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曹禺戏剧中的女性形象及其“围城”下的反抗精神|曹禺戏剧中的女性形象
时间：2019-02-12 05:28:32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曹禺 女性 反抗精神 “围城” 摘 要:曹禺的戏剧塑造了许多耳熟能详的形象,特别对女性的悲剧命运寄予很大关注,通过“围城”意象压抑女性,又通过特定的出走情节,表现这些女性的反抗精神。
曹禺的戏剧在中国现代戏剧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中国戏剧发展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曹禺以他对社会现实的独特理解和感受,创作了一部部优秀剧作,塑造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特别是对妇女的悲剧命运,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抒发了他内心巨大的热情。曹禺笔下的女性形象,大多取材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生活,在此基础上再现各阶层妇女的悲剧命运。
曹禺笔下的女性形象大致分为三类:
一、受到新思潮的感染、时代的感召,勇于追求个性解放,开始觉醒,开始具有反叛意识的资产阶级新女性,如繁漪、陈白露、愫方、瑞贞等。
曹禺笔下的资产阶级知识女性,大都聪明美丽,并且有着较高的文化修养,她们受到“五四”新思潮的影响,追求自由平等,追求个性解放,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对幸福的爱情充满了渴望。然而,由于特定的历史环境和诸多复杂因素,她们被囚禁在不同的笼子里,成为男人的玩物和精神奴隶。
在《雷雨》中作为出走者的繁漪直接面对的是两个对手――周氏父子,繁漪的反抗活动也随之在两个层面进行。首先是她与周朴园的斗争,周朴园作为“围城”的统治者,他恪守传统的封建伦理道德和宗法观念,他要求繁漪恪守封建妇道,不允许有任何独立意志和情感要求,甚至连吃药和看大夫这些琐事,都不得有半点忤逆。在《雷雨》这个戏剧“围城”中,周朴园表面上看是丈夫,实际上他不但是经济政治上的统治者,而且也是家庭伦理观念和道德精神的统治者,繁漪名义上是妻子,实际上是被污辱被损害者。可是繁漪毕竟不是普通的旧式妇女,她受过良好的教育,受过“五四”新思想的熏陶,她想冲破沉闷封闭得像牢狱的周公馆,重新获得独立的人格和尊严,于是她开始了悲剧性的反抗活动。其次是她与周萍的抗争,周萍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围城”的统治者,可是他与父亲一样奉行着同样的伦理道德,同样以一种封建妇道去约束繁漪这个追求个性独立和个人幸福的“半新不旧”的女性,而对周萍的始乱终弃,她开始了毁灭性的反抗,她当着周鲁两家人的面,撕下了周氏父子所谓的礼义道德和伦理规则的假面具,同时也揭露出了周萍和四凤的兄妹乱伦关系,导致了
周萍、四凤和周冲的毁灭,在如此巨大的灾难性打击下,繁漪也精神失常了。由此可见,繁漪的反抗和挣扎最后是以毁灭和失败而告终的。
繁漪反抗失败的原因在于:《雷雨》中“围城”的统治者是周朴园,统治“围城”的两大规则是等级制度和血缘伦理,虽然繁漪的反抗是坚决勇敢的,她甚至不惜以乱伦来破坏周朴园所代表的封建伦理秩序的“围城”,可是她却把“眼神闪烁着迟疑、怯弱同矛盾”的周萍当作自己的拯救者,她厌恶周朴园控制下死气沉沉的家庭监狱,可是却非常赞成主子和下人之间不可逾越的等级秩序,她不知道正是等级制度使周公馆成为监牢的,她从未真正反抗过造成她个人生存悲剧的等级制度,这正是她的矛盾之处。她的生存悲剧是由等级制度所形成的“围城”造成的,可是她在反抗之中又赞成和维护着这个封建的“围城”,她越是拼命挣扎,越是加固这个“围城”的统治,由此注定她所有挣扎都是徒劳的,最终她不但没有走出“围城”,反而给自己和周鲁两家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
陈白露是曹禺笔下的又一知识女性,她在污泥中挣扎又苦于难以自拔。她曾经受过“五四”思潮的影响,热情而富有幻想,为追求个性解放,只身闯进光怪陆离的社会,当上了交际花,被潘月亭等黑暗势力所包围,奇特的生活经历使她的性格极其复杂。在物质上,她过着醉生梦死、花天酒地的生活。她不甘堕落,具有善良的一面,也有一定的正义感。当孤女“小东西”受到黑三的迫害时,她冒着风险去救“小东西”,因而她和淳朴、正直的方达生保持一定的感情联系。她憎恨潘月亭之类的人物,特别是救“小东西”一事,更表现了她的善良和强烈的正义感。潘月亭的破产,使她断绝了经济来源,最后她在精神崩溃和债务逼迫下怀着矛盾、痛苦的绝望心情,在日出之前服药自杀。陈白露的悲剧,是旧中国黑暗的社会造成的,特别是罪恶的卖淫制度,使她一步步陷入悲剧的深渊,她的一生是被金钱统治的旧世界吞噬掉的。
在愫方和瑞贞的出走过程中,瑞贞起着主导者的作用,瑞贞是曾家这个“围城”里地位最低的人,她要忍受“围城”的统治者曾皓和婆婆曾思懿的压制,还要忍受丈夫不爱自己的婚姻悲剧,但是她在这些压力面前没有失去个性,她处境的悲惨、坚定的反抗以及“革命党朋友”的引导最终促使她成功地走出了“围城”,走向了“明朗的天”,并说服愫方与她同行。与瑞贞相比,愫方的出走成功则显得出人意料,在《北京人》的前半部分,愫方给人的印象是逆来顺受、缺乏反抗的精神和力量,她对曾文清的爱情支撑她留在曾家并默默地承担着生活的苦难,随着剧情的发展,她最后明白曾文清只是个无用的废人,在瑞贞的鼓励下,她义无反顾地走出了曾家。随着瑞贞和愫方的成功出走,曾家这个封建衰败的“围城”也土崩瓦解了,曾文清自杀,曾皓失去了自己生活的唯一希望――棺材,出走者充满希望的未来与守城者的毁灭性结局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曹禺在描写这些女性身上坚强的反抗性的同时,也描写了她们身上存在的种种弱点。对繁漪和陈白露来说,表面上看她们的反抗意识非常强烈,其实在她们的心理深层却对男性有着强烈的依赖感,这种对男性的依赖,导致了她们出走的失败。支撑繁漪走出“围城”的意念是对周萍爱情的争取,可是周萍却是个精神颓废的“生命的空壳”,她的出走是失败的。陈白露厌恶自身的生活,可是她却不得不在精神上依赖方达生,经济上依赖潘月亭,她最后无法摆脱这些依赖,也就不可能成功出走,不能勇敢地脱离旧家庭的束缚,走出旧的营垒,获得新生。
二、旧中国受奴役和凌辱的劳动妇女,如侍萍、四凤、小东西、翠喜、花金子等。
曹禺笔下的劳动妇女身上也或隐或现地蕴藏着与命运抗争的力量,但由于时代、思想、处境等的局限,她们与知识女性在认识和力量上有所不同。鲁侍萍三十年前与周家大少爷周朴园相爱,并生下两个儿子。这就注定她一生的悲剧,她不得不离开满周岁的大儿子带着生下才三天的二儿子离开周家。侍萍抱定一个“远害”的思想,三十年来,她虽三次嫁人但独立谋生,可三十年后她的女儿四凤恰恰陷入了她陷入过的“黑暗的坑”,和同母异父兄周家大少爷周萍相恋并怀孕,侍萍从济南来天津看女儿,得知亲人竟然都在给自己的冤大头周家干活,她和周朴园相见后拒绝周朴园的施舍,毫不犹豫地撕毁周朴园的支票,坚决要从周公馆带走四凤。这些都有力地说明了鲁侍萍对命运刚强不屈、对拥有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两重性的统治阶层勇于抗争的性格。
鲁四凤对待爱情不像她母亲那么执著和勇敢,却同样有着坚信爱情高于一切的信念,虽然说她重蹈了母亲的覆辙,但却和她母亲不一样,她是一个脆弱、柔情的女人,在一切恩怨中,她只是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人。一切的悲剧又重演,四凤没有勇气去反抗她所谓的命,加上她有着主仆相恋不道德的意识,她的思想和自由受到当时的环境、年代、背景的束缚,所以,她一方面沉浸在与周萍甜蜜的爱情中,另一方面感觉到一种隐患的存在,她心里并不踏实,并不安然。可怜四凤在偶然中得知一切真相,这太出人意外,以至于她在雷雨中,毅然跑出周家大门,被雷电无情地夺去了无辜的生命,而且是一尸两命,让《雷雨》在凄美的氛围中拉下帷幕。四凤是《雷雨》中最可怜的人,到头来一无所有,还牺牲了自己甚至自己骨肉的生命来挽救这场恩怨纷争。她是三十年恩怨情结的牺牲品,她也是爱情悲剧的牺牲品。
为何有情人不能终成眷属,先是鲁侍萍与周仆园,再者是四凤与周萍,为何最后单纯无辜的周冲和四凤惨死在雷电交作的风雨之夜,周萍开枪自杀,繁漪精神失常而周朴园却健在,好像是命运使然,但这也正揭露了封建传统文化讲究出身门第与等级的虚伪和残酷,同时从伦理道德的善恶冲突中,揭示那个社会对人的自由意志的摧残,暴露道德恶对人性善的毁灭,进而激起人们的反思和求索。
在《日出》中,翠喜和小东西是“可怜的动物”,在人间地狱里讨生活。翠喜以前曾经红过,现在人老珠黄,为了生活不得不在人肉市场上默默地干她的营生。她的遭遇非常悲惨,丈夫是个瘸子,婆婆瘫痪在床,两个儿子生下来就是瞎子,这是妓女职业给她带来的祸害,令人感动的是她那样的处境还对小东西无比关心,可见翠喜有一颗金子似的心。而小东西是一个父母双亡的孤女,才十五六岁,因不愿意遭受金八的凌辱和蹂躏,打了他两巴掌,被送到保和下处。她宁死不屈,最后自杀了。小东西是在那个“损不足而奉有余”的社会里最黑暗的一个角落最需要阳光的一个典型。小东西的死正是那个社会强大的黑暗势力摧残扼杀脆弱可爱的年轻生命的铁证。
《原野》的主人公仇虎的父亲被恶霸焦阎王毒打活埋,妹妹被抢走卖到妓院,自己被打瘸了腿投进大牢,焦阎王烧了他家的房,抢了他家的地。八年之后,仇虎从狱中逃出,到焦家复仇。剧作就从这里开始。故事发生在一个孤零零的房子和一片黑森林中,作者通过表现主义方法的渲染,使这座老房子和这片黑森林成了《原野》中“围城”的象征,“围城”的统治者焦阎王虽然已经死去,可是他却像金八一样,成了“无为而无不为”的统治者,仇虎具有强烈的复仇愿望和反抗态度,仇虎不平于报仇对象的消失,他难忘八年来的血海深仇,于是就援引了封建伦理中“父债子偿”的律令,准备杀死焦阎王的儿子焦大星,可大星是仇虎儿时的朋友,他善良而懦弱,没有做过对不起仇虎的事,还对仇虎推心置腹,亲如兄弟。于是仇虎在善良天性和封建伦理规范之间犹豫不定。最后仇虎还是亲手杀死了焦大星,又借焦母之手杀死了焦大星的儿子小黑子。仇虎成了杀人凶手,他寻找种种理由支持自己的做法,但依然受到良心的强烈谴责,终于陷入了良心的迷狂状态,最后也自我毁灭。其原因同样在于他无法摆脱“围城”世界对他精神的奴役和控制,他复仇的逻辑仍然是按照“围城”的道德伦理规则进行的,仇虎回来之后,金子从以前的忍辱屈从变为坚强的反抗,使得狠毒的婆婆无计可施,而导致金子转变的原因就是建立在她与仇虎的出走计划上的。花金子是《原野》全剧人物系统中最值得称道的形象,实际上是作品里的中心人物,她和戏中出场的所有人物都发生着纠葛,并且展开了一系列或大或小、或尖锐或平缓的斗争,从而使她的性格得到了多侧面的表现,具有真正的立体感。剧作通过描绘她对爱情自由和幸福的热烈追求,对焦阎王一家的特殊反抗方式以及她与仇虎悲欢离合的遭遇,生动地刻画了她的性格:她俏丽而又泼辣,妩媚而又刚烈,同时又不失温柔和纯真。剧作还表现了她在仇虎复仇斗争的启示下,从不自觉到自觉地参加到反抗斗争的行列,在斗争中由不觉悟到觉悟又展示出她多侧面的丰富的内心世界。金子的形象像万花筒一样绚丽多彩,她魅能魅得人魂飞,泼能泼得人心惊,刚烈像一团火,纯真像一块金。她是一杯浓烈的酒,一丛艳丽的野玫瑰,原野上吹过的一阵风,山涧里流过的一道清泉。总之,金子是“一个独具魅力的旧中国(20世纪)20年代的小媳妇”。
在封建道德秩序中,女性应该是逆来顺受的,可是曹禺却赋予了她们坚定的意志、勇敢的反抗精神,并且通过特定的出走情节把反抗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而在他笔下,一直都有着“围城”的象征与意象,压制着这些女性的精神与灵魂。
三、凶悍、奸诈、自私的旧家庭中的妒妇形象,如曾思懿、焦母等。
《北京人》中“围城”的统治者是正在丧失权力的曾皓,曾皓贯穿始终的戏剧动作是保住自己那口“棺材”,反复出现的“棺材”意象显示了他的窘迫处境,以及他所控制的“围城”行将没落和毁灭的结局。尽管如此,“围城”里依然延续着封建的伦理道德,延续着人与人之间曾经有过的占有关系。儿子曾文清骨相清奇,能诗善画,但丧失了生存能力,不敢爱,不敢恨,最后自杀了。他的妻子曾思懿作为这个家庭的长房媳妇,她要用自己的力量维护这个即将崩溃的封建大家庭,同时还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她在与老太爷曾皓、与江泰、与愫方争斗的过程中显示了自己的精干才能和凶悍奸诈的内心世界,可最终她却失去了自己的丈夫、儿子和儿媳,她反抗“围城”的悲剧性结局是显而易见的,原因同样在于曾思懿在抗争的时候依然信奉封建式的人与人的占有关系,坚守封建的等级秩序,她对待儿子和儿媳的态度也是一种对待被占有物的关系,她所依赖的“围城”秩序,决定了她同样无法走出这个“围城”。
由此可见,繁漪、陈白露和曾思懿无疑是曹禺戏剧中悲剧色彩最为深厚的一群人,她们企图在一个封闭的“围城”中拯救自己,却又总是在挣扎中顺从了这个封闭的“围城”的规则,她们无法走出这个封闭的“围城”,最后只能与这个黑暗的“围城”同归于尽,她们的反抗最终是失败的。
《原野》中瞎子焦母阴险刻毒、洞若观火,她刻骨铭心地爱着儿子焦大星,以至于把这种爱转化成对儿媳花金子的嫉妒和恨,花金子也以疯狂的仇恨反抗着焦母。在爱与恨的交织中,挣扎着的生命被扭曲、被异化。
戏剧大师曹禺,给我们塑造了众多的光彩夺目的女性形象,每个形象都有独到的艺术魅力。这都和他丰富的生活经验、严谨的思想修养、高深的文字功底分不开的。他在旧家庭旧时代大厦将倾之时,对不同阶层、不同处境的妇女的痛苦和挣扎进行细致的描写,塑造出了繁漪、陈白露、愫方、曾思懿等不朽的艺术典型,给我们留下美的享受和深深的思索。
作者简介:毕静枝,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文学。
参考文献:
[1] 《雷雨》,见《曹禺文集》第一卷,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
[2] 《日出》《原野》《北京人》,见《曹禺经典作品选》,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版。
[3] 王泽龙,刘克宽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4] 潘克明编著:《曹禺研究五十年》,天津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