。这段情节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聊斋志异•连城》中，连城与乔生结缘的过程：“史孝廉有女，字连城，工刺绣，知书。父娇爱之，出所刺‘倦绣图’，征少年题咏，意在择婿。生献诗云：‘慵鬟高髻绿婆娑，早向兰窗绣碧荷。刺到鸳鸯欲断魂，暗停针线蹙双蛾。’又赞挑绣之工云：‘绣线挑来似写生，幅中花鸟似天成。当年织锦非长技，幸把回文感圣明。’女得诗喜，对父称赏。……生叹曰：‘连城我知己也！’”{6}二人遂因一幅刺绣成就了一段柔肠百结、生死难忘的爱情。而二姑姑与门生的关系也正指向这样一种相赏、相知、相恋的感情。再从男女主人公的恋情自身分析，二姑姑显然是冲破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传统思想观念，毅然决然选择了爱情，不惜以被“鄙夷”为代价。可以说，二姑姑的恋爱是超越尘俗的。
二姑姑的婚姻。一对有情人原本期望终成眷属的，孰料人生无常，“门生”在应考途中，船翻身亡。双飞燕顷刻变成了单栖鸟！十九岁的“绣蝴蝶的小姐”，“闻耗后”，毅然自缢！年轻的二姑姑信守爱情，渴望与恋人生死相随，在自杀不成、被人救起的情况下，继而心甘情愿选择以冥婚达成与所爱之人终结百年之好的夙愿，这对二姑姑来说，起码有着生未同衾死可同穴的一线慰藉和希望，恰似王实甫《西厢记》第四折所言：“想人生最苦离别，可怜见千里关山，独自跋涉……不恋豪杰，不羡骄奢；自愿的生则同衾，死则同穴。”文中说“少年家觉得这小姐尚有稍些可风之处”，这“可风之处”难道不是二姑姑的肺腑真情？
二姑姑的现实人生，是作者正面着意叙写的环节。二姑姑的生活，以“我”和阿圆的世俗眼光看来，一如她阴暗、凄苦、迟钝的脸庞，酸楚无比，可二姑姑正是用自己孤寂、漫长、艰难的一生来守候着她和“门生”曾经爱的约定：“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她信仰“真爱”，为“爱”而活，她人生的凄楚恰恰映照出她“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的执著。文末的“女鬼”情节说明，二姑姑虽然选择孤苦地度过一生，但她的内心依然憧憬着彩蝶双飞的美满人生，而“我”和阿圆就是这一理想的体现。所以，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这么说，“我”和阿圆的今天，正是二姑姑一生苦苦追寻的“明天”。对于“我”和阿圆，二姑姑流露出由衷的羡慕和向往。毕竟，幸福的爱情生活，是古往今来人们共同的追求。
至此，本文塑造了一位至情至性、对爱情忠贞不渝的传统女性二姑姑的形象。
其次，《�竹山房》以诸种经典意象的运用和典型环境的描写，营造出一种凄清冷艳、凄凉悲伤的情感氛围，为一段九曲回肠的爱情故事的展开起到了重要的点染烘托的作用。
本文有“诗味小说”{7}之誉，作者以散文笔法借意象和景物的渲染来塑造人物，文中的意象典雅、华美，与悲剧爱情的基调十分吻合。如文中两人约会之地是“太湖石洞中”牡丹花旁。这个场景的设置本身就指向一个浪漫的情境，预示了一段悲欢离合的故事的发生，并且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牡丹亭》中柳、杜遇合的某些情节，柳梦梅就是在花园太湖石下拾到杜丽娘的画像匣子的，而杜丽娘就葬在花园牡丹亭边。而牡丹，又是古今诗人吟诵不已的名花。唐皮日休《牡丹》云：“落尽残红始吐芳，佳名唤作百花王。竞夸天下无双艳，独立人间第一香。”牡丹的雍容、华贵、艳丽，衬托出约会之人情感的真挚、纯洁、热烈。再如二姑姑自缢之处是“桂花树下”。桂花也是中国古典文学中高雅的花卉意象之一，由于其“独占三秋压众芳”（吕声之《桂花》）的生长特性，无论在文学作品中，还是神话传说中，人们常常把它与月亮连在一起，所谓“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宋之问《灵隐寺》），“月宫秋冷桂团团”（边贡《嫦娥》）。桂花因为与月的这种特殊关系，具有一种凄清之美，与因痛失深爱而“自缢”的悲壮行为如此谐和，仿佛一支如泣如诉的乐曲，在哀叹“时不可兮骤得”。而自缢桂树下的二姑姑美丽的生命，还有她美丽的爱情，一如“暗淡轻黄体性柔”的桂花，“自是花中第一流”（李清照《鹧鸪天》）！
在诸多意象的运用中，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蝴蝶意象了。蝴蝶是中国古典文学中象征爱情的经典意象，代表双宿双飞、至死不移的深情。在小说中，蝴蝶意象贯穿二姑姑的一生。蝴蝶是当初二姑姑与“门生”爱情的信物，那时，灵秀聪慧的小姐绣制的五彩缤纷的美丽蝴蝶中，曾经寄托了少女多少的梦想和热望。而今，老迈跚颤的老妇也绣蝴蝶，然而，斯人早已溘然长逝，物是人非，庄周梦蝶，聊以自慰！所谓“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李商隐《锦瑟》），应该是二姑姑春心托蝴蝶吧。同时，文中的蝴蝶意象也因为梁祝的爱情悲歌而带有一种悲剧色彩，暗示了故事主人公曾经拥有快乐和最终不幸的命运，从而为后文埋下伏笔。
�竹山房是作者在小说中刻意描绘的环境，这是二姑姑生活的地方，山房内的一景一物，体现了二姑姑的生存状态。屋舍的高大、阴森，屋内的苔尘、霉气、燕子窝、悠悠的壁虎、蝙蝠，写出岁月的漫长、居处的荒凉、人生的孤寂。二姑姑说“姑爹每年都要回家一次”，还“三朝两天托梦”，兰花甚至说看见他（实际常听二姑姑说的）着“公子帽，宝蓝衫”常在园里走。二姑姑相信万物有灵，她的思想和意识自由地穿行于阴阳两界，她朴素真诚地认为，物我同一，阴阳无隔。既然阳世的“我”如此苦苦地思念着“他”，那冥间的“他”定然也同样深深地惦记着“我”！在二姑姑心里，她就从未与“门生”分开过，“邀月庐”――姑爹最喜欢的房间，是二姑姑依他的心愿刚修葺的，里面新崭崭的。屋里的陈设――檀木榻、围棋子、绣有《�竹山房唱和诗》及各色小蝴蝶的大锦屏、洪北江的对子、书桌……触目所及的一应都是“门生”的物品。这室内的摆设、屋外的修竹，加上墙外隐约可闻的响潭清水，显示出往日“门生”的高情雅趣。对深情的二姑姑而言，生活于其中，“门生”的气息随时随地都会扑面而来、如影随形，恰如林乔《爱的神话》歌词所言，二姑姑“从未感到过孤寂，绝没想到过放弃，哪怕生命消散轮回里，彼此心却已永世相依”！“门生”永远活在二姑姑的心中！在此，�竹山房不止是一个普通的居所，更是二姑姑精神和情感的栖息地。
综上所述，可以认为，作者借《�竹山房》表达了对一种纯洁、真挚、永恒爱情的礼赞、向往和追求。这样的情感，在世俗人看来，可能是那么不近人情和不可思议。然而，它却犹如天籁，让人放眼万里蓝天，心触云霄，无限高远；它又似黑夜烛火，使孤寂的人们充满安慰和温暖。二姑姑对爱情的坚贞守望，给走在路上的人们以勇气和希望。
作者简介：南瑛，文学硕士，陇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中文系讲师。
{1} 钱理群等：《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06页。
{2}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90页-第391页。
{3} 朱栋霖等:《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2000》（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65页。
{4} 童庆炳：《文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28页，第429页。
{5} 姚斯等：《接受美学与接受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49页。
{6}蒲松龄：《聊斋志异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12月版，第145页。
{7} 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9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