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婉转曲折 辞简意深] 婉转曲折
时间：2019-02-12 05:39:14 来源：千叶帆 本文已影响人
关键词:《左传》 谏说辞令 特色 摘 要:《左传》的谏说辞令描写同它的外交辞令描写一样,体现出高超的语言技巧。本文对其谏说辞令进行分析,认为谏说辞令的婉转曲折、辞简意深具体表现在旁敲侧击、曲折示意;引经据典、说服力强;运用概念、透彻新巧等方面。
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编》中提出:“吾国史籍工于记谏说者,莫先乎《左传》”,这揭示了《左传》记载包括谏说辞令在内的人物语言时的精细传神的特点。《左传》的谏说辞令与其外交辞令一样,是全书诸多内容中极辉煌绚丽的部分。这些谏说辞令富有文采,能够切合说话者所处的环境和地位,表现出人物的性格、教养及当时的心情,从而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色。
《左传》的谏说辞令,往往是谏说者运用旁敲侧击进行谏说,表现为以事为喻、讽以微言来曲折表达己意。
以事为喻就是用事物的比喻说明问题。《左传》谏说辞令中的比喻常以生活中习见的事物、现象或熟语作为喻体。例如《左传•襄公二十八年》记载:
崔氏之乱,丧群公子,故 在鲁,叔孙还在燕,贾在句渎之丘。及庆氏亡,皆召之,具其器用,而反其邑焉。与晏子邶殿其鄙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独弗欲?”对曰:“庆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无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恶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为之制度,使无迁也。夫民,生厚而用利,于是乎正德以幅之,使无黜 ,谓之幅利。利过则为败。吾不敢贪多,所谓幅也。”与北郭佐邑六十,受之。与子雅邑,辞多受少。与子尾邑,受而稍致之。公以为忠,故有宠。
这段辞令就是齐景公嘉奖晏子,赏他六十邑,但他不要。这不是因为他不愿富,而是因为他从崔氏之乱总结了一条教训:“利过则为败。”因此他不受邶殿之邑,“非恶富也”,“恐失富也”。他认为富就像布匹一样有它的幅度。给布规定一个幅度,是为了使它保持不变。老百姓都想生活资料丰厚,钱财富余。在这种情况下,就要端正其德行加以限制,使他不要无所约束。晏子就是用生活中常见的事物布匹有一定的幅度作比喻来对齐景公论理的。又如《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
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后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实不才,若果行此,其郑国实赖之,岂唯二三臣?”
对于百姓议论国政该怎么对待,有人害怕议论,主张采取措施加以制止。子产却认为从百姓议论可以了解到百姓的好恶,从而对百姓所喜欢的事就坚持实行,对百姓厌恶的事就加以改正,这样政与民相结合,就能得民心,国家得以巩固。对于制止百姓议论政治的做法,子产认为“然犹防川”,即以防川这一常见的自然现象来比喻防民之口,说明了一个深刻的哲理问题。至于以熟语作为喻体来进行劝谏的,如《左传•宣公十一年》记载:
(申叔时)曰:“夏征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讨而戮之,君之义也。抑人亦有言曰:‘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牵牛以蹊者,信有罪矣;而夺之牛,罚已重矣。’诸侯之从也,曰讨有罪也。今县陈,贪其富也。以讨召诸侯,而以贪归之,无乃不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闻也。反之,可乎?”对曰:“可哉!吾侪小人所谓‘取诸其怀而与之’也。”乃复封陈。
鲁宣公十年,陈国发生了夏征舒弑陈灵公的事件。十一年,楚庄王平陈之乱,杀死了夏征舒,随后顺势灭陈,使之沦为楚国的一个县。楚大夫申叔时认为庄王的行动已经远远超过了平乱的范围,不值得称道,于是君臣二人之间发生了以上的这段对话。申叔时在劝谏中连用了两个比喻,一是以熟语中的谚语“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比喻庄王对陈国的过头行动;一是以熟语中的谚语“取诸其怀而与之”比喻恢复陈国将有恩于人而无损于己的道理,都非常贴切、生动、形象。庄王所以能够接受申叔时的进谏,这两个比喻所起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为何在进谏、说理的过程中会经常运用比喻的修辞手法呢?笔者以为归根结底还是受社会等级身份制度制约的结果。因为为了维护森严的等级身份制度,谏礼就明确地规定劝谏必须用委婉的方式进行。而比喻的理论架构,是建立在心理学的“类化作用”的基础上――利用旧经验,以易知说明难知,以具体说明抽象,使人在恍然大悟中理解谏说者设喻的巧妙,从而产生满足与信服的快感。也就是说,比喻本身就正好具备谏礼所要求的委婉曲折的风格特征。因此,谏说中所以会大量地以事为喻,是有其必然原因的。
值得一提的是,比喻虽然具备委婉曲折的风格特征,但并非万能的钥匙,只要尊长者不愿听谏,谏说者即使是非常恰当的比喻也不能达到进谏效果。如《左传•僖公五年》记载:
晋侯复假道于虞以伐虢。宫之奇谏曰:“虢,虞之表也;虢亡,虞必从之。晋不可启,寇不可玩。一之谓甚,其可再乎?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公曰:“晋,吾宗也,岂害我哉?”对曰:“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嗣。虢仲、虢叔,王叔之穆也;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何爱于虞?且虞能亲于桓、庄乎?其爱之也,桓、庄之族何罪?亲以宠逼,犹尚害之,况以国乎?”
鲁僖公五年,晋侯再次向虞国借路去攻打虢国。宫之奇劝谏虞公,说明虢国是虞国的外围,虢国灭亡,虞国必定跟着完结,宫之奇用了熟语中的成语“辅车相依,唇亡齿寒”为喻体来说明虞国、虢国的关系,这个比喻不能说不贴切,不形象。但宫之奇劝谏最终未能成功,就是因为虞公“不听”,即心里不愿听从。
讽以微言就是不直接回答被谏说者提出的问题,只是指出一些细小平常的事情作为提示。这样通过以小见大,往往能达到直言相谏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如《左传•僖公二十五年》记载:
晋侯问原守于寺人勃 ,对曰:“昔赵衰以壶飧从,径,馁而弗食。”故使处原。
鲁僖公二十五年,晋文公攻取了原国,向寺人勃 征求守原的人选,勃 认为赵衰是合适人选。晋文公当年在国外避难期间,赵衰是最重要的随从之一。在长达十九年的流亡生活中,他对晋文公行进的路线、外交及夺取君位的策略等重大问题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这些功劳勃 都没有提及,只是把一次赵衰迷路后宁可挨饿也没有动用替文公提着的饭食这件小事讲了出来。困境中最能反映出一个人真正的品德,勃 所讲的事情虽然微乎其微,但却充分表现了赵衰廉洁自律、忠于君上的精神,因此晋文公是听从勃 的微言,当即作出了使赵衰守原的决定。
《左传》的谏说辞令,谏说者引经据典主要表现为引言说理、举史壮论。引言说理就是引用古诗、文、名言等作为重要论据以助成其说。《左传》谏说辞令中引用最多、最频繁的是《诗经》,另外还引《尚书》《礼记》等。《诗经》不仅是谏说者政治修养的体现,也是辞令达到合礼、典雅、含蓄的重要因素之一。如《左传•宣公二年》记载:
(晋灵公)曰:“吾知所过矣,将改之。”稽首而对曰:“人谁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诗》曰:‘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夫如是,则能补过者鲜矣。君能有终,则社稷之固也,岂唯群臣赖之。又曰:‘衮职有阙,唯仲山甫补之’,能补过也。君能补过,衮不废矣。”
针对晋灵公不行君道,两位大臣赵盾和士季想要进谏。谏前他们都做好了准备死的打算,但为了不至于因同时死而无人继续进谏,两人决定一先一后进行劝谏。士季先行。晋灵公知道他要进谏,在无可回避的情况下,灵公未等士季开口,就抢先说:“我知道我犯的错误了。”意思是想把士季挡回去。面对这种局面,士季先接过灵公的话,以是人都会犯错误的话原谅他一步,然后对他“将改之”的许诺作一肯定,称赞这是一件大好事。其实士季明白,灵公的“将改之”是假话,是想敷衍人,他根本不想改。但士季不能直言指出,只好采用引诗的方法,先摆出生活中常有的一种情况:“靡不有初,鲜克有终。”然后又含蓄地说:从《诗经》这两句话看,能弥补过错的人是很少的。这就从暗中对灵公“将改之”的话表示了不信任。士季又怕灵公觉察出他的不信任,所以又赶忙补充了一句:你是能改过的,而且你改过,对于群臣,对于国家都有好处。最后,士季再次引诗,意在表明自己是像仲山甫帮助周宣王补过一样,对你劝谏的。士季的谏言,虽寥寥数语,却通过引用《诗经》中的话语而曲折尽意。
举史壮论就是引用历史事实作为证据以增强谏说的说服力。在《左传》谏说辞令中,引用史实时对其内容往往有较详细的叙述,这也是形成《左传》文势舒缓的原因之一。例如《左传•昭公四年》记载:
(楚子)使椒举如晋求诸侯,二君待之。……晋侯欲勿许。……公曰:“晋有三不殆,其何敌之有?国险而多马,齐、楚多难,有是三者,何乡而不济?”对曰:“恃险与马,而虞邻国之难,是三殆也。四岳、三涂、阳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险也,是不一姓。冀之北土,马之所生,无兴国焉。恃险与马,不可以为固也,从古以然。是以先王务修德音以亨神人,不闻其务险与马也。邻国之难,不可虞也。或多难以固其国,启其疆土;或无难以丧其国,失其守宇,若何虞难?齐有仲孙之难,而获桓公,至今赖之。晋有里、平之难,而获文公,是以为盟主。卫、邢无难,敌亦丧之。故人之难,不可虞也。恃此三者,而不修政德,亡于不暇,又何能济?君其许之!纣作淫虐,文王惠和,殷是以陨,周是以兴,夫岂争诸侯?”乃许楚使。
鲁昭公四年,楚灵王想拉拢几个小国结盟,自为盟主。因为晋、楚于几年前在宋国订立过盟约,两国有大事应该互相通报,所以楚灵王派椒举赴晋,去征得晋国同意。楚国拉拢诸侯,实际上是要动摇晋国在诸侯中的地位,与晋分庭抗礼。晋平公当然不会答应。他认为晋国凭借着国险、多马以及齐、楚多难,就可以与楚相争,可以稳坐霸主的宝座。晋大夫司马侯不这么看,他认为晋侯所倚仗的“三不殆”,恰恰是“三殆”。他举出最有说服力的历史事实。首先,他举出四岳、三涂等天下极险要之地,晋国的地势无法与之相比,但这些地方也从来不为一姓占有,兴亡更迭,自古已然。以此说明险要不足据。其次他又举盛产马匹的冀北之地,从未有国兴建,说明多马不足恃。再次,他以当年齐、晋历难而成霸业,卫、邢无难而亡于敌的史实,说明邻国之难不一定是坏事,齐、楚虽然有难,于晋亦无利。最后,司马侯又借殷周兴亡的更替,指出国家盛衰的关键所在。总之,司马侯所举四个史实充分有力地证明光靠有利的客观条件而不修政德,则难免灭亡,使晋侯改变错误的认识。
《左传》的谏说辞令,谏说者往往借助概念进行谏说,主要表现为澄清概念、巧换概念。澄清概念就是谏说者能明辨一些关键概念,从而使得谏说深刻,透彻。例如《左传•隐公三年》记载: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宠而好兵,公弗禁。庄姜恶之。石 谏曰:“臣闻爱子,教之以义方,弗纳于邪。骄、奢、淫、 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过也。将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犹未也,阶之为祸。夫宠而不骄,骄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 者,鲜矣。且夫贱妨贵,少陵长,远间亲,新间旧,小加大,淫破义,所谓六逆也,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所谓六顺也。去顺效逆,所以速祸也。君人者,将祸是务去,而速之,无乃不可乎?
卫庄公对州吁以宠为爱,石 对此指出了什么是“爱子”。石 认为,“宠子”不等于“爱子”,有正确的道理和规矩教育孩子,不让他走上邪路,这才是真正的爱子。像卫庄公那样宠子,纵子骄奢淫逸,只能使他走上邪路。石 从常理和礼义两方面做了分析,说明宠子必然生祸,真正爱子就应该趁早除掉祸根,从而阐明什么是“爱子”,使得谏辞有很强的说服力。
巧换概念是谏说者思路新巧,见解独特地转换一些关键概念,使得对问题有个新巧的理解。例如《左传•隐公元年》记载:
遂 姜氏于城颍,而誓之曰:“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既而悔之。颍孝叔为颍谷封人,闻之,有献于公。公赐之食,食舍肉。公问之。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公曰:“尔有母遗, 我独无!”颍考叔曰:“敢问何谓也?”公语之故,且告之悔。对曰:“君何患焉?若阙地及泉,隧而相见,其谁曰不然?”公从之。
鲁隐公元年,颍考叔听说郑庄公因怨恨其母支持其弟叔段谋反,在平了叔段乱后,把其母姜氏流放城颍,并对她发誓说:“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意即不死不相见,则“黄泉”就是指人死后埋葬的地穴。后来郑庄公后悔了即想见母亲,却苦无一个悔誓的良策。对此,颍考叔倒有妙法,他向郑庄公献策:“不及黄泉,无相见也”,那就是“及黄泉,可相见”,那郑庄公就叫人挖个渗出地下泉水(黄泉)的隧道,与太后在隧道里相见,就没有违背誓言。颍考叔就是巧妙地把“黄泉”的概念即人死后埋葬的地穴转换成地下泉水,寥寥数语,说得郑庄公如梦初醒,当即行事,会见了母亲。
总之,《左传》的谏说辞令作为中国传统等级社会中的一种言语现象,其风格特色是鲜明的,对后世的言语交际的影响是深远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左传》的谏说辞令所表现出的辞令技巧对于今天构建和谐的人际、国际关系有着极好的借鉴作用。
(责任编辑:古卫红)
作者简介:查清兰,硕士,江西科技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查清平,江西九江星子一中语文教研组教师。
